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元

在數(shù)以千計的晚清小說中，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當(dāng)首推李伯元的《官場現(xiàn)形記》，“這不啻是一篇討伐當(dāng)時官場的檄文，把官場的丑惡罪狀全都說盡了” (阿英《晚清小說史》)。當(dāng)時的評論家們認(rèn)為，這部書是官場的“照妖鏡，燃渚犀”，“刻畫宦途惡劣處，頗有入木三分之妙”(《譚瀛室隨筆》)。

中國的封建社會十分漫長，官場非常黑暗，做官者，位高，名貴，權(quán)大，威重，“有士農(nóng)工商之利，而無士農(nóng)工商之勞”，“送迎之外無治績，供張之外無才能”，“輔天子則不足，壓百姓則有余”。到清朝末期，由于帝國主義列強大舉入侵，朝廷幾乎變成了“洋人的朝廷”，政治愈加腐敗，官場愈加黑暗，“官之氣愈張，官之焰愈烈” (歐陽鉅源《〈官場現(xiàn)形記〉序》)。官民沖突達(dá)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當(dāng)此之時，如有人將官場各種情狀寫出來，一定大快人心。因此，李伯元《官場現(xiàn)形記》“刊諸報端，購閱者踵相接” (孫玉聲《李伯元》)。作者也因此而聲譽鵲起，他的作品“每一脫稿，莫不受世人之歡迎”，成為當(dāng)時的暢銷書(吳沃堯《李伯元傳》)。

李伯元(1867—1906)，名寶嘉，又名寶凱，字伯元，別號南亭亭長，筆名游戲主人、謳歌變俗人等，以字行。祖籍江蘇武進(jìn)(今屬常州市)，咸豐年間，遷居山東。伯元生于山東，三歲喪父，在堂伯父撫養(yǎng)督教下長大成人。他的堂伯父歷任知縣、知府、山東候補道等職，伯元隨行各處，自幼對官場種種情狀有所了解。1892年，李伯元已二十五歲，隨同辭官歸里的堂伯父返回故鄉(xiāng)。鄉(xiāng)居期間，曾從傳教士學(xué)習(xí)英文，并取得鄉(xiāng)考第一名秀才。光緒二十二年(1896)，他到上海，十年間，先后編撰《指南報》，創(chuàng)辦《游戲報》、《世界繁華報》，主編《繡像小說》半月刊，寫過大量作品，成為報界和文學(xué)界的著名人物。光緒三十二年(1906)病卒于上海，年僅四十歲。作品有《官場現(xiàn)形記》、《文明小史》、《中國現(xiàn)在記》、《活地獄》、《海天鴻雪記》、《庚子國變彈詞》、《醒世緣彈詞》、《南亭筆記》、《南亭四話》等。

《官場現(xiàn)形記》共六十回，署南亭亭長著。最初在上海《世界繁華報》上連載，起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止，歷時兩年，吸引了大量讀者。世界繁華報館在1903年9月至1905年年底分五編陸續(xù)印行，每編線裝六冊(十二回)，共計三十冊。由于暢銷，先后出現(xiàn)了多種翻印本。較早的翻印本有粵東書局石印本和假托吉田太郎著的日本知新社會刊本，宣統(tǒng)元年(1909)崇文堂石印本。1927年，亞東圖書館出版標(biāo)點本，精裝二冊，平裝四冊，有胡適寫的長序和汪原放的《校讀后記》。此后，1935年世界書局出版過精裝本一冊，1957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過張友鶴校注的平裝本兩冊。此外還有一些別的版本。香港、臺灣先后出過幾種。

