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南京四全大會開幕當天，蔣介石自我檢討今后“如何能救國救黨”時曾一度自信地表示：“是皆為余之責也，勿以環(huán)境險惡而灰心?！?sup>[1]并感慨“全國黨員誰知余為黨之苦心也”^[2]。從這兩句話中不難讀出蔣氏是不甘心履行他在上海和談期間對粵方所做的下野承諾，放棄手中權(quán)力的，但從中也可以感受到他此時所承受的巨大壓力。
“九一八”事變后，面對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團結(jié)御侮的呼聲，蔣氏還一度動搖過繼續(xù)同粵方的爭權(quán)奪利，甚至愿意放棄內(nèi)爭，專心抗日。不能否認，蔣介石是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作為一國軍隊的最高統(tǒng)帥，喪失國土之恥，他是不能忍受的。當他最初得知“九一八”事變的消息，甚至也在日記中寫道：“聞暴日不接受國際聯(lián)盟通知，并主張中日直接交涉，而國聯(lián)態(tài)度因之軟化，從此暴日勢焰更張。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則必無良果，我不能任其梟【囂】張，決與之死戰(zhàn)，以定最后之存亡。與其不戰(zhàn)而亡，不如戰(zhàn)而亡，以存我中華民族之人格，故決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主力于隴海路也?！?sup>[3]11月17日，他召集南京干部商討應(yīng)付時局對策時，曾毅然表示：“余決心率師北上，與倭決戰(zhàn)。對內(nèi)則放棄選舉競爭，誠意退讓，期與粵方合作，一致對外。又期民眾信仰本黨，甘受本黨領(lǐng)導，共起御侮也?！碑斖?，即電囑陳銘樞赴上海邀請汪精衛(wèi)來京主持中央^[4]。
對蔣介石此舉，汪精衛(wèi)當然是歡迎的，但他也有難言之隱。18日，陳銘樞電蔣報告同汪會商結(jié)果：“鈞座主張，汪先生極表同情，惟汪與哲生有進退一致之成約，未便單獨。頃汪已急電哲生，大意謂鈞座見國難日亟，愿自任國防軍總司令，即日出發(fā)，盼在汪、孫兩人中請一人擔任行政院長兼代主席云云，以征其同意。孫若同意，則汪先生依鈞座意入京負責；孫不同意，則望以于右任先生代主席，汪個人可入京，并在可能范圍內(nèi)約粵方同志取一致?！?sup>[5]第二天，陳銘樞再密電蔣介石，報告汪精衛(wèi)之態(tài)度：“汪先生云粵方蕭、鄧等極反對滬和約，經(jīng)哲生調(diào)解，現(xiàn)決定選舉可依和會所擬定辦理，惟仍堅持蔣不表示下野，則不到京開會。汪現(xiàn)擬辦法兩項：(一)俟選舉后即召集本派之中委來滬，計有二十余人加入京方，則占多數(shù)；(二)即明電粵方力爭維持和會到第一次全會解決之原議。惟后項恐即決裂，反因此失事，故決照前項進行，電催迅速選舉，并一面密電哲生明告自己之態(tài)度，以促哲生之離粵?！?sup>[6]此時，在上海的李石曾也積極聯(lián)絡(luò)汪精衛(wèi)，李曾致電吳稚暉、張靜江報告汪之最新動態(tài)，其中一則電報云：“精衛(wèi)兄今早來談，意謂介公須俟妥洽后，若下野果能生效而后方可實行，萬不宜貿(mào)然下野，既無益于妥協(xié)，反致益增紛擾。所見甚是，望商于介公。”^[7]
