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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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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fù)為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 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 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 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于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于其窮達得喪，憂嘆哀樂，念有所屬，必發(fā)之于此； 于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fā)之于此； 于應(yīng)接酬酢萬事之變，事雖錯出于外，而用心于內(nèi)者，未嘗不在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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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fù)去蜀游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為翰林學(xué)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于上。既而歐陽公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于是，三人之文章盛傳于世。得而讀之者皆為之驚，或嘆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于海隅障徼，學(xué)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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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為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于是三人者尤見于當(dāng)時，而其名益重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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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間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有集二十卷，行于世。所集《太常因革禮》 一百卷、《更定謚法》 二卷，藏于有司。又為 《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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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允為人，聰明辯智，遇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為策謀，務(wù)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跡。頗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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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軾為殿中丞直史館，轍為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喪于蜀地，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余為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于壙中，而辭將刻之于冢上也?！庇噢o，不得已，乃為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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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強。閱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浮桑；粲星斗兮射精光，眾伏玩兮雕肺腸。自京師兮洎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峨峨兮勢方揚。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煌煌，在后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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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載宋六大家初以文章擅名于天下，繼而先后登第入仕?；蚴鼐╆I，或放外任，雖宦海沉浮，時有升降褒貶，終究走的是由科舉場闈而登堂入室的老路。其中以登科年齡而論則蘇轍年十九，曾鞏年三十九為其首尾，余者凡“高中”之日無不是激揚文字，風(fēng)華正茂之時，正所謂名顯于世，仕食人祿而成時代驕子。唯蘇洵(蘇明允)以一介布衣而成“一時之杰”，且為“百世所宗”，即使晚年以“老蘇”而“名動京師”，亦因朝庭大臣徒推其文才而并不重用。雖然嘉祐五年(1060)八月特任命蘇洵為“試職”秘書省校書郎；第二年七月又遷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終究是官職卑微，以一個九品小吏打發(fā)“王佐之才”，遂衍成“老蘇”郁郁不得志的終生遺恨。與其余五家相比，蘇洵的一生或許是最凄涼的。所謂“書雖成千百篇，爵不過于九品”(《嘉祐集》附錄)，何嘗不是既贊嘆了“老蘇”的“千載微言煥然可知”(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又是對蘇洵坎坷一生的憤慨、不平和志哀志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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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鞏的《蘇明允哀詞并序》便是這種贊嘆與志哀中的一篇名著。