“品”即品鑒、品評、品藻，以分別格調的雅俗、水平的高低、境界的高超與否。通過評論，以定等級，是古代文藝批評的重要方法。其法濫觴于漢代品第人物之風。漢末以來，“清議”流行，《漢書 ·古今人表》以九品論人，士人致仕，每以此為途徑，“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稖猛畬W術論文集》中亦謂： “溯自漢代取仕，大別于地方察舉，公府征辟，人物品鑒，遂極重要，有名者入青云，無聞者委溝壑”。延至魏晉時期，品評人物一時蔚然成風，定 “九品中正制”,以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三品以別等級，據《通典·選舉典》中記載，當時： “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鑒識者為之，區(qū)別人物，第其高下?！庇捎谑艿焦糯軐W思想的影響，當時品評人物的最高標準是“中庸”。這種思想在劉劭 《人物志》中被體現(xiàn)出來，其曰：“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為，故調成五材，變化應節(jié)。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聰明?！?br>魏晉之間人物品藻的審美方式對我國古代的文藝評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這種審美思想的直接熏陶下，鐘嶸的《詩品》、謝赫的 《畫品》、沈約的《棋品》以及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等無不滲透著這種審美方式。同樣，這種風氣也影響到書法藝術的批評領域。最早出現(xiàn)的是南朝時期的袁昂 《古今書評》和庾肩吾的 《書品》,他們基本上承襲了魏晉以等級論人的風氣。至唐朝時，由于書家迭出，高手如云，各種風格爭奇斗艷，以等級劃分的批評方法已不能適合時代的需要，李嗣真首先在《書后品》中提出 “逸品”的概念； 至中唐開元時，張懷瓘又在 《書斷》中添置 “神”、“妙”、“能”三品；其后，竇蒙在 《述書賦·語例字格》中對各種風格作了扼要的描述，于是時風為之一轉，在書法評論中溶入了品格的因素，賦予了書法藝術在品格上的獨立的審美境界，開辟了新的審美領域。至明代時，項穆在《書法雅言》中，又別開生面，將書法列為正宗、大家、名家、正源、傍流五品，基本上沿襲了唐人的方法。及至清代包世臣又在《藝舟雙楫》中添一 “佳品”于 “能品”之下，以 “品”別格調雅俗的批評方法便一直流傳到清代末年。

孫過庭 《書譜》

作為書法藝術相對的品評標準，總的來說，不外乎二個方面：即技巧的高低和格調的雅俗。前者偏重于技巧和功力，后者偏重于意境和神情。從品評的方法來看，由于前者偏重于形象，后者偏重于內質，因此，前者偏于局部的具體分析；后者偏于整體的抽象品味，一虛一實，構成了我國書畫藝術傳統(tǒng)的審美和批評方法。
我國歷代書法批評家都是十分重視一個藝術家的人品。他們認為評論書畫藝術的最高標準不單純是技巧，而主要是作品的格調，就好比評論一個人一樣，一個體態(tài)完美、五官勻稱的人，雖豐姿俱全，但他如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則仍為人們所不齒。最主要的還是要看這個人內在的氣質、修養(yǎng)、個性、性情，以及由此而表現(xiàn)出來的風度和神采，盡管每個人的面目不一，但只要具備這種內質的美，便可以成為一個“上品”的人。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品格”是文藝評論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審美標準，這種在品格上以別高低雅俗的批評方法，對于今天來說，仍具有十分深刻的現(xiàn)實意義。