這部長篇小說，沒有從頭到尾貫穿始終的人物，結(jié)構(gòu)仿《儒林外史》，眾多人物逐一登場，一個人物或一群人物的故事演述完畢，接著演述另一個或另一群人物的故事。全書像一個旋轉(zhuǎn)舞臺，一臺戲接著一臺戲，但始終圍繞著一個軸心，一個主題，上演的都是官場現(xiàn)狀。這樣的連臺戲，倘若一口氣看下來，自然不免乏味。但如果換一個看法，今天看一臺兩臺，明天再看一臺兩臺，他那里若斷若續(xù)地搬演，你這里若斷若續(xù)地觀看，倒也輕松愉快，生動有趣。當(dāng)年《官場現(xiàn)形記》在《世界繁華報》上逐日連載時，觀眾看得津津有味，以至“每出一紙，見者拍案叫絕”，覺得它“如道子丹青，地獄變相”，覺得看這樣的“戲”愜意，“吾一生歡樂愉快事，無有過于此時者” (憂患余生《〈官場現(xiàn)形記〉序》，邱菽園《新小說品》)，大約就是因為當(dāng)初的“觀眾”用了那樣一種看法。

書中較多為人注目的，是以下幾個部分：第19至22回，寫浙江巡撫傅理堂與候補道劉大侉子、黃三溜子等人如何表面廉潔，內(nèi)里齷齪；第30至第31回，寫江陰哨官冒得官如何獻(xiàn)女求官；第43至46回，寫蘄州州官區(qū)奉仁和蘄州吏目隨鳳占、候補府經(jīng)申守堯、秦梅士等一批佐雜小官如何在官場立身處世，第53回至56回，寫江南總督文明及六合縣知縣梅飏仁等如何對洋人卑躬屈節(jié)，柔媚迎合。我們且來逐一看看這幾場戲，看作者如何進(jìn)行“譴責(zé)”。

傅理堂是個“清官”形象。他的父親“一生講究理學(xué)”，他自稱從小“謹(jǐn)守庭訓(xùn)，不敢亂走一步”，一舉一動總在按“老太爺?shù)慕逃?xùn)”去做。他由副欽差署任浙江巡撫，接任的頭一天，便頒出朱諭，大講“吏治”。然后又傳諭各方，不許送禮，不許辦差，提倡廉政，反對奢侈?！案鞴倏匆姡銥檎ι唷?。他自己腳下一雙破靴，頭上一頂舊帽，“左右伺候的人，身上都是打補釘?shù)摹保笥猩眢w力行之德。浙江官場經(jīng)傅理堂這樣提倡，風(fēng)氣大變。大小官員爭穿破舊衣裳，杭州城中的估衣鋪里的破袍爛褂、古董攤上的舊帽舊靴，被官員們買得精光，一時舊衣比新衣還貴。這傅理堂，“若從外面子上看他，卻是真正的一個清官”，博得“居官清正”的好名聲，“出京的時候是一個三品京堂，如今半年之間，已做到封疆大吏”?？捎幸惶欤鋈挥幸粋€他七八年前相好的妓女找上門來，帶著一個孩子，說是他的私生子。這位口口聲聲講“理學(xué)”的正人君子抵賴不認(rèn)，讓心腹家人用六千兩銀子打發(fā)了事。那六千兩銀子則由一位想求傅巡撫密保的官員賈筱芝(假孝子)代出。不久，“傅撫院就保了他一本。適遇河南臬司出缺，朝廷就升他為河南按察使”。

這段故事是根據(jù)一則軼聞寫成的。李伯元《南亭筆記》卷11載：“游智開在粵時，每見客，必穿布袍褂。僚屬有衣服麗都者，游必目逆而送之。省城四牌樓估衣鋪之舊袍褂為之一空，且有出重金而不能得者?！庇沃情_，字子代，湖南新化人，咸豐元年舉人，揀選知縣。同治四年，署和州知州，親自給諸生考校文藝，剖析經(jīng)旨。歷官永平府、永定河道、四川按察使。光緒十四年，遷廣東布政使，署巡撫，劾貪墨史，不避權(quán)要，尋以老病乞休。光緒二十一年，起為廣西布政使，閱三年，以病罷歸卒。其事詳見《清史稿》列傳二百三十八。應(yīng)該說，他是那個時代里較好的官吏，算得上清官?？墒?，作者為了充分顯示清末官場的虛偽與丑惡，擇取一端，大加敷演，又塑造出劉大侉子、黃三溜子等反面人物加以襯托。讀者從這些故事中看到，就是這些口口聲聲講求理學(xué)、推行廉政的官員也是如此的齷齪不堪，那么，那些公開貪污、肆無忌憚的官吏們就可想而知了。作者這種情節(jié)加工的手法是相當(dāng)高明的。

