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沁園春》文天祥

文天祥

題潮陽張許二公廟^①

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②，士無全節(jié)，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睢陽^③，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后來者，無二公之操，百煉之鋼。人生翕欻云亡^④。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⑤，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留芳。古廟幽沉，儀容儼雅^⑥，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⑦，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

注釋 ①潮陽：今廣東潮陽。張許二公：張巡和許遠。張巡(708-757)，唐末抗擊安祿山的名將。在著名的睢陽(今河南商丘南)之戰(zhàn)中，率數(shù)千兵力抵抗十多萬叛軍，堅守睢陽達十月之久，殲敵十二萬人，終因?qū)嵙沂?，糧盡城破，誓死不降而被害。許遠(709-757)，字令威。在睢陽之戰(zhàn)中與主帥張巡一起抗擊叛軍，城破被俘，被解送洛陽，于途中被害。②光岳：本指日月星辰、天地山河，此處借指安史之亂后四分五裂的天下形勢。光，日月星三光。岳，東西南北中五岳。③睢(suī)陽：借指名將張巡。④翕欻(xīxū)：形容人生之短暫，轉(zhuǎn)瞬即逝。 欻，忽然。 亡：逝去。 ⑤使：假使。 ⑥儼雅：莊嚴典雅。 ⑦郵亭：驛館。 古代遞送文書者投止的館舍。

山水圖(之二) 【清】傅眉 天津藝術博物館藏

鑒賞 南宋末帝趙昺祥興元年(1278)，文天祥駐兵潮陽，特意前往張許二公廟，賦詞憑吊。他借古抒情，盛贊張許二公的忠臣氣節(jié)和高尚品格，表達了自己忠君愛國、舍生取義的決心。

上闋起句便連用三個“死”字，毫不避諱，直抒以死報國的決心，奠定了全詞的凜然氣勢。接著慨嘆安史之亂中時局動蕩、君臣氣節(jié)無存的局面，以此諷喻當時流亡的南宋朝廷所面臨的形勢。最后敘寫張、許二人罵賊、愛君的英雄事跡和高尚情操，贊頌他們英名萬古流芳，同時也批評后人面對國家危難時道德操行的缺失。詞中充滿了一種至大至剛的英雄氣概和秉承先賢遺志、以身許國的壯烈情懷，給人以深深的激勵和鼓舞。

下闋轉(zhuǎn)而感嘆人生短暫，表達要在有限的生命中開創(chuàng)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yè)的決心。“翕欻”形容生命轉(zhuǎn)瞬即逝，而“烈烈轟轟做一場”又極大發(fā)揮了有限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此闋除了正面歌詠張許的英雄事跡，還通過假設他們當初若“賣國”“降虜”將遭受萬人唾罵的結(jié)局來諷喻當時那些賣國投敵之人，曉以大義，用心良苦。接著以古廟、枯木、寒鴉、夕陽的景物白描，繪出二公廟幽靜莊嚴肅穆的景象，無形中散發(fā)出頗具警示意味的威懾力。在此基礎之上，最后又嚴厲地喝罵，“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語氣中充滿了忠義剛正的凜然氣勢，讓人如聞其聲。

全詞痛快淋漓，語言簡單直白，通俗易懂。雖有用典，但自然真實，臨景而發(fā)，全無掉書袋之嫌。詞中有朝拜廟宇之時的壯烈情懷，有不畏身死、忠君愛國之士的氣節(jié)，有對敵人的憎恨和對賣國賊人的唾罵及對時人的勸告和警示，對比中抒發(fā)著愛憎分明的情感。因為情懷激烈，所以作者沒用繁復的技巧和雕琢的語言來表達，而是直抒胸臆，一氣呵成，正是英雄的作品“雖辭藻未免粗豪，然忠臣孝子之作，只可以氣概論，未可以字句求也”(清查禮《銅鼓書堂詞話》)。文天祥此詞，恰如先烈之祠堂，威嚴地告誡著亂臣賊子，更將無窮正氣的力量賜予后繼的愛國志士，因而歷來能引起那些仁人志士們的共鳴，至今傳唱不休。(黃小誼)

集評 劉永濟：“此文天祥被執(zhí)北行，路經(jīng)雙廟所作。首舉‘死孝’、‘死忠’者，封建制度下之最高道德標準也。宋亡之際，叛國降虜者甚多。天祥過雙廟，念張巡、許遠遺烈，不覺感慨，發(fā)為此詞，忠義之氣，凜然紙上。此等作品，不可以尋常詞觀之也?！?《唐五代兩宋詞簡析》)

鏈接 文天祥墓。其墓在今江西省吉安縣，距富田圩文家村約五公里鶩湖大坑的半山腰。文天祥是后人崇敬的民族英雄，兵敗被俘至大都(今北京)，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在柴市就義。文天祥尸骨由其妻歐陽氏收殮，葬于都城小南門外五里路旁，次年遷葬于此。墓占地約一百多平方米。墓前有石翁仲、石馬、石羊等，現(xiàn)已殘損。經(jīng)1982年整修，現(xiàn)墓冢呈馬蹄形，墓門碑額刻“為國捐軀”四字，兩旁聯(lián)語為“忠烈千秋志，芳名萬古存”。新立墓碑上刻“宋丞相文信國公天祥之墓”。

南宋始有家族祭祀祖先的“祠堂”。北宋時，最先出現(xiàn)的“祠堂”，是當?shù)貫閼涯詈捅碚靡恍┟级⒌募o念性建筑。如范仲淹辭世，慶州、淄州等地為表彰他的功績，為其建立祠堂，以便民眾開展紀念活動。王安石死后，其撫州故居也建筑了“荊國王文公祠堂”，讓家鄉(xiāng)父老舉行相關紀念活動。在宋代相當長的時間里，祠堂還不是一般家族祭祀祖先的地方。宋承唐制，仁宗慶歷時詔文武官員可依舊式建立家廟。后來規(guī)定只有高官重臣才能建立家廟，終宋之世，只有近二十名大臣得到朝廷賜建家廟之特權(quán)。祠堂逐漸成為民間各家庭祭祀祖先的場所，并得到較為普遍的推行，大約是從南宋中期開始的。這時有代表性的相關事件，就是朱熹、陸九淵等家族的力行示范。朱熹《家禮》宣傳各族設置祠堂的重要性，認為其能體現(xiàn)“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族名分之守，所以開業(yè)傳世之本”，主張在居室之東建祠，供奉高祖以下先世神主，由宗子主持，定期舉行祭祀儀式，并主張初立祠堂，即置祭田，以每年的租稅，供祭祀之用。由是各族在建祠堂的同時，祭田之制也逐步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