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稱解釋的文字為“解故”,如韓非《解老》。以文體論，與子書相仿，后日所謂“論辯體”。韓非《喻老》,是所謂“故”。這與后日敘事文相仿。
公羊、穀梁釋《春秋》,則又不同，卻是逐字解釋的。這種逐字逐句的解釋，就開了后日注疏的形式。這種細碎的解釋是戰(zhàn)國末年的新文體，乃后日注疏之開端。不過，公羊、穀梁一方面是逐句逐字解釋，一方面又是問答體。這是與當時的文體相近，而后日注疏里所無的。這是解釋的文體。
注，把水自一器皿倒到另一器皿之謂也。把今之語言放進去，用來解釋古代語言，就是“注”?！傲鶗崩铩稗D(zhuǎn)注”就是把同時之另一地方言解釋此地方言。
“傳”就是傳授、傳遞。《公羊》、《穀梁》稱“傳”,因是由先生傳給學生的。而“注”,則是“注”給大家看的。
又有所謂“箋”。“箋”就是隨便記下來的意思。
“傳”、“箋”今通稱“注”,以今釋古。
“疏”,分析也。更詳細地分析“注”,曰“疏”。六朝始有義疏，是把“注”分條析目來解釋。但嚴格說來，唐以后始成立。
注、疏都要逐字逐句解釋，故成為太繁、太碎的文體。
漢時，經(jīng)學盛，多終身研究一經(jīng)者?！稘h書·儒林傳·贊》:“一經(jīng)說字，百余萬言?！笨梢娖浞彼?。因此，《漢書·藝文志》又說：“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謂斷句取義，便可與人辯論，自主為一派，不顧本義)。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后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后能定。”此語道出章句之學的毛病。毛病就在不切實用。
秦近君說“堯典”二字，就花去五十余萬言。說《堯典》第一句“曰若稽古”,就用了三萬字(見后人引桓譚《新論》)。
漢人以經(jīng)學為求官之工具，故拼命如此。不過，到后漢，人們都知此病，便著重融會貫通各家之說，如鄭玄。
魏晉六朝有“義疏”,重理，講得較簡單，如王弼注《老子》。但義疏不是講字面，故各人說法不同?？墒?，還離不了字，故一直至唐。義疏一體，還嫌繁碎。
《舊唐書》一八九卷上：“儒舉傳序。太宗……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煩雜，謂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jīng)義疏……名曰《五經(jīng)正義》?！碧铺谝獦藴驶?，把諸儒義疏各說各的說法統(tǒng)一起來。
到宋，改稱“注疏”,有《十三經(jīng)注疏》,是繼承這一傳統(tǒng)而來的。五經(jīng)義疏要統(tǒng)一、標準化，但仍然是根據(jù)自來的解釋來這樣做的。宋是批評的時代，經(jīng)學發(fā)展成理學、道學。理學、道學是受禪宗影響的，可稱為新儒學，對經(jīng)典重新加以解釋，有朱熹《四書集注》。四書指示初學者做人和研究學問的方法，特重做人?！端臅ⅰ泛汀对娂瘋鳌范紴槿俗⒁狻！端臅ⅰ飞踔脸蔀閲ń炭茣角宄匀绱?，《詩集傳》中對詩的看法與前人不一，故亦引人注意?！都ⅰ?、《集傳》一方面集前人大成，另一方面又根據(jù)理學、道學而對唐時已一度簡單化了的再行簡單化，而不是呆板的講章句(《五經(jīng)正義》與《十三經(jīng)注疏》則逐句逐字講解)。朱子不太重視文義(字面意義),卻重用意。他講用意常會把自己的理論放進去。當時禪學不重繁瑣，他很受影響，一方面又因重語錄，故要講得簡單明顯，比六朝更進一步。
朱熹的成就不是偶然的，自有其背景。北宋王安石有《新經(jīng)義》,一方面根據(jù)前人解釋，一方面又簡單化。他重《周禮》等，要人們知道古人為政、為人，使人知其政治哲學?！缎陆?jīng)義》當時盛行，作為科舉根據(jù)。后來他失敗了(政治上),而書也連帶不為人注意了。他的《新經(jīng)義》原本要“變學究為秀才”,但他承認，卻得到“變秀才為學究”的結果。這是因為人們只重經(jīng)義(章句),而不重其精神，為傳統(tǒng)而傳統(tǒng)，卻不為現(xiàn)實而傳統(tǒng)。南宋時，人們亦感到要簡單化，但又要重現(xiàn)實，更感領袖人才之重要。因此，朱熹的“注”就重做人之道理。自他以后，經(jīng)之解釋簡單了，故稱“經(jīng)義”,就重大意而不重章句。但讀書人卻為經(jīng)學而經(jīng)學，乃變成八股(元、明對讀書人摧殘，影響到這一點很大),也就談不上實用了。
總之，注疏體裁由繁而趨簡。但它終歸還是解釋文體，終不免繁碎，不能回復先秦韓非《解老》、《喻老》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