《官場現(xiàn)形記》中這一類根據(jù)軼聞加工為小說情節(jié)的例子為數(shù)不少。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現(xiàn)出這位小說家力圖描寫生活真實、揭示人生問題和社會弊病的創(chuàng)作意圖。雖然有些方面還不夠成功，但作家這種創(chuàng)作嘗試是可貴的，它顯示了近代小說向干預(yù)現(xiàn)實、直接提出社會重大問題的方向發(fā)展。

在藝術(shù)作品中，笑是一種有力的武器?！豆賵霈F(xiàn)形記》有許多段落比較成功地使用了喜劇手法，深刻地揭露了官場的本質(zhì)，令人忍俊不禁。作者極力揭示傅理堂、劉大侉子、黃三溜子等人如何表里不一，使讀者通過他們相互矛盾的言行，看到了官場中的一切何等虛偽。第30、31回寫冒得官這個小丑式的人物，作者改換了一種手法。他讓筆下的這個人物赤裸裸地上場，連偽裝都不要，卻益發(fā)令人覺得可笑。

傅、劉、黃等人出身于官僚之家或富商之家，原本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因此，他們?yōu)槿颂幨谰筒荒懿唤?jīng)?？紤]自己的名聲、臉面，多所顧忌，巧予掩飾。冒得官本來是在江北泰興縣跟官當(dāng)長隨的，行同奴仆，地位低下。后來，他用三十塊錢買得湘軍一個小軍官的獎扎、飭知，冒名頂替，做上了江陰炮船管帶，很賺得幾個錢。這種人，帶有很多流氓無賴的特點，做起事來不顧羞恥，不擇手段。后來，他因故被撤了差使，跑到南京，“便鉆頭覓縫的尋覓事情”。他先從羊統(tǒng)領(lǐng)的門口結(jié)識起，送了許多東西，天天跑去廝混。不久，他打聽到羊統(tǒng)領(lǐng)有八個姨太太，有一位最得寵，便想方設(shè)法討她的好，通過她的門路，做了護(hù)軍右營管帶。后來，冒得官冒名得官之事偶然敗露，羊統(tǒng)領(lǐng)傳見追問，他慌了手腳，聽從自己姨太太的主意，利用羊統(tǒng)領(lǐng)好色的弱點，在自己正妻與女兒面前偽裝吞吃鴉片煙自殺，逼迫親生女兒去給羊統(tǒng)領(lǐng)做小老婆，以圖得到羊的保護(hù)。女兒被逼應(yīng)允，“冒得官一見女兒應(yīng)允，心上暗暗歡喜，便做出假欲嘔吐之狀，吊了幾個干惡心，吐出了些白痰。太太、小姐忙著替他揉胸捶背，一面問他怎么樣。只見他連連點頭道：‘好了，好了。如今一齊吐出來，大約不妨事的了?！置ε老绿媾畠嚎牧艘粋€頭，說：‘我這條老命全虧是你救的！ 將來我老兩口子有了好處，決計不忘記你的！’……”嗣后，他又擔(dān)心羊統(tǒng)領(lǐng)不肯，便賄買羊的心腹隨從，將羊騙到自己家中，一家人上上下下地串通好，使羊在不知內(nèi)情的情況下，在冒公館中上了婚床。“聽說這一夜(羊統(tǒng)領(lǐng))總共問了冒小姐不少的話，冒小姐只是不答，賽同啞子一樣。羊統(tǒng)領(lǐng)以為她是害羞，所以并不在意”。這一切本來都是冒得官事先精心安排好的圈套，“等到生米煮成熟飯，他老人家也賴不到那里去了”，冒得官便上前輕輕扣門，冒小姐突然將門打開。冒得官“直僵僵的朝著房門跪著不動”，說出一番“難得老帥賞臉”的話來，羊統(tǒng)領(lǐng)至此方才恍然大悟，于是，彼此心照，冒得官得以保全了冒名頂替得來的官職。

