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一名，見于南宋王應(yīng)麟《困學紀聞》?！榜壩摹币幻?，則大概始于清時。

自韓愈以來，就有“文統(tǒng)”之規(guī)模。清，散文以桐城派為代表。且看他們關(guān)于“文統(tǒng)”的思想：

桐城派“文統(tǒng)”有“八家”、“六藝”之說。

“八家”之來源：自南宋以來，就有人學韓、柳、歐(陽修)、曾(鞏)、蘇(三蘇)、王(安石)等人之文，但仍學其他人。明初，有人說到“八家”，但此說不為人注意。為人注意始于明中葉茅坤，他是復古派之反動，主自然。自從他提倡，“八家”就成了定論?！鞍思摇笔峭┏桥芍泻苤匾摹拔慕y(tǒng) ”。茅坤《八大家文鈔序》說：“韓、柳尋六藝之遺?！鼻按?，宋歐陽修偶然得到韓書，特別喜歡，也就特別提倡。由于他地位高，有幾個學生，又配合社會需要，于是其說風行一時。

桐城派繼承八家“文統(tǒng)”，認為在文字上，最重要的是“八家”。何焯(清康熙年間人，字義門，文學批評家)《唐宋八大家文鈔序》里，比茅坤更進一步地說：“自六《經(jīng)》三《傳》兩《國》(《國語》、《國策》)，諸《子》遞傳以來，得史遷而為文章一大宗。”這里是說到古文源流，比茅坤籠統(tǒng)的話說得具體化，特別強調(diào)史遷。史遷是文章第一大宗。第二次集大成的，就是唐宋八家。中國文學史上有這兩個段落。八家“不恃乎六經(jīng)之旨，不離乎史遷之法”，雖各自成家而有其共同的地方。這種說法其實從明代歸有光就有了。歸有光用功于《史記》極深，對《史記》有五色評點本。桐城派諸人亦從《史記》學文章。《史記》不但敘事，而且于敘事中發(fā)牢騷，表情感。歸有光就重表情感。桐城派亦從此發(fā)展。

方苞《古文約選·序例》說，六經(jīng)、《語》(《論語》)、《孟》(《孟子》)——根源；《左傳》(含蓄)、《史記》——義法(標準，條理)最精；《公羊》、《穀梁》、《國語》、《國策》——其次(指義法其次);兩漢書及疏(前、后《漢書》，奏章之類)，唐宋八家文——擇尤(有好有不好的)。對于子書及騷賦，以為要特別謹慎。諸子在文章組織上太松懈，與后世者不一樣，恐學了有流弊。騷賦則與散文相去遠，用韻，不能為散文之模范。他把子書與辭賦除外，于是學古文的人就可以向簡約方面走去。

茅坤倡八家，方苞重簡約，一方面是對明代復古主張之反動，一方面又與時文體格有關(guān)。明清皆以八股文為科舉程式。明古文大家歸有光亦時文(八股文)大家，其古文不免受時文影響。清阮元就曾經(jīng)指出這一點。孫星衍亦然。明清人不自覺地選擇與八股文相近的古文。唐宋八家文流利嚴密，與八股文有相近處。方苞選《欽定四書文》，乃八股文之選本。這當然也影響其古文。古文與時文之發(fā)展，于明清是一致的。方苞選《欽定四書文》之標準是“清正古雅”。清，指明白；正，指思想正；古雅，指據(jù)典引經(jīng)。至于古文，方苞主“清澄無滓”(見《古文約選·序》)，就是要話說得明白。這兩個標準都特別重文字方面，二者很相近。

以上是散文之新統(tǒng)。

現(xiàn)在說到散文義理，方苞也討論過這方面。他在《與申戾謙書》里說：“古文本經(jīng)術(shù)而依于事物之理?！弊鞴盼牡娜耍糜刑觳排c學問，還要人格。他于學問之外，還注重觀察。自歸有光后，多寫人生瑣屑節(jié)目，這就非經(jīng)書中所有的了，所以要靠觀察。

姚鼐《述庵文鈔·序》：“學問有三端，曰義理(指宋學、修養(yǎng))，曰考證(漢學)，曰辭章：是三者，茍善用之，皆足以相濟；不善用之，皆足以相害?！比弑壤m當，則互助。他認為辭章與宋學、漢學并重。這表示，修養(yǎng)之學、考證之學、辭章文字之學，皆可為古文之內(nèi)容?！麄兊睦碚撾m如此，但實際上自己做不到，義理很淺。

他們又提倡精神。要表現(xiàn)義理不能太呆板。姚鼐《與陳石士札》：“望溪閱《史記》，其精神似不能包括其遠處、疏淡處及華麗非常處。止以義法言文，則得其一端耳?！笨磿雌渚瘛＞?，就是指其表情之地方。他于另一《與陳石士書》里說“論學不可太涉門面氣”，就是要重表情。自歸有光以來，都重表情，重精神。曾國藩《與吳南屏書》說，古文各方面都能應(yīng)用，只是不宜說理。這是因為自歸有光以來，受時文影響，著重在表情方面。古文受了小說、戲劇的影響。小說，尤其是戲劇，特重表情。古文不但受時文影響，而且受小說、戲劇重表情的影響。

姚鼐說，古文不宜說理。這是因為自歸有光以來，古文受時文影響，又重表情。時文(八股)有所謂大題、小題，敘事題、口氣題。大題者，就是以四書中的一章作題目；但四書有限，大題很容易做完，于是就以其中一句為題，稱小題。既然只有一句(如“子使漆雕開仕”)，就沒有許多道理可說了。于是，小題也就多重情感與描寫、重敘事，所謂敘事體。又如：“母違夫子”一題，無多大道理可說，就側(cè)重描寫說這話的母親的口氣，與小說、戲劇所重者差不多。時文如此，古文也就容易受影響。

韓愈時重說理，雖然說得不很好。他也受小說影響(如《毛穎傳》)。他的《原道》，人以為是說理說不好的例子。不過這文是著重于宣傳，這一目的是達到了。

曾國藩起來，把只表情的古文范圍擴大，亦用以說理。于是桐城派文就又延長了百多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