但蔣介石一度想要放棄中央權(quán)力的舉動，遭到了寧方內(nèi)部的一致反對，甚至連他的盟兄黃郛也深不以為然。黃郛曾在日記中寫道：“傍晚岳軍來報告介石之新決定(讓中央于汪，己則以國防軍總司令名義出駐北平——原注),予深以為不妥。因此種形式等于對日宣戰(zhàn)(最少亦可為謂對日備戰(zhàn))。在此國聯(lián)尚未絕望之時，似尚不可孤注一擲，舉國以殉也?！?sup>[8]
蔣介石此時深信自身實力最終能夠左右局面，這是源自對汪精衛(wèi)的深刻認識，特別是在得到陳銘樞等人的詳細密報后，蔣對粵方內(nèi)部分化態(tài)勢的判斷已成竹在胸。除此之外，孫科的態(tài)度也令蔣增添了不少信心。他得知：“哲生曾對其親信說那一回(反蔣)徹底過，所不能遽然合作者，只關(guān)礙展堂一人。緣展堂一月以來所持頗高，而汪等又不能不加以敷衍。此次粵四全之波折，實則汪、胡兩派之爭執(zhí)。此后只要展堂不來或出外暫避，汪等即決赴南京?！?sup>[9]一旦明確了汪精衛(wèi)和孫科二人的意向，廣州四全大會所能帶來的危害和不確定因素，也就大打折扣了。11月22日，蔣在日記中充滿希望地寫道：“大會閉會，幸告一段落，此為對內(nèi)一難關(guān)，今既渡過，是增加奮斗勇氣不少，令人發(fā)生對黨國無窮之希望也?！?sup>[10]
但此刻蔣介石面臨的環(huán)境仍很險惡。盡管粵方內(nèi)部已有分化，但并沒有徹底破裂；而外患日急，也逼迫著他要盡快做出最后的決定。24日，蔣再次召集熊式輝等干部商談“北上抗戰(zhàn)”之策時，眾人“皆堅持不可”,對蔣之“辭職下野，則贊否參半”^[11]。12月5日，粵方四全大會終于閉幕。按上海和會決議，四全大會后，“非常會議”自當取消。但蔣介石并未實現(xiàn)下野諾言，為此，粵方四全大會于閉幕當天邀集所有歷屆及新選執(zhí)監(jiān)委員舉行臨時聯(lián)席會議，推唐紹儀主席，“議決魚(6)日結(jié)束非常會議，虞(7)日改組中央黨部”?！霸谑Y未實行下野解除兵權(quán)以前，仍照常行使職權(quán)”。粵方同時決定選派孫科、伍朝樞、李文范、陳友仁四人赴上海，同寧方接洽四屆一中全會開會事宜。
盡管粵方否決了汪精衛(wèi)在上海選舉的中央委員，但此時仍不愿同汪公開分裂。為此，粵方主動致電汪精衛(wèi)表示：“微(5)日聯(lián)席會議，決定暫仍在粵成立中央黨部。俟蔣中正實行下野解除兵柄，我方始北上，參加第四屆中委第一次會議?！?sup>[12]而蔣介石則是想盡快將汪拉入寧方陣營。12月5日，蔣特意派何應(yīng)欽、邵力子兩人赴滬，囑其用“中正名義”,“促汪先生即速入京”^[13]。7日，汪精衛(wèi)對陳銘樞明確表示：“粵會所舉之執(zhí)監(jiān)委縱不來，亦可赴寧，但有先決兩條件：一要擬具治國方案，經(jīng)蔣承認；二要整個的合作，不應(yīng)要此一部分，不要彼一部分?！?sup>[14]隨后，汪致電閻錫山表示：“弟現(xiàn)致力于整個合作，如萬無可能，亦使雙方緩沖，各圖自存，不作猛浪打碎之圖。弟以為國事如此，無論何方勢力及何派分子，均不能單獨，非協(xié)力共存不可?！?sup>[15]