據(jù)史載，北宋治平三年(1066)“四月戊申”，“老蘇”以疾卒。一時間“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而“為之哀詞銘誄者甚多”(歐陽修《蘇明允挽歌》)，以至“朝野之士為誄者百三十有三人”。(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可見蘇洵對朝野與文壇的影響之大?！袄咸K”的亡于不得志，自然使天下有識之士扼惋痛惜，因此才有“二子”(指蘇軾、蘇轍)“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余(指曾鞏)為辭以哀之”的敬祖節(jié)哀之舉。蘇洵長曾鞏十歲，是年，曾氏正應(yīng)召在編校史館書籍的任上，對蘇洵之死更是滿腹慨嘆，所以能一澆胸中塊壘，化作通篇的表彰與頌揚“老蘇”的文字，其筆墨平實，不守成法，跳出了哀辭抒“傷悼之情”的舊框框。重臣韓琦的《蘇員外挽詞二首》有“名儒升用晚，厚愧不先予”，“美德驚埋玉，瑰材痛壞梁”二句，既含深深的自責(zé)，又對蘇洵的大器晚成頗多贊頌。本文作者正立足于記敘蘇洵晚學(xué)有成，揚名顯世的經(jīng)歷與成就，輔之以教子有方、父子三人文章的“尤見于當(dāng)時”。全篇結(jié)構(gòu)自然精巧，層次明析，轉(zhuǎn)析不露痕跡； 而行文質(zhì)樸淡古，不飾雕琢。全篇內(nèi)涵深邃卻隱寓筆端，委婉環(huán)復(fù)，更兼以騷賦體辭結(jié)篇，感情濃烈，音節(jié)響亮，聲韻鏗鏘，使前序文后哀辭的結(jié)撰如細語婉言，又似玉振金鳴，給人以藝術(shù)上的強烈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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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祭體散文”濫觴于《詩經(jīng)·黃鳥》篇。由魏晉起，逐漸盛行。唐宋以降則多有名篇佳構(gòu)傳世。八大家中唯韓愈《祭柳子厚文》和歐陽修《祭尹師魯文》。后世更引為楷模。劉勰《文心雕龍·哀吊》篇稱“原夫哀辭大體，情主于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又指出“奢體為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笨梢妰?nèi)容上的“主于痛傷”，措辭以情之所至，悲泣因文而生當(dāng)為“哀祭體散文”的主要特征。其語言形式，或韻語、或散文。前者則又分四言、六言、雜言； 散體、騷體、駢體等不同。唐以前祭文多有序，正文則以駢儷的韻文成篇。后世卻不受限制，時有變通與創(chuàng)新。曾鞏此文，雖循古制以騷體結(jié)收全篇，但“序文”卻打破常套，不守成法。行文明白如話，直舉胸臆，雖祭奠死者，通篇反立意于“頌揚”二字，落墨婉轉(zhuǎn)，要言不煩，情至文生。難怪蘇軾蘇轍二子堅持請曾子固“為辭以哀”，且“辭將刻之于冢上?！弊x曾氏此文，無不慨嘆蘇明允的晚學(xué)有成，“布衣馳譽”，(歐陽修語) 賢良用晚的一生。而作者以凈潔流暢的文筆將“晚學(xué)”與“晚用”巧作記述，看似瑣瑣絮絮，各成章節(jié)，其實在淡古平實的行文中彼此緊密關(guān)連。而作者的濃摯情感，無限悲痛已凝集筆端，溢于言表。恰如在頌歌聲里辯聽嗚咽，無不令人慨嘆頓起，臨風(fēng)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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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鞏此文起筆落于蘇洵的“少不喜學(xué)”，屢試“皆不中”。篇首即點出“老蘇”的與眾不同之處。使文章的謀篇布局不拘泥于俗套，哀詞之題旨亦由此而生發(fā)。文中所謂“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是指從天圣五年(1027) 蘇洵初應(yīng)舉進士而不第，繼而在景祐四年 (1037) 奉詔禮部貢舉不中，直到慶歷六年 (1046) 以布衣應(yīng)新設(shè)置的“茂材異等科”的考試又不中，凡三場三試，屢遭挫折的經(jīng)歷。從18歲到38歲，蘇明允二十年中幾番出川入京，又幾番落第返蜀，真是“此路常周旋”，“累歲不得官”。其問的甘苦心血，個中五味遠非常人所能解。曾鞏以“始”、“又”、“皆”三字一筆帶過，雖節(jié)省了篇幅，卻略去了“蘇老泉年二十七始大發(fā)憤”的一則佳話。雖然“老泉”之名歷來有所爭執(zhí)，或以稱蘇洵之號，或指為蘇軾之號，終無定論。然南宋以來多稱蘇洵號老泉，以至童稚習(xí)之，相傳為約。后世以蘇軾《陽羨帖》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圖記為證，似“老泉”號應(yīng)歸東坡晚年。唯莫衷一是，權(quán)以市井傳言之中“蘇老泉，少不學(xué)，二十七，始發(fā)憤”為世俗，仍從舊議。不過，蘇洵“少不喜學(xué)”卻總是事實?！袄咸K”自己也說“昔予少年，游蕩不學(xué)”(《祭亡妻文》)，“吾后漸長，亦稍知讀書，學(xué)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送石昌言使北引》)可見并非不學(xué)，而是學(xué)無所成。盡管妻子、親朋鄰里對他心存憂慮，其父卻縱而不問。每見問其故，或“笑而不答”，或曰“非憂其不學(xué)”，或曰“非爾所知”?？梢娭诱吣羝涓?，蘇洵的“游蕩”增加了他對社會的認識，父親深知兒子的不囿于死啃書本的奇志，所以能因材施教，靜觀其省悟，擇選時機。果然有“廿七始發(fā)憤”的突變。司馬光的《程夫人墓志銘》中稱蘇洵“一旦慨然謂夫人曰：‘吾自視今猶可學(xué)’……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惡使子為因我而學(xué)者。子茍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府君(蘇洵)由是得專志于學(xué)，卒成大儒”。歐陽修也稱其“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蘇明允墓志銘》)可見蘇洵的“廿七始發(fā)憤”乃出自于非凡的志向，一句“吾自視今猶可學(xué)”，展示其百倍信心，擦掌磨拳，確實難能可貴。所以反觀“游蕩不學(xué)”，正是他卑視“聲律記問”之學(xué)，胸懷豪情大志，落拓鞍馬，縱目天下的與眾不同之處。而其妻程氏亦深明大義，雖“欲言之久矣”，卻“惡使子為因我而學(xué)”，在發(fā)憤苦讀這方面與蘇洵的“自視今猶可學(xué)”想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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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析老蘇的始發(fā)憤，或可證蘇洵非同俗輩士子。