前人在品評書法藝術時，以高度簡練的語言，意味深長的筆調，形象生動的比喻，貼切地評論和闡述了各種風格美。他們運用了比擬、暗示、形容、對比、借喻等各種手法，對審美感受的復雜、細膩、多樣而難以言傳的微妙特征，作了深刻的描述，給人以回味無窮、流連忘返、咀嚼不盡的意味。一個批評家，要能夠獨具慧眼，洞察精微，一下子抓住審美對象的本質特征，十分精確地概括出審美對象的風神，這就需要一個評論家具有很高的審美能力和表達能力。
人格化的比喻是古人最為常用的品評方法。如袁昂在《古今書評》中評論王羲之的書法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辟澷p了他的書法就好比東晉謝安的子弟那樣，有一種風流倜儻的氣息。他又評論蔡邕的書法“骨氣洞達，爽爽有神”,薦揚了他的書法以骨力見勝，有神采照人的風度。《唐人書評》以“荊卿按劍，樊喻擁盾，金剛嗔目，力士揮拳”來比喻顏真卿書法忠義雄偉的氣勢。人格化的品評，古人還運用借喻和暗示的方法，一語雙關，言外有意，寓貶于褒，耐人尋味。如蘇軾評論蔡邕的字如“少年女子，體態(tài)嬌嬈，行步緩慢，多飾繁華”,既贊美了其精麗嫵媚的一面，又暗示了蔡邕的書法缺少一種雄杰豪放的氣度。又如米芾評論歐陽詢的楷書如 “新瘥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苦”,暗示了歐楷過于嚴謹而缺少一種瀟灑自然的氣息。明代王世貞評論歐陽通的《道因法師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既褒其品高，又貶其寒瘦，寥寥八字，將小歐的神態(tài)呈露在讀者面前。古人還常常借用了比擬的方法，如徐有貞評元代楊維楨的行草如 “大將班師，三軍奏凱，破斧缺戟，例載而歸”,十分形象地比擬了其書放軼不拘而以氣勢相勝的風格。前人還經常借用人格化的比喻來批評某一書家，如李后主譏評顏真卿的楷書粗魯如“叉手并腳田舍漢”,康有為譏評董其昌的行書靡弱如“休糧道士，神氣寒儉；局促如轅下駒，蹇怯如三日新婦”,盡管這種批評帶有個人的好惡，但這種人格化的批評方法在古代書法評論中可謂比比皆是。
借用自然美來比喻書法也是古人常用的品評方法。如蕭衍《古今書人優(yōu)劣評》評王羲之行書如 “龍?zhí)扉T，虎臥鳳闕”,比喻其書寓沉著于痛快、含剛健于柔和的雄逸之美；袁昂 《古今書評》以 “龍威虎振，劍拔弩張”形容韋誕書法的壯美；以“插花美女，舞笑鏡臺”形容衛(wèi)恒書法的優(yōu)美；以“歌聲繞梁，琴人含徽”比喻皇象書法的韻律之美；以“飄風忽舉，鷙鳥乍飛”比喻索靖書法的生動之美。黃庭堅評米芾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生動地比喻其迅疾有力的筆勢； 《宣和書譜》“……驚蛇走虺，驟雨狂風”形象地比喻懷素草書奔放峻邁的氣格；宋濂評論張旭的草書 “出幽入明，殆類鬼神雷電，不可測度”,暗示了張旭草書有著一種波譎云詭、變化莫測的體勢。又蘇東坡嘗與黃山谷論書，東坡論山谷書“幾如樹梢掛蛇”,黃山谷則反譏東坡書似“石壓蝦蟆”。此雖為二人笑談，但亦確將二公書法形體的特征作了形象的比喻。這種借用自然界中一切動靜的事物來比喻書法，不但見于風格的品評之中，亦滲透在書法藝術的技巧之中。
“對比”,也是古人評論書法時常用的品評方法。如庾肩吾《書品》中評論王羲之書法時，以工夫和天然作為審美標準，將他與漢末的張芝、曹魏的鐘繇進行對比，其曰：“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鐘，工夫過之。”既突出了鐘繇的自然美和張芝的人工美，又突出了王羲之自然、人工兼而有之的特色。又例《宣和書譜》在評論歐陽詢和虞世南的書法時，運用了對比的手法，其曰： “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為優(yōu)”。又例莫云卿在評論褚遂良的楷書時曰： “褚法出入鐘王，古雅絕俗，風流綽約”。通過對比，反托出褚書的瀟灑風度。