這段故事實在是太骯臟了！ 可是，正是在這種足以引起讀者生理厭惡的描寫中，作家成功地揭露了官場上一些極端丑惡的靈魂，使人們看到清末官場已經(jīng)腐敗到何等程度！ 它使我們想起別林斯基對果戈理筆下人物的一段評論：誠然，這里充滿了“臟污的東西”，充滿了“臭氣”，可是，“這骯臟是優(yōu)美的，是‘提高到創(chuàng)作的珠玉’，它比中等階層出身的詩人、官僚和外省詩人的金箔一百萬倍的優(yōu)美”。因為它們忠實地反映了現(xiàn)實。(《別林斯基論文學(xué)》第131—132頁)

《官場現(xiàn)形記》中寫了大量這類骯臟、丑惡的東西。這并不意味著作者在現(xiàn)實中看不到“更好、更高貴”的人物，而是出于“惡夫仕途之鬼蜮百出”的創(chuàng)作動機(jī)，所以才這樣寫。它忠實地反映了晚清社會中最本質(zhì)的一面。正是由于作者對晚清官場這種不留任何情面的徹底暴露，使《官場現(xiàn)形記》這部小說在客觀上起了對封建王朝摧枯拉朽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戰(zhàn)斗性，超出了一般晚清小說對社會予以“譴責(zé)”的目的。

第43至46回集中寫一大群佐雜小官的生活。胡適在為亞東圖書館本《官場現(xiàn)形記》寫序時，對這一段“佐雜現(xiàn)形記”十分贊賞，稱它“細(xì)膩的很”，“真可算是全書最有精采的部分”。

這群佐雜小官都是官，但都小。在當(dāng)時的社會里，“千里做官只為錢”，“做了官就有錢賺”。佐雜小官身既為官，必然千方百計地?fù)棋X；但因官小，卻又一時賺不到大錢。他們身在官場，就要講為官之道，講官的排場、架子和體面，可是，由于官小，卻又常常講不起來。這種自身固有的矛盾，必然使一批佐雜小官常常在生活中露出窘態(tài)，產(chǎn)生許多富有喜劇性的情節(jié)。

作者先寫“藍(lán)翎五品頂戴、新選蘄州吏目”隨鳳占，然后扯出申守堯、秦梅士等一串人物。隨鳳占“因為同武昌府(知府)有些淵源，便天天到府里稟見”。一次，知府請他到宅內(nèi)小坐，“隨鳳占馬上滿面春風(fēng)，賽如臉上裝金一樣”。“等到隨鳳占出來之后，他那些同班的人接著，一齊拿他圍住了”，“足足有二三十個，竟把隨鳳占圍在垓心”，齊來打聽有什么差使選派。

好在一班都是佐雜太爺，人到窮了，志氣就沒有了，什么怪像都做得出。其時正在隆冬天氣，有的穿件單衣褂，有的竟還是紗的，一個個都釘著黃線織的補子，有些黃線都已宕了下來；腳下的靴子多是尖頭上長了一對眼睛，有兩個穿著‘抓地虎’，還算是好的咧。至于頭上戴的帽子，呢的也有，絨的也有，都是破舊不堪；間或有一兩頂皮的，也是光板子，沒有毛的了。大堂底下，敞豁豁的一堆人站在那里，都一個個凍的紅眼睛，紅鼻子；還有些一把胡子的人，眼淚鼻涕從胡子上直掛下來，拿著灰色布的手巾在那里揩抹。

“當(dāng)中有一個稍些漂亮些的”，姓申，號守堯，是個府經(jīng)班子，二十四歲上就出來候補，今年六十八歲了，還在候補。另一位府經(jīng)秦梅士，也已經(jīng)是個老頭子了，他家里連個客人坐的地方也沒有，偶然來客，“都是叫內(nèi)人到門外街上頓一刻兒，好讓客人到房里來，在床上坐坐；連吃煙，連睡覺，連會客，都是這一張床”。時已隆冬，秦的妻子還只穿了一件單褂子！