雖屢試不中，倒已“有名蜀中”，“名動京師”。如若將蘇洵“大發(fā)憤”稱作人生的第一轉(zhuǎn)折，那么，“老蘇”由38歲起遂“絕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學(xué)術(shù)”(《上韓丞相書》)，便是他人生的第二個“大發(fā)憤”。蘇老泉的可貴也正在此：27歲時“發(fā)憤”志在科舉仕途；38歲即“發(fā)憤”于學(xué)術(shù)與人生，堅意走自己的路。所以曾鞏在“序文”中稱贊他“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復(fù)始為文”。蘇洵的焚稿以告別科舉，決心之大確出人意料。其“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jīng)百家之說，以考質(zhì)古今治亂成敗、圣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fā)久之?！?《蘇明允墓志銘》)蘇老泉之所以成為八大家之一，正是由于他徹底擺脫了這些“不足為學(xué)”的“聲律記問”，拋開了“不足為觀”的科舉埸闈之文。讀書有了真正的自由，才辯出古人文章的真味，于是漸有“豁然以明”，日趨“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的境界。如此看來，曾鞏在選材時恰恰是抓住了蘇洵更應(yīng)為人稱道的“絕意功名”、“發(fā)憤學(xué)術(shù)”，而有意舍棄了頗多傳奇色彩的“廿七始發(fā)憤”，從立意深處便高出一般的哀祭文章，成為不亞于歐陽修的《蘇明允墓志銘》和張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的三大名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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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蘇洵傳》稱其“遂通六經(jīng)、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shù)千言?！掀渌鴷?，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xué)者競效蘇氏為文章。”經(jīng)歷了二次“發(fā)憤”的蘇洵應(yīng)當(dāng)有如此的褒獎，所以曾鞏用了一連串整齊的句式，歷數(shù)“老蘇”文風(fēng)之恣肆縱橫，筆力雄健，格調(diào)高古。作者從析理、引喻、侈約、遠近；“大小微著，“煩肆亂流”;以及語辭、氣勢，“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寫盡了蘇洵文章“博辯宏偉”、“精深有味，語不徒發(fā)”的藝術(shù)造詣之高妙。繼而，作者著意于“發(fā)之于此”四字，進一步指出蘇文語出驚人，“言必中當(dāng)世之過”的深刻內(nèi)涵。首節(jié)中的這一段寫得相當(dāng)精彩，行文對比強烈，語句或散或駢。尤其是中間的“以余之所言，于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一句，語辭警策，概括極精練，且承上啟下，轉(zhuǎn)折又極自然。蘇洵著文“好為謀策，務(wù)一出已見，不肯躡故跡，”所謂“惶惶有憂天下之心”，所以歐陽修也贊不絕口；“博于古而宜于今，實有用之言”(《薦布衣蘇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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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觀全篇作者尤詳寫“老蘇”文章的精湛，極盡贊辭頌語。行文以此為中心，將“老蘇”教子有方，遂使三蘇名聞天下，以及三蘇的仕途概作略述，使得序文的重點非常明確。同：“廿七始發(fā)憤”一樣，蘇洵的教子有方亦廣有傳聞。其中以老蘇的《名二子說》一篇更集中地表現(xiàn)了他對軾、轍二子的期望與訓(xùn)戒。曾鞏在序文中只述三蘇的游歷京師，二子的“擢之高等”，其實筆端間傾注了對蘇洵家教得法謹嚴，頗具預(yù)見的贊嘆。及至嘉祐二年，軾、轍二子同登科弟，歐陽修更驚呼：“快哉！ 快哉！ 老夫當(dāng)避路，讓他出一頭地也！ 可喜！ 可喜！”并且斷言”“更三十年，無人道著我也！”可見文壇代有新人，原是由歐氏這樣的大師獎掖，蘇洵這樣父輩培育的結(jié)果。對老蘇來講，“絕意于功名”之后，二子的名震文壇或許是他的最歡娛的喜事與心愿。曾鞏撰此哀辭，注意了記述的側(cè)重點，在材料的選用，行文的角度都力避與歐陽修的“墓志銘”雷同。如贊三蘇的文名于世，便用了“讀之者”，則“或驚”，“或嘆”、“或效”; 而三蘇的文名海內(nèi)，則以“人知其名”，“家有其書”。作者斟詞酌句，語辭非常潔簡，然文勢直貫而下，文句的效力極高又頗多才氣神韻，讀來并不覺雕飾，反給人以質(zhì)樸平實、確鑿有據(jù)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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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洵的“頗喜言兵”歷來為人所稱道。其專涉“言兵”的著作很多，如《權(quán)書》、《制敵》、《審敵》、《御將》、《兵制》等，都有不少獨到的見解。所以曾鞏稱他“慨然有志于功名者”，是很恰當(dāng)?shù)?。此處作者的落筆仍然在蘇洵的最終登臨文壇的高階，與篇首的屢試不中作對比，既照應(yīng)了文章頭尾的結(jié)構(gòu)完整。又始終圍繞著序文的宗旨。至于“召試舍人”，“特用為秘書省校書郎”和委以“文安主簿”的所謂“仕途閱歷”，也都是一筆捎過，并無拖沓之感。作者從老蘇的眾多著作中只選點出《太常因革禮》、《更定謚法》、《易傳》等三部，雖然前二書成卷而“藏于有司”，后一書“未成”，但作者卻以“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大加褒獎，自始至終將人品、書品、文名結(jié)合在一起，融匯在字里行間，這無疑是本文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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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祭散文卻以頌揚為宗旨，脫盡“傷悼之情”又處處志哀志痛，作者的手法之妙使本文一反舊法陋習(xí)，顯示出作者文思的敏捷過人。雖然曾鞏贊揚蘇洵的閉門苦讀，顯世揚名的封建觀念，但蘇洵能拋開科舉窒息，獨創(chuàng)新路，鍥而不舍的態(tài)度與精神，卻是很值得學(xué)習(x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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