古人在品評書法時，還直接抒以風格的含義，如褒以含蓄蘊藉、平和簡靜、峻利爽灑、沉著痛快、婉麗清逸、秀媚雅逸、跌宕灑脫、縱橫舒展、豪放豁達、嚴謹矜持、平淡自然、精細沉密、蒼勁醇古、肥勁豐腴、清勁瘦硬、雄強恣肆、敦厚樸實、溫潤靜穆等詞；貶以甜、邪、俗、賴、粗厲強橫、魯莽率略、淺陋卑弱、肥溷穢濁、光怪陸離等詞。
風格品評的審美標準雖因時因地而異，但古人以“五品”以別品格之高下，這種品評方法，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遺憾的是前人在鑒評作品時，并沒有對 “五品”的真正含義加以理論上的闡述，為了使讀者能對“神、逸、妙、能、佳”五品的真正含義有所了解，茲試圖從理論上加以剖析，分述如下：
神品
神品是書法藝術的最高品級。張懷瓘《書斷》中列神品二十五人，其中楷書以鐘繇為第一，行書以王羲之為第一，草書以張芝為第一。唐代朱長文《續(xù)書斷》中列神品三人，即顏真卿、張旭和李陽冰。清代包世臣 《藝舟雙楫》中列神品一人，即鄧石如隸及篆書?？梢?，要達到神品的境界，是非常不容易的。所謂 “神品”,有以下幾個特點：
“神”具有不可知的特點。
《周易 ·系辭上》云： “陰陽不測之謂神”,當一個書家，興之所至(即心中欲書),偶合神交(即神合務閑，感惠絢知，時和氣潤，紙墨相發(fā)，偶然欲書，五合交臻),天機自發(fā)(即當思維活動達到高潮，靈感突發(fā)，而處于一種激昂興奮的精神狀態(tài)時),又能相對而動(即及時地把握住這種瞬息即逝的創(chuàng)作時機),因勢利導(即迎機而導，愈引愈長，心花怒放，筆態(tài)橫生),氣魄所聚，精神貫注(即氣韻生動),此時便可以產生出連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不朽之作(所謂一切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從而達到心手兩忘，筆墨俱化(即一種忘我的空靈的創(chuàng)作心理)的境界，便可稱為“神品”。這種境地，正如庾肩吾《書品》所謂：“敏思藏于胸中，巧意發(fā)于毫铦……若探妙測有，盡形得勢，煙華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為，非人世之所學?！边@種境地，非人為的努力可以達到，亦無規(guī)律法度所能循求，出于天成，如有神助。張懷瓘《書斷》評漢張芝的草書“至于蛟龍駭獸，奔騰拿抉之勢，心手隨變，窈冥不知其所以然也。精熟神妙，冠絕古今”,“不可以智識，不可以勤求”。唐代的張旭常酒酣后作書，解衣盤礴，奮筆作書，及其既醒，如有神助。至于王羲之的《蘭亭序》、顏真卿的 《祭侄稿》,都是在意與靈通、筆與冥運的情況下，產生的意外之作。王虛舟《論書剩語》所謂： “古人稿書最佳，以其意不在書，天機自動，往往多入神解，如右軍《蘭亭》、魯公《三稿》,天真爛然，莫可名貌。”這是一種功力俱到、法度圓熟，從而達到一種隨心所欲的境地，并獲得了創(chuàng)作上的絕對自由，如熔金出冶，隨地流走，元氣渾然，天成鑄就。這是 “神品”的一大特點。
“神”具有變化的特點。
凡屬神品之作，都具有變化莫測的特點?！吨芤住は缔o》曰： “神無方而易無體”。凡一個藝術家的造詣愈深，變化就愈大，變化愈大，便愈覺無止境，如蛟龍在天，騰云駕霧，或露片鱗，或垂半尾，隱顯叵測，矯變無常，使人不知端倪。葉昌熾 《語石》中謂： “至于神明變化，不言之妙，則得之于心，應之于手，而非口之所能傳矣?！蓖豸酥臅ㄈ缣煸焐襁\，變化倏忽，時方時圓，忽藏忽露，似奇反正，若斷還連，在平和雍容的氣氛中不拘一格，于規(guī)矩圓熟的態(tài)度下不主故常，從而達到了一種出神入化的境地。張懷瓘 《書斷》評曰： “羲之……備精諸體，自成一家之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助，自非造化發(fā)靈，豈能登峰造極。”由是可知，如書不能變化，則不足以語神也。