這樣一班人聚集在武昌府大堂前，高談闊論，大講為官“訣竅”。秦梅士教導(dǎo)后輩的寶貴經(jīng)驗是：“該同人家爭的地方，一點沒有放松”;差使到了手，就不要“辜負(fù)那差使”，要“老老臉皮”，盡力摳錢。申守堯(伸手要)伎如其名，每到一處，“開口問人家借”，錢既到手，抹抹臉皮，不寫字據(jù)，說聲“多謝”，彼此了事。一年出上幾趟差，開出口去，伸出手去，總不會落空。隨鳳占三代為官，均為佐雜，經(jīng)驗格外豐富。他對別人說，“先君常常教導(dǎo)，地方官派人送錢來，錢給的少，就假做推辭；再增添一些，便順勢收下?！薄斑@些地方全虧看得亮，好推便推，不好推只得留下：這就叫做見風(fēng)駛船，鑒貌辨色?！薄按蠹衣犃?，一齊點頭稱‘妙’說：‘老伯大人的議論，真是我們佐班中的玉律金科！’”

這一番對話，把一群佐雜老爺?shù)膬?nèi)心世界暴露得通體透明。

可是，“正說得高興，忽見一個女老媽，身上穿的又破又爛”，向申守堯索要他身上穿的衣裳，說：“家里今天還沒米下鍋，太太叫我去當(dāng)當(dāng)?！鄙晔貓虮焕蠇屪哟链┝司骄常瑐梭w面，一巴掌把老媽子打倒在地。于是，老媽子撒潑，申守堯難堪，眾人解勸，演出了一場令人發(fā)噱的鬧劇。而后，申守堯回家，妻子抱怨，申守堯心上尋思：“我們當(dāng)佐雜的，連制臺衙門里的一條狗還不如！”種種描寫，頗能表現(xiàn)衙中一些小人物處境之尷尬，內(nèi)心之辛酸。作者筆下既有同情，又帶調(diào)侃，有些細(xì)節(jié)(如秦梅士之子秦小狗子向申守堯討賞錢、制臺接見申守堯等處)寫得相當(dāng)動人。李伯元的描寫雖未達(dá)到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俄國作家描寫官場“小人物”那種動人心弦的水平，卻也足以顯示作者觀察官場生活之深入細(xì)致，顯示了作者在刻畫對象的特征上具有一定的功力。因此，胡適說，有些描寫“是絕好的活動寫真”，“深刻之中有含蓄，嘲諷之中有詼諧，和《儒林外史》接近。這一部分最有文學(xué)趣味，也最有社會史料的價值。倘使全書都能有這樣的風(fēng)味，《官場現(xiàn)形記》便成了第一流小說了”。這些評論不無道理。

近些年來，《官場現(xiàn)形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53回寫江南總督(制臺)文明的部分，這一段曾選入中學(xué)語文課本，題為《制臺見洋人》。

作者給這位總督大人取名叫“文明”，使人自然想起作者的另一部小說《文明小史》。《文明小史》“重心所在，是在揭發(fā)國人在‘文明世界’前夕的那種怵外和媚外的心理” (楊世驥《文明小史》)。《官場現(xiàn)形記》中寫“文明”這一段，重心亦在于此。

這位“文明”制臺，“雖是在旗，卻是個酷慕維新的”。他“一點學(xué)問沒有”，有的只是脾氣。他在下級面前極端專橫，“只要官比他小一級，是他管得到的”，無論是什么人，“見了面，一言不合，就拿釘子給人碰”。至于手下當(dāng)差的人，“喝了去，罵了來，輕則腳踢，重則馬棒”。主管一省民財兩政的藩臺呈上一個手折，“他接過手折，順手往桌上一撩”。藩臺下來，氣得要告??；淮安府知府上省稟見，文制臺嫌他的手折上字寫得小，“又明欺他的官不過是個四品職分，比起藩臺差遠(yuǎn)了，索性把手折往地下一摔”。淮安府“一肚皮沒好氣”。正當(dāng)這時，一位巡捕前來稟報：“有客來拜。”只因違反了文制臺吃飯時間概不會客的規(guī)矩，“話言未了，只見拍的一聲響，那巡捕臉上早被大帥打了一個耳刮子”。接著一頓臭罵，“說著，舉起腿來又是一腳”?？墒?，等到那位巡捕壯起膽子稟報：“來的不是別人，是洋人！” “那制臺一聽‘洋人’二字，不知為何，頓時氣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然后對巡捕又打，又罵，又踢，責(zé)怪巡捕道：“別的客不準(zhǔn)回，洋人來，是有外國公事的，怎么叫他在外頭老等？糊涂混帳！ 還不快請進(jìn)來！”及至巡捕把洋人引進(jìn)大廳，“此時制臺早已穿好衣帽，站在滴水檐前預(yù)備迎接了?！?洋人會面走后，文制臺“連要了幾把毛巾，把臉上、身上擦了好幾把，說道：‘我可被他駭?shù)梦乙簧硪活^汗了！’”

