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 (1866—1925) “天下為公”大字楷書，深為海內外炎黃子孫所熟悉與珍愛。從寫成流傳至今，它始終牽動著每一個中國人的心。歷經歲月的考驗，其光彩越發(fā)耀眼動人。
這幅作品點畫粗重，筆墨飽滿。肌雖偏于肥而肉不沒骨，墨雖趨于濃而內含筋力。因此其線條能以厚載氣，以豐蓄力。這正顯示了中山先生的蘇字功底。四字的體勢寬博自如，卻也是精心結構。雖左低右高，字字又都穩(wěn)定敦實?！疤臁弊侄M仰中有覆，一撇尾勢略為上舉，一捺卻向右下伸足，捺腳平實，同前三畫上仰與左向之勢正相匹敵而有余?！跋隆弊忠粰M也是先取仰勢，收筆處才微微下覆，這就同下一豎筆形成極緊密的承接關系，又同最后一點下沉之勢相呼應，既不讓點畫游離，又加重右側的分量，以同左低的一側取得平衡。“為”字筆畫利鈍的配合也較有特色，左伸筆畫基本取鈍勢，特別主畫長撇也不出鋒，而一鉤與諸點則盡量出以鋒芒，利鈍遲速之間自然形成鮮明的對比?！肮弊窒蜃髢善才c向右兩點自成背勢，值得玩味的是兩點雖短縮卻能同左勢抗衡，關鍵在于其位置極為恰當。四字成一橫幅，字字分列，又須渾然一體，章法的處理有相當難度。此幅布局因每個字都從體勢上著眼，兼顧到上下左右的均勢，不僅保持了每個字的安穩(wěn)，而且使相鄰的字左右之間產生微妙的顧盼與照應關系。更重要的是作者書寫時胸有全局，四個字的結體一律取左低右高的姿態(tài)，這就使整幅字從右到左為統一的趨勢所橫貫?！疤煜聻楣彼淖謾M排，還有一個筆畫繁簡過于懸殊的矛盾很難處理。古今著名書家對這類矛盾也常大傷腦筋。中山先生不簡單采取所謂“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的方法來調劑繁簡展促，而是通過加強書勢的連貫和呼應成功地解決這一難題。因為有橫貫的書勢在起作用，繁簡不再成為孤立對照時必然存在的那種極不相稱的對立關系，而變成統一流勢中息息相關的承傳紐帶，彼此組成不可分割的整體。書勢的表現越鮮明、越完滿，整體內在的聯系就越緊密、越生動。這幅作品在這方面的藝術表現也正如此。試看“天”字最后一捺，筆長而重，這不僅為穩(wěn)定一字所必須，而且關聯全局的成敗。因整體趨勢一致傾左，這為首向右下延伸的捺畫，其走勢與量感可就是舉足輕重的了。過短過輕，都難以穩(wěn)住陣腳。所以作者寫來墨飽力均，位置恰如其分，有一舉而定乾坤之功，可說是傳神之筆。末字“公”一撇，有意加粗，收筆圓滿，同“天”字一捺遙相呼應，首尾之間，氣息暗自相通。這些正是米芾所說的以“氣勢自帶過”,使繁簡懸殊的字看來“皆如大小一般”的那種藝術技巧和功力的體現。中山先生這幅字不僅表現了書勢的承傳與呼應，而且構成起伏和排比的節(jié)奏。四字中“為”字最繁，于全幅中頗難協調，作者并不特意縮小它，而是把“天”字寫大，讓其所占空間與“為”字大體相當?！跋隆迸c“公”則任其自小。這樣一大一小正好組成形體上大與小相對應的排比。作者又有意把“下”與“公”字的重心適當上提，這又形成了態(tài)勢上重與輕相對應的起伏。于是大小重輕的兩組對比結合成“抑揚——抑揚”這樣統一的節(jié)奏?！疤臁迸c“為”仿佛是和鳴中沉郁的兩個重音，“下”與“公”仿佛是波濤中涌起的兩個浪尖。在特定的節(jié)奏中，它們在時間與空間的出現便是自然而然的、非如此不可的一種知覺與心理的期待了。繁簡之所以不再難以協調而能以“氣勢自帶過”變成極相稱的整體，這也許是更為內在的決定因素吧。

欣賞中山先生“天下為公”這件名跡，我們不能只著眼于紙上，滿足于一般形式特征的了解，還應結合它的物質載體與存在空間進一步領略它更為豐富的美學內涵。當我們瞻仰中山陵，赫然看到陵墓正門楣上高高懸掛著的這四個金字，我們的審美鑒賞無疑會增添許多平素所難以獲得的藝術感受。作品特定的存在空間，自然使人們更深切地感到其一筆一畫，莫不寄寓著先生的理想與深情。進而由書品自然聯系到先生的人品，由人品會更充分地認識與評價其書品。作品的存在空間，也使人們自然聯系整個中山陵的宏偉建筑來感受其書法意蘊。陵門上方的四個大字仿佛是整個建筑的點睛之筆，那端穩(wěn)、舒和、豐潤、敦厚、樸茂、含蓄的書風，不正與中山先生的英風正氣相映照嗎？那在天地之間回響的陣陣松濤，不正傳達著中山先生為實現“天下為公”的崇高信念而發(fā)生的熱情呼號嗎？是的，四個閃光的大字，凝聚著先生之忠魂，洋溢著先生之熱血，回蕩著先生之呼喚，它把我們的思想情感引向一個無限光明寬廣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