變化雖在于形式，但絕不是盲目的變，形式沒有變化，便呆板而不生動；變化而無準則，便雜亂而無章法。沈宗騫 《筆法論》中謂： “不靈之筆，但得其形，必能靈變，乃可得其神?！惫史灿F神而達化，必先格物而致知，誠于中而形于外，知其常而通其變，此不易之理也。善變化之人，必先擇定一家，以規(guī)矩法度為尚，亦步亦趨，不敢稍有絲毫逾越之處，及其分布條理，諳熟于胸襟，運用抑揚精熟于心手，又必能不篤守一家，縱橫博覽，廣習諸家，遍擷眾美，思游乎其中，精鶩乎其外，若即若離，似粘似脫，得其助而不為其所囿，取其意而不為形所縛，然后以一貫萬，融會悟通，到得此時，便能窮變態(tài)于毫端，合情調于紙上，雖任心隨意，而動合規(guī)矩矣。張旭的草書，意態(tài)顛逸，恣性放佚，正如 《宣和書譜》所謂： “雖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guī)矩者?！倍樗咕?，豈一朝一夕之功哉！試觀張旭的楷書 《郎官石柱記》,用筆精嚴，動容中節(jié)，流溢為草書，自然神逸，所謂“深謹之至，奇蕩自生，始于方整，終于變化”,此皆從一步步腳踏實地的沉著功夫中積習而來，故不學而變，寧不變也，若強事而變，雖刻意于探奇，而牛鬼蛇神之態(tài)畢呈，反弄出許多丑態(tài)來，此不可不慎也。
“神”具有自然美的特點。
“自然”是形式美的最高境界。神品之作，渾然天成，妙合自然，絕無一點人工造作的氣息。元代陶宗儀《輟耕錄》中云： “氣韻生動，出于天成，人莫能窺其巧者，謂之神品。”故凡上乘之作，有人工努力而不用意裝綴；有嚴格法度而又天機流蕩。鐘繇的楷書以天然相勝，張懷瓘評其書曰： “真書古雅，道合神明……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余。”其書大巧如拙，高古醇樸，全以質勝，從而表現(xiàn)出一種極為樸素的自然之美。王羲之的行書雖以妍美見勝，但妍美之中，妙合造化，黃庭堅評其書曰： “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縱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惫势鋾q西施王嬙，雖有天姿國色，而不施粉黛，自然輝光動人，從而表現(xiàn)出一種天姿自然、風神蓋代的藝術境界。
“神”具有中和美的特點。
所謂“中和”即恰到好處，如天成鑄就，是形式美的重要法則。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解釋“神品”時提出“平和簡靜，遒麗天成”為 “神品”的審美標準，其中就涉及到“中和美”和“自然美”的兩大特點。王羲之的行書肥瘦適中，修短合度，秾纖得宜，動靜相偕，剛柔相濟，奇正相錯，疏密相間，于姿媚之中不失清雄之氣，于雅逸之中不失莊肅之象，故張懷瓘《書斷》評其書“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進退憲章，耀文含質，推方履度，動必中庸”,從而表現(xiàn)出一種“不激不厲而風規(guī)自遠”的藝術境界。
