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地理志》詮釋補正著作。十六卷。清錢坫撰、徐松集釋。初刻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
錢坫，字獻(xiàn)之。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卒于嘉慶十一年(1806年)。上海嘉定縣人。副榜貢生，曾任陜西省直隸州州判之職，常與洪亮吉、孫星衍等學(xué)術(shù)界名流研討切磋訓(xùn)詁輿地之學(xué)。苦心鉤沉三十余載著成《史記補注》一書，共一百三十卷，于文字音韻、山川道里、郡縣沿革等問題多有考訂。此外尚有《詩音表》、《車制考》、《論語斥錄》等數(shù)種著述傳世。錢氏因班固《漢書·地理志》所載雖確當(dāng)?shù)槐M詳贍之故，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撰成《新斠注地理志》一書。
清代另一位學(xué)者徐松又為錢書做注，題名《新斠注地理志集釋》。
徐松，字星伯，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卒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順天(今屬北京)人。嘉慶十年進(jìn)士，出任湖南學(xué)政，因事謫遷伊犁，戍邊期間撰成《新疆識略》一書，道光時重獲拔擢，官至禮部主事，出知陜西榆林府，未久即因病去世。
此書共十六卷，卷首有錢氏敘錄一篇。釋文所及要點據(jù)作者自述大致可歸納為八個方面，即考故城、考水道、考山經(jīng)、遵時制、正字音、改誤刊、破謬悠、闕疑閟。全書采取隨文施注的形式，于《漢書·地理志》原文語詞章句之后附益己見及書證。
錢氏斠注較為突出的特色有三：(一)廣征博采舊注舊說。錢氏備錄宋前人所著地理、歷史類書籍的相關(guān)內(nèi)容，以驗明《漢書·地理志》所記之確，或指摘其所云之誤?！端?jīng)注》、《括地志》、《史記正義》、《后漢書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等前代典籍均為錢氏引證所本。(二)作者參考不同版本，對《漢書·地理志》做了初步的校勘工作。通過多種資料出處的比照互校，錢氏刊正了原志在流傳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文字訛誤，如卷五《漢書·地理志》“博陽，侯國，莽曰東嘉?！?“嘉”俗本作“家”,錢氏據(jù)《水經(jīng)注》、《三國志》及《晉書》改訂。需要說明的是，除確信原文有誤的情形外，作者一般不輕易增刪更改文字、這從一個側(cè)面體現(xiàn)了錢氏嚴(yán)謹(jǐn)?shù)闹螌W(xué)風(fēng)尚。(三)借助文字學(xué)、音韻學(xué)、考古學(xué)等多種有效手段，解決某些特殊地理問題。錢氏在不少場合運用了音近義通的古文學(xué)規(guī)律，分析探討一地數(shù)名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具體原因。如卷二釋《漢書·地理志》“霸陵、故芷陽”一句，芷陽，《史記·秦始皇本紀(jì)》記作“茝陽”,錢氏以為芷、茝古時通用，其得名蓋因霸陵在霸水之西，霸水古稱茲水，茲水之西即為茲陽，而“茲”字與芷、茝?fù)?，古時亦相通假。
斠注存在的缺憾也是顯而易見的。由于錢氏過于信從古注，于前人結(jié)論往往不加考辨一一照錄，以致注釋中羼入了一些乖謬不經(jīng)之說。如錢氏據(jù)《古今地名》以為松茲即鳩茲地。事實上，此說并不可信。查檢《左傳·襄公三年》事：子重伐吳，克鳩茲。杜預(yù)注謂：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皋夷也。松茲廢縣在今安徽宿松縣北，與江左蕪湖相距數(shù)百里之遙，并有大江阻隔。對于古注的失實，錢氏全未察覺。
錢氏在引證他人之說時暴露出明顯的重古略今傾向，一味墨守宋前古注，對清代地理學(xué)家取得的一些富有創(chuàng)見的精辟結(jié)論卻不予理睬。如卷六錢氏引《元和郡縣志》中的說法注釋尋陽一地的位置所在，認(rèn)為是在九江府城西十五里。實際上西漢時期尋陽治所在今湖北黃梅附近，位于江北，東晉咸和年間始遷移至今江西省，成為江南屬地?！对涂たh志》所記乃是遷址之后的地點。尋陽漢時為廬江郡所轄，而廬江郡本無長江以南地域，清人洪亮吉曾立五證以申明這一史實，而錢氏對諸如此類的最新考證成果未能加以借鑒利用。
較之?dāng)易⒌囊?guī)模篇幅，徐松的集釋顯得過分簡約甚至零散，但仍不失為拾遺補闕之作。最為可貴之處在于徐氏相當(dāng)注重搜求采擷清代考據(jù)學(xué)名家如段玉裁、王念孫、閻若璩、錢大昕、胡渭、洪亮吉、何焯、齊召南等人的新說新解，這一點剛好彌補了錢書的不足。此外，徐氏所下案斷雖常常是寥寥數(shù)語，但大都片言居要、切中肯綮，比之引經(jīng)據(jù)典的長論，自有顯豁明晰的優(yōu)勢。
本書經(jīng)徐氏梳理補注后成為清人研究《漢書·地理志》諸種專著中頗為精審?fù)陚涞囊徊俊?br>此書行世的版本主要有：同治十三年(1874年)會稽章氏刻本(此版曾由清人姚覲元、繆荃孫、章貞等精校過，堪稱善本)、民國間開明書店鉛印本。中華書局出版的《二十五史補編》收有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