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藝舟雙楫》在書論史上的重大意義，在于它完備了碑學的理論，它比阮元和包世臣的主張更為系統(tǒng)和完善?？涤袨樾拚巳钤谋北咸?，以為“書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達之為是論，蓋見南碑猶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為界。強分南北也”( 《寶南》)。故其論書不言南北而分碑帖，又于碑中分朝論之，重在南北朝時期的碑刻而鄙薄唐以后之碑?？凳蠈η按鷷ǖ脑u價可以概括成兩句話： 尊碑抑帖，重魏卑唐。
康氏所以尊碑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從康氏主變的觀念來看，書體無時不在趨新，書法發(fā)展到清代后期，綿延千余年的帖學已為陳腐之物，故有識之士宜趨新求變，鄧石如、包世臣等人找到了北碑作為改革帖學的武器，實際上正是古人的復古為通變的途徑，也與康有為在政治上提倡 “托古改制”的方法相類。他說：“乾隆之世，已厭舊學。冬心、板橋，參用隸筆，然失則怪，此欲變而不知變者。汀洲(伊秉綬)精于八分，以其八分為真書，師仿 《吊比干文》,瘦勁獨絕。懷寧一老(鄧石如),實丁斯會，既以集篆隸之大成，其隸楷專法六朝之碑，古茂渾樸，實與汀洲分分、隸之治，而啟碑法之門。”(《尊碑》)可見他以為碑學是一種興起于晚近的意在變革陳腐之帖學的新風尚，故他反以效法晉、唐及宋、明人的帖學為 “古學”,而以宗尚北魏、兩漢碑版者為今學。他說： “吾今判之，書有古學，有今學。古學者，晉帖、唐碑也，所得以帖為多，凡劉石庵、姚姬傳等皆是也。今學者，北碑、漢篆也，所得以碑為主，凡鄧石如、張廉卿等是也?！?《體變》)在新舊今古的抉擇中康氏自然提倡新生的事物，其力崇碑學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康氏以為紙帛易壞，故晉人之遺墨已難以見到，當時所傳的晉人書帖不過是宋以后人雙鉤臨摹的贗品，故羲、獻的面目精神已不復可得，帖學大壞，至清而極，物極必反，故碑學之興起，乃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他說：“國朝之帖學，薈萃于得天(張照)、石庵(劉墉),然已遠遜明人，況其他乎；流敗既甚，師帖者絕不見工。物極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學中興，蓋事勢推遷，不能自已也?！?( 《尊碑》)
康氏以為碑學之興起與清代中后期的金石學之盛興與大批六朝碑版的出土有關。由于乾嘉考據(jù)之風的影響，一時研究金石碑版、搜討摹拓碑刻之風大盛，如著名的學者孫星衍、林侗、武億、王昶等都致力于金石之學，《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萃編》等著述如雨后春筍般相繼出現(xiàn)，于是導致了書法風氣上的轉學碑刻，康氏說： “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霰榷?，考證亦盛，于是碑學蔚為大國，適乘帖微，入纘大統(tǒng)，亦其宜也?！? 《尊碑》)故康氏之尊碑也是當時的學風使然。
康氏重南北朝之碑而鄙薄唐人之碑的原因大致有以下數(shù)端：
從書法發(fā)展史上來看，南北朝之碑處于真書發(fā)展的一個集大成時期，它能兼?zhèn)渥?、隸之古樸醇厚，又不乏流宕飄逸之氣，唐人之法即出于此，故學者宜取法乎上，舍唐而取南、北朝之碑。他于 《購碑》中說： “購碑當知握要，以何為要也？曰南、北朝之碑其要也。南、北朝之碑，無體不備，唐人名家，皆從此出，得其本矣，不復求其末，下至干祿之體，亦無不兼存?！庇终f：“今世所用，號稱真楷者，六朝人最工。蓋承漢分之余，古意未變，質實厚重，宕逸神雋，又下開唐人法度，草情隸韻，無所不有。晉帖吾不得見矣，得盡見六朝佳碑可矣。故六朝碑宜多購?！彼詾槟稀⒈背钦婵凶罡叻ㄊ?，唐人則等而下之了。然而，在南、北朝碑中他尤重北魏之碑，這是因為北魏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所給予它的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北碑莫盛于魏，莫備于魏。蓋乘晉、宋之末運，兼齊、梁之流風，享國既永，藝業(yè)自興。孝文黼黻，篤好文術，潤色鴻業(yè)。故太和之后，碑版尤盛，佳書妙制，率在其時。延昌、正光，染被斯暢?？计潴w裁俊偉，筆氣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晉、宋禁碑，周、齊短祚，故言碑者，必稱魏也。”( 《備魏》)北魏社會的相對繁榮導致了書法藝術的繁榮，故北魏的楷書能包蘊眾體，羅列萬象，康氏稱觀北魏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陰之道，凡后世所有之體格無不備，凡后世所有之意態(tài)亦無不備矣” ( 《備魏》)。