由上觀之，“神”具有不測、變化、自然、中和的四大特點?！吧瘛钡木辰缡歉鞣N品格中的最高典范，是天賦、學力、才能和智慧的共同結晶。“神”又是一種富有人生哲理和情趣的精神境界，這種境界揭示了藝術內部的必然性和超越于規(guī)矩之外的偶然性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也揭示出常與變、工與不工、規(guī)律與自然之間的辯證關系。歷史上任何一個書家，只要能突出其中的某一方面，便可以成為大家。古之書家，殫精竭慮，孤行獨旨，雖用志不分，精神結撰，意欲攀躋此境，然憾為稟賦、氣質、學力所限，總功虧于一簣，無怪乎虞世南在《筆髓論》中感嘆曰：“字雖有質，跡本無為，稟陰陽而動靜，體物象而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主，故知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機巧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笨芍吧瘛钡木辰?，是人們所追求的最高審美理想。這種審美理想，激發(fā)了書法家奮發(fā)向上的精神，這種精神，代代相傳，從而使中國書法藝術充滿了勃勃生機，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精神。
逸品
“逸品”這一概念在書法中最早是唐代的李嗣真在《書后品》中提出的。他雖然沒有對 “逸品”的含義加以詮釋，但從文中的本意來看，他指的逸品實指神品而言，其曰： “鐘、張、羲、獻，超然逸品”。此四人張懷瓘《書斷》中都列入神品之中。后朱長文《續(xù)書斷》中在評論張旭的草書時說： “逸勢奇狀，莫可窮測也”,“逸”乃包含著神的含義。唐代的朱景玄在《唐朝名畫錄序》中首先提出了“逸品”的概念是“不拘常法”,但他卻將“逸品”列于神、妙、能三品之后。宋初，黃休復在 《益州名畫錄》中又將 “逸品”例于諸品之首，至宋徽宗，他又將 “逸品”列于 “神品”之后。清代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又將 “逸品”列于 “能品”之后，由此可見，因時代的審美趣味不同，批評標準亦各異。
“逸”的含意究竟是什么呢？為了試圖弄清它的真實含義，以下將從三個方面來進行探討：
“逸”具有放軼不拘的特點。
“逸”具有一種不拘常格的含義，在形式上富有浪漫主義的色彩；在理論上更親近于老莊的自然觀；在創(chuàng)作上更貼切于一種瀟灑風流、放軼不拘、變幻無端的自由風格。竇蒙 《述書賦·語例字格》中提出 “縱任無方曰逸”就十分明確地概括了這種含義。黃休復在《益州名畫錄》中對 “逸”的含義又作了更為詳細的解釋，其曰： “畫之逸格，最難其儔。拙規(guī)矩于方圓，鄙精研于彩繪，筆簡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爾?！笨梢?“逸”,是針對謹嚴的法度、規(guī)矩而言，它軼出于尋常范圍之外，超然于規(guī)矩準繩之中，出風入雅，離俗超凡，刊盡鉛華，擯絕艷麗，從而表現(xiàn)出一種平淡自然的高雅境界。
“逸”在品格上具有文人所推崇的“士氣”,具有“寫意” 的特點。
所謂 “士氣”,亦即書卷之氣，古代重在 “意”而不重在“形”。要具備這種氣息，就需要一個書法家有高度的文藝修養(yǎng)，要擺脫世俗的羈勒，置毀譽于度外，不著一點色相，絕去甜俗痕跡，胸次廓徹，甘于談泊，不取媚于世，不茍名于時，但游藝于心術精神之間，書卷之氣，自然流溢于縑素之間。這種游戲三昧的精神，代表了中國文人的氣質，魏晉時期的一些士人在道家思想的影響下，以虛曠為懷，以風度相標，或隱跡山林，或寄情文藝，清談成風，簡樸相尚，修容發(fā)語，以韻相勝，這種高蹈生活，逐步地釀成了中國文人的風雅氣質，從而在他們的作品中滲透著一種雅逸之氣。這種風氣對后世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發(fā)展到元代的倪瓚和明代的董其昌，可謂登峰造極。我們可以從倪瓚的山水畫和董其昌的書法中體味到 “逸品”的特點。