作者在這些描寫中，成功地運用了喜劇作品中常用的倒置手法，造成了一種滑稽可笑的藝術(shù)效果，使讀者在笑謔中對清政府的官員充滿了鄙夷之情。柏格森在《笑——論滑稽的意義》中說：“設(shè)想在某種情景下的幾個人物。如果你把情景顛倒過來，角色的地位換個過，你就可以得到滑稽的場面?！碑?dāng)人們看到“一切可以列入‘顛倒的世界’ 中的事物的時候，就都要發(fā)笑”。作者寫文明制臺，先寫他在藩臺、知府乃至巡捕等中國人面前如何大耍主子的威風(fēng)，把它寫到極致，而后突然筆鋒一轉(zhuǎn)，寫他在洋人面前如何顯出奴才本相，也寫到了極點。這樣一寫，就使整個情景顛倒過來了。讀者通過這個“顛倒的世界”，深刻地認(rèn)識了清政府的達(dá)官權(quán)要們怵外和媚外的心理。讀者在嘩然不恭的笑聲中，不僅得到了唯有藝術(shù)作品方能給予的快感，同時也深刻地認(rèn)識了以西太后為首的清廷頑固派在本世紀(jì)初所推行的 “新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江南官場上自從這位賢制軍一番提倡，于是大家都明白他的宗旨所在是：見了洋人，無論這洋人如何強硬，他總以柔媚手段去迎合他，抱定了‘釁不我開’四個字的主義，敷衍一日算一日，搪塞一朝算一朝。制臺如此，道、府如此，州、縣越發(fā)可想而知了。” 作者接著寫了六合縣知縣梅飏仁(媚洋人)，他是候補通判梅蔚(媚外)之子，此人“諸事顢顢頇頇，不求甚解。偶而大家同他說句話，人家說東，他一定纏西；人家說南，他一定纏北。因此大家奉他一個表號，叫他做‘梅二纏夾’”。這位梅二(媚兒)正是清政府的寫照。當(dāng)時的清政府久已變成了“洋人的朝廷”，庚子事變后，1901年2月(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西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達(dá)電令，批準(zhǔn)與八國聯(lián)軍的《議和大綱》，說：“量中華之物力，結(jié)與國之歡心?！庇终f：“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后追思，慚愧交集?！辈痪茫瑔蕶?quán)辱國的《辛丑和約》就簽訂了。1902年1月28日(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西太后第一次公開接待外國使節(jié)，“召見從頭到尾是在格外多禮、格外莊嚴(yán)和給予外國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況下進(jìn)行的”。2月1日，她又接待“外交團(tuán)中的各位夫人”，“在問候這些夫人的時候，表示出極大的同情，并且一邊和她們說話，一邊流淚”。此后，她“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 各國公使夫人，得不時入宮歡會，間或與聞內(nèi)政”(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guān)系史》第3卷，第388頁)。請看，《官場現(xiàn)形記》中所寫的文明制臺、梅二先生等人物形象，不正是以西太后為首的清政府的投影嗎？只不過作者通過一面引人發(fā)笑的哈哈鏡將它漫畫化而已。