從書法藝術的風格上看，南北朝之碑最富于各自的風格特征，包含了書法藝術各種不同的審美趣味?？涤袨檎J為，書法如同自然界山川的千姿百態(tài)一樣，有的雄奇秀美，有的逋峭淡宕，各不相類，故他作 《體系》、《導源》二章，將南、北朝各碑分別標以不同的風格，并披枝見本，因流溯源，追溯到蔡邕、鐘繇、衛(wèi)恒等人之書，并將唐代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沈傳師、柳公權，乃至后來的蘇東坡、趙孟頫、文徵明、鄧石如、張裕釗等歷代書法名家從屬于南、北朝碑所體現(xiàn)的書法風格之下。這種見解雖未必客觀，后來也屢遭人疵議，然康氏欲以南、北朝碑來統(tǒng)領各種書風的態(tài)度由此可見。如他說“《枳陽府君》體出 《谷朗》,豐茂渾重”;“《吊比干文》瘦硬峻峭，其發(fā)源絕遠，自 《尊楗》、《褒斜》來”; “《石門銘》飛逸奇渾，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 《石門頌》、《孔廟》等碑”;“《始興王碑》,意象雄強，其源亦出衛(wèi)氏”,凡此類論述都從書風上加以區(qū)別，條分縷析，可見康氏對各碑風格的認識?！稄V藝舟雙楫》中又有《十家》一章，為康氏鉤稽考證南北朝碑之作者所作，其中區(qū)別其風格曰：“十家體皆迥異，各有所長。瘦硬莫如崔浩，奇古莫如寇謙之，雄重莫如朱義章，飛逸莫如王遠，峻整莫如貝義淵，神韻莫如鄭道昭，超爽莫如王長儒，渾厚莫如穆子容，雅樸莫如釋仙。”可見對于十家他也從風格上指出了他們各自的特征，肯定其長處。故《十六宗》一章中康氏提出南、北朝碑有十美的理論：
古今之中，唯南碑與魏為可宗，可宗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tài)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可見南北朝碑從魄力氣象到用筆結構，從精神興趣到骨法血肉都有強烈的風格特征，康氏又列論魏碑及南碑中最工者，依不同風格，分為上、中、下、外四類共十六宗，如云： “《爨龍顏》為雄強茂美之宗，《靈廟碑陰》輔之?！兜醣雀晌摹窞槭萦簿沃冢峨h修羅》、《靈塔銘》輔之。”總之，他以為各朝碑版，尤其是魏碑，風格多樣，包羅宏富，最可供后人摹習。
康氏以為唐人之書本身失之呆板，加上名家之碑又多經(jīng)摹拓翻刻，面目全非，故未可寶愛，《廣藝舟雙楫》中有《卑唐》一章即申述他的此種觀點。其言曰：“書有南、北朝，隸、楷、行、草，體變各極，奇?zhèn)ネ覃?，意態(tài)斯備，至矣！觀斯止矣！ 至于有唐，雖設書學，士大講之尤甚。然纘承陳、隋之余，綴其遺緒之一二，不復能變，專講結構，幾若算子。截鶴續(xù)鳧，整齊過甚。歐、虞、褚、薛，筆法雖未盡亡，然澆淳散樸，古意已漓；而顏、柳迭奏，澌滅盡矣！”他以南北朝碑刻唐人之書相比，則前者窮極變化，奇?zhèn)ネ覃?，后者呆若算子，缺乏變化。因而以為若欲學書，切不可由唐人入手。他又說： “歐、虞、顏、柳諸家碑，磨翻已壞，名雖尊唐，實則尊翻變之棗木耳?！乇?，皆完好無恙，出土日新，略如初拓，從此入手便與歐、虞爭道，豈與終身寄唐人籬下，局促無所成哉！”也以六朝碑刻與唐人碑刻相比，以為前者完好而后者失真，其間高下自見?？傊?，從各個方面來看六朝之碑勝于唐以后書遠甚，是習書者應取的途徑。其《尊碑》章中總結南、北朝碑之優(yōu)點云：
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于臨摹，一也；可以考隸楷之變，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態(tài)，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 (《尊碑》)
這就是他尊碑抑帖、重魏卑唐思想的集中體現(xiàn)，也是他書論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