倪瓚 《答張仲藻書》中謂： “仆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痹凇额}自畫墨竹》中又謂：“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真似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這種依仁游藝，以書畫作為陶逸自己心胸、抒發(fā)自己性情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充分地體現(xiàn)出中國古代文人的審美意趣。董其昌的書法無心有態(tài)，天然入彀，于淡雅簡靜中無一毫喧熱之態(tài)，于真淳粹美內有一片名貴之氣，特別是他以生為熟、以柔取剛、不工而工、不法而法的創(chuàng)作方法代表了典型的文人氣息。
“逸”又具有簡練和半工半寫的特點。
“逸品”之作，簡練、樸素、真醇、清婉、含蓄、隱約，“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它不襲不蹈，半工半寫，有意無意，將到未到，如風行水面，云出巖間，表現(xiàn)出一種輕松自如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它無意于工，而筆筆皆工；無意于法，而處處皆法，意雖近乎于奇，而實非有意為奇；趣雖近乎于放，而實非有意為放；它既無縱橫矜張的習氣，又非竦野粗放之率略，以不足勝有余，以無力勝有力。這種創(chuàng)作方法正如清代查禮所謂： “畫家寫意，必須有意到筆不到處，方稱逸品?！币_到這種境界，是相當不容易的，必須先于規(guī)律中得來，于功力中求覓，只有經過長期的嚴格訓練，方能臻達這種自然的境界，所謂“不工者，工之極也”、“無法而法，乃為至法”,如一開始便遽學放逸，強作名士，慕遠貪高，逾級躐等，則未有不涉惡道。故凡有志于書者，當一步步腳踏實地，執(zhí)意于規(guī)矩繩墨之中，時習不倦，積力既久，及其胸有成竹，方能匠心獨運，而幽姿秀色，溢出于腕指之間；高情逸趣，飄灑于紙素之內，故魯迅以為： “興會之最佳者，乃在將到未到時也?！?br>逸品與神品都是我國書畫藝術中的最高品級，這兩種品格都強調了自然美，但“逸”比較接近于老莊哲學的自然無為，“神”比較接近于孔子哲學的自然中和。前者偏重于意和韻，后者偏重于理和氣。在創(chuàng)作方法上，前者偏重于情感的抒發(fā)，強調自由；后者偏重于靈感的激發(fā)，強調變化。這兩種品格都超然于法度之外，于規(guī)律中體現(xiàn)出一種創(chuàng)作上的自由，從而都達到了很高的審美境界。的確，很難定二品之高下，但由于“神品”之作，有出于意外的特點，因此，當略高于 “逸品”一籌。
妙品
所謂“妙”,有美好、細微的特點。張懷瓘《書斷》列妙品九十八人，朱長文在 《續(xù)書斷》中提出 “運用精美，可謂之妙”。竇蒙《述書賦·語例字格》中亦謂：“百般滋味曰妙?！彼未狞S休復在《益州名畫錄》中認為 “畫之于人，各有本性，筆精墨妙，不知所然。若投刃于解牛。類運斤于斫鼻。自心付手，曲盡玄微，故目之曰妙格爾。”它借用了庖丁解牛和郢匠運斤的典故，指出在技巧上得心應手，在筆墨上精妙玄微，在風格上獨具面目的方可稱為 “妙品”。清代包世臣 《藝舟雙楫》又提出 “妙品”的含義是 “醞釀無跡，橫直相安”。所謂 “醞釀無跡”即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個性和獨特的藝術風格，它不落前人窠臼，不著他人色相，而能獨步藝壇，師心自創(chuàng)。所謂“橫直相安”即用筆結構，熨貼得體，規(guī)矩繩墨，無不合度。