全書最后一回即第60回，借甄守球的哥哥病中一夢，隱約點明全書宗旨。他夢見自己走到一座深山里面，遍山遍地都是豺、狼、虎、豹、貓、狗、鼠、猴、豬、牛、羊、狐、黃鼠狼，是一個“畜生的世界”，“跳不出去”。后來又恍恍惚惚地?fù)Q了一個世界，是一片康莊大道，有一所極高大的洋房，里面的人正在校對一部書。夢中這位作書者看到“中國貧弱到這步田地，一心要想救救中國”，便編寫了一部“教科書”，教導(dǎo)中國的官員，“好等他們出去，整躬率物，出身加民”。因為“中國一向是專制政體，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只要官怎么，百姓就怎么，所謂上行下效”。“中國四萬萬多人，一時那能夠統(tǒng)通救得”，編一部“教科書”“教導(dǎo)”官吏，是“一個提綱挈領(lǐng)的法子”?！斑@部教科書，前半部是專門指摘他們做官的壞處，好叫他們讀了知過必改；后半部方是教導(dǎo)他們做官的法子”。夢中突起一火，燒毀了此書的后半部。夢境中有一人說：“還是把這半部印出來，雖不能引之為善，卻可以戒其為非。況且從前古人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就是半部亦何妨？”

《官場現(xiàn)形記》這部長篇小說實即李伯元欲以治天下的“半部《論語》”。作者清醒地看到，當(dāng)時的中國是一個封建專制的國家，國家“貧弱到這步田地”，關(guān)鍵問題在于國家“政體”。他是懷著“一心要想救救中國”的急切心情來編寫這部“教科書”的。

作者說，他寫這部書，專門指摘官場的丑惡現(xiàn)狀，目的是“好叫他們讀了知過必改”。其實，這不過是小說家狡獪之言，你看，他巧弄一支生花妙筆，從官場的最下層一直寫到官場的最上層，從典史一直寫到軍機(jī)大臣，所有官場人物，無論是捐班出身，正途出身，無論是官聲差的，官聲好的，統(tǒng)通沒有一個好人，這哪里真是希望他們“讀了知過必改”?

吳敬梓寫《儒林外史》，除了描繪“儒林”百丑，畢竟還寫了杜少卿、王冕、遲衡山、虞育德和莊紹光等少數(shù)幾個在作者眼中頗有光采的人物，欲使讀者在一片爛泥塘中看到幾枝亭亭凈植的蓮花，感到這黑暗王國中也還有一線微光，似可繼往開來。李伯元的《官場現(xiàn)形記》呢？作者筆下的“官場”中，半個這樣的人物也沒有！ “遍山遍野都是這班畜生的世界，又實在跳不出去”。他是懷著對整個官場感到絕望的心情來描摹“官場”的。因此，他的寫法自然就與《儒林外史》有所不同。魯迅曾說：“(《儒林外史》)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jī)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薄豆賵霈F(xiàn)形記》與此不同，“揭發(fā)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yán)加糾彈，或更擴(kuò)充，并及風(fēng)俗。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shù)之相去亦遠(yuǎn)矣，故別謂之譴責(zé)小說”(《中國小說史略》)。

《官場現(xiàn)形記》在思想境界和藝術(shù)手法方面都有不少缺點。魯迅說它不能與吳敬梓《儒林外史》等量齊觀，“臆說頗多，難云實錄，無自序所謂‘含蓄蘊釀’之實，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吳敬梓)后塵。況所搜羅，又僅‘話柄’，聯(lián)綴此等，以成類書。官場伎倆本小異大同，匯為長編，即千篇一律” (《中國小說史略》)。胡適說它有四條“短處”，作者“不曾充分用他的才力”，“犧牲他的藝術(shù)而遷就一時的社會心理，于是，《官場現(xiàn)形記》遂不得不降作一部摭拾話柄的雜記小說了(《〈官場現(xiàn)形記〉序》)。這些批評都是很中肯的。