綜合以上所見，我們不難看出 “妙品”有獨具風格、技巧法度上的高度熟練、富有意趣幾個特點。朱長文《續(xù)書斷》中評論歐陽詢的楷書“纖秾得中，剛勁不撓，有正人執(zhí)法，面折廷諍之風，至其點畫之妙，意態(tài)精密，無以尚也?！本涂梢院苊黠@地看出 “妙品”的審美特征。而這種特征很類似于項穆在《書法雅言》中“大家”的評判標準，其曰： “真行諸體，彼劣此優(yōu)，速勁遲工，清秀豐麗，或鼓骨格，或炫標姿，意氣不同，性真悉露。譬之醫(yī)卜相術，聲譽廣馳，本色偏工，藝成獨步，三之名家也?！?br>在書法藝術的創(chuàng)作中，要達到“妙品”的境界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一個書者具有高度而熟練的筆墨技巧和強烈的藝術個性，以古人之矩??運我之性靈，于藝術的客觀規(guī)律中獨創(chuàng)自己的風格。這種“創(chuàng)新”,決不能從形式上大膽變形，極力夸張，亦不能以詭異怪形表現(xiàn)自我。相反，必須是一種微妙而合乎情理之形變，如人之五官，雖差之毫厘，而面目各異；人之個性，雖差之毫厘，而神情迥別。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于藝術的內涵，只有心思雖變而有方，法度一定而不易，骨肉相稱，神形兼?zhèn)?，方可自出新意?br>能品
所謂 “能”,一般是指技能、才能。朱長文 《續(xù)書斷》中云： “離俗不謬，可謂之能?！彼^“離俗不謬”即附麗于通俗但不荒謬之意。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指出“能品”的特點是“逐跡窮源，思力交至”,從中我們可以體味到 “能品”富有一種以人工取勝的美，盡管它缺少“神品”那種天賦的才能和 “逸品”那種放軼的情趣，但以深厚的功力和熟練的技巧而入“品格”之列。從朱長文《續(xù)書斷》中對入“能品”之列的一些書家的評價來看，多為一些浮溢之辭，很少予以風格上的品味，如“風格方整，書有楷法”、“正書精熟可慕”、“楷遒勁，有體法”、“繩矩甚備”等，張懷瓘《書斷》亦有類似的情況。這種以功力見勝、以法度相尚的創(chuàng)作由于很少溶入作者獨立的藝術個性，因此缺少一種高雅的意境。但由于作者嚴肅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和逐跡窮源的專研精神，仍不失書家之流，只是在品格上已遜 “妙品”一籌。
佳品
清代的包世臣在《藝舟雙楫》又于“能品”之下設置一 “佳品”,以湊五數(shù)，其謂 “墨守跡象，雅有門庭”者則屬 “佳品”之列。從字義上看，不難看出 “佳品”的特點是在一定傳統(tǒng)的基礎上，守定某家某派，以為宗旨，開始時從形似入手，亦步亦趨，不敢有絲毫逾越處，久之漸熟，由形及神，然后稍益己意，使人一看便知出于某家某派，雅有門庭，但又不十分似此家此派，略具己神，與古人保持著一種不粘不脫的因緣關系。這種創(chuàng)作方法在當今比較流行。由于能取法乎上，亦不失入品格之流。
這種品格，最怕染上時俗，只學當今某某名家，不悟此家所致之由，甘于小就，狃于見聞，但解描摹形似，不問筆墨道理，與世迎合，志氣墮下，縱能畢肖，終為奴書，此不可不慎。
從以上我們對“五品”的分析來看，優(yōu)劣高下，已不言而喻。品格的高低決定于一個書者的天稟、氣質、筆墨技巧、傳統(tǒng)功力、藝術修養(yǎng)等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書品出于人品，人品愈高，書品愈雅。故凡有志于書者，當還淳返樸，深自韜晦，于超逸中下實際功夫；從理法入手，以文質為尚。然后博覽名跡，讀書尚友，參透各家，窮究萬變，胸襟與識見并高，腕勢與心靈日進，自然能包古孕今，成一家之風；兼收并蓄，有集成之妙。此大家之品，正宗之格，豈淺閭俗子所能窺其端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