作者自己對這部小說也不大滿意。他曾對朋友說：“未作《官場現(xiàn)形記》之先，覺胸中有無限蘊蓄，可以藉此發(fā)抒。迨一涉筆，又覺描繪世情，不能盡肖，頗自愧閱歷未廣。倘再閱十年而有所撰述，或可免此弊矣。”(《譚瀛室隨筆》)作者在《笑林報》第1171號(1904年6月23日出版)上登過一則廣告，說： “古人著書，稿至三四易、五六易而成。此著乃初脫稿耳，閱者倘為糾謬?yán)K愆，或以個中丑狀詳細(xì)臚示著者，擬俟投函其后，評定甲乙。第一名贈本書五十部，二名贈三十部，三名贈二十部，以下酌贈?！庇纱艘嗫煽闯龃藭鴦?chuàng)作上的一些不足之處。

可是，文學(xué)作品能不能在當(dāng)時和后來的讀者中產(chǎn)生巨大反響，并不完全決定于作品本身的藝術(shù)水平。有的作品精雅別致，在藝術(shù)上相當(dāng)成功，但在一段時間內(nèi)，只能在人數(shù)較少的一個小圈子里得到稱贊，反之，有的作品，在藝術(shù)上雖不能算是上乘之作，但由于它滿足了某一時代廣大讀者的精神需要，便能聲名廣被，不脛而走，甚且久唱不衰。李伯元的《官場現(xiàn)形記》便屬于后一類。當(dāng)時，因“時勢要求，得此為快”，此書“驟享大名”(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在讀者中反應(yīng)非常強烈。當(dāng)時的讀者，認(rèn)為它“描寫頗為深刻”(包天笑《釧影樓筆記》)，因此，“每出一紙，見者拍案叫絕”(佚名《<官場現(xiàn)形記>序》)，成為“膾炙人口之書”(冥飛《古今小說評林》)。光緒末年著名人物孫寶瑄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官場現(xiàn)形記》所記多實有其事，并非捏造。余所知者，即有數(shù)條，但易姓改名，隱躍其詞而已?！彼玫酱藭院?，覽讀“終日不去手”，接連幾天，他日夜閱讀，短短三天即全部讀畢。他覺得此書“刻劃人情世態(tài)已入骨髓”，“是書寫今日外省官場中內(nèi)容，可謂窮形盡相，惟妙惟肖。噫，我國政界腐朽至此，尚何言哉！”有一天，他“連閱得數(shù)人事，皆笑不可仰”。隔了幾天，他遇到朋友，亦官場中人，與之“道《官場現(xiàn)形記》之書之佳，蓋其善寫世態(tài)，幾使凡出與世酬接者，一舉一動，一話一言，無往非《官場現(xiàn)形記》所有”(《忘山廬日記))。

由此可見，《官場現(xiàn)形記》在反映晚清社會生活方面取得了相當(dāng)高的成就?！妒澜绶比A報》第1123號(1904年6月17日出版)為此書登載廣告云：“中國官場，魑魅罔兩靡所不有，實為世界一大污點。然數(shù)千年以來，從未有人為之發(fā)其奸而摘其覆者，有之，自南亭此書始。”“有欲研究官場真相者，無不家置一編，洵近來小說中唯一無二之巨制也?！庇终f：“此書描摹官場丑態(tài)，無微不至。某京卿謂：‘鄒應(yīng)龍打了嚴(yán)嵩，嚴(yán)嵩猶說打得好，打得好?！裰賵鲋腥藷o不喜讀此書，同此意也。” 這些話雖出之廣告，卻也符合實情。據(jù)說，由于《官場現(xiàn)形記》流行甚廣，“慈禧太后索閱是書，按名調(diào)查，官吏有因以獲咎者，致是書名大震，銷路愈廣” (顧頡剛《〈官場現(xiàn)形記〉之作者》)。還有一個姓趙的督幕，讀了這部小說，以為其中一段故事寫的是自己，“竟因此辭館”(李伯元《致劉聚卿書》)。這和有些人讀了魯迅的《阿Q正傳》以為是在罵自己，頗為相似。試想，如果幾十年前已經(jīng)有了電視機(jī)、如果那時有人將《官場現(xiàn)形記》改編成電視連續(xù)劇，隔天播演一場，那時的熒屏前面，將不知有多少觀眾會為之心驚肉跳，為之面紅耳赤，為之捧腹大笑，為之指張說趙，一定會有許多觀眾為這部連續(xù)劇拍手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