就在汪、陳會談的同一天，蔣介石在南京召集干部會商對粵辦法時，一度想采取極端措施：取消黨治，還政于民，以此打擊粵方所謂的“黨統(tǒng)”。他當眾表示：“擬開國民大會，以本黨政權(quán)提早奉還國民。因本黨自不振作，早已失卻以黨治國精神，而胡漢民等藉黨之資格以毀黨害國，且中國由我手而統(tǒng)一，亦可由我手以奉還國民也?！?sup>[16]由此可見，蔣介石實在不忍交出政權(quán)。但吳稚暉馬上對蔣表示：“此著太險，現(xiàn)在只有安定制動?！笔Y“默然思良久”,不得不承認吳稚暉之言“尚有深見也”^[17]。此時取消國民黨“一黨專制”,結(jié)束訓政，固然可以打擊粵方的氣焰，但同時也危及了寧方政權(quán)的合法性，蔣只好放棄這一險著。
12月10日，孫科等人到滬，會同汪精衛(wèi)、鄒魯同寧方代表陳銘樞會商。首先由孫科報告粵方四全大會情形，并表示召開一中全會的前提條件是蔣介石必須下野。如蔣不下野，粵方中委不能赴京開會。陳銘樞當即表示：“蔣可犧牲地位，只求中樞負責有人，隨時均可辭職。希望雙方議定一過渡辦法，俾蔣下野后，中央有人繼續(xù)負責?！彪S后，雙方商定代理人選必須為“粵方所同意者”^[18]。11日，陳銘樞致電蔣介石稱：“胡漢民、孫科等必欲鈞座辭職始快。職思當此時機，鈞座似亦暫避為宜?！?sup>[19]寧方內(nèi)部開始出現(xiàn)不一致的論調(diào)，為此蔣無奈地在日記中寫道：“知哲生等必欲強余辭職始快，真如亦受若輩之迷而未深思國家大計，以余之領(lǐng)袖，而堅強之干部，動以退讓為得計。內(nèi)部之心不一，領(lǐng)袖之志難行。然而余不能用人，而干部左右又不能容人，此國家之所以不定也。余對于政治哲學，近得二語曰：政者進也，貪者退也。領(lǐng)袖欲進，而干部欲退，雖有大力無以推動也?！?sup>[20]
而此時極力拆粵方臺的卻是汪精衛(wèi)。據(jù)李石曾11日電吳稚暉云：“真如告粵方：介公十四日宣布下野，二十開全體會。精衛(wèi)謂不宜強介公下野。又謂如介公不下野，粵諸人不到京，伊于國難會議時到京參加云云。弟與公權(quán)皆以為如介公決下野，必先妥為布置，方可宣布。否則必失大計。望介公勿輕于宣布。關(guān)于妥為布置一節(jié)，明日到京面陳。”^[21]
第二天一早，剛從上海趕回南京的李石曾同蔣介石商討進退問題時，首先表示對陳銘樞的懷疑。李石曾說：“真如亦有勸鈞座辭退之言，吾以真如為可疑也?！倍Y則答道：“真如為人誠而愚。愚者未有不自作聰明，李先生疑其偽奸亦冤矣。”下午，蔣召集干部繼續(xù)研究進退問題。吳稚暉、李石曾、戴季陶都不主張蔣下野，并一致表示：“介公必不可退。介公退，則中國休矣！”惟有何應(yīng)欽表示：“真如之言亦自有理?？傋埣毸贾??！?sup>[22]何應(yīng)欽在關(guān)鍵時刻的表現(xiàn)令蔣非常不滿，他無奈地在當天日記中寫道：“稚輝、石曾、季陶、鐵城皆不主余退，而敬之、真如等則惟恐余退之不速也。余言明此時救國惟有余不退之一法，而欲余不退惟有改為軍事時期，一切政治皆受軍事支配，而聽命于余一人，則國始能救。否則如現(xiàn)事群方龐雜，主張不一，而又不許余主持一切，彼此互相牽制，徒以無責任、無意識、無政府之心理，利用領(lǐng)袖為傀儡，則國必愈亂而身敗名裂，個人無論如何犧牲，亦不能救國之危亡也。天下之至慘之事未有如此之甚也?！?sup>[23]此時，蔣介石深知欲“改為軍事時期”,“聽命余一人”是根本不可能的，自己如再不下野，一中全會萬難召開。
特別是自胡漢民南下后，粵方態(tài)度更轉(zhuǎn)強硬。胡氏在一封密函中寫道：“門與門系為中國致命一大毒瘡，能請西醫(yī)割去，是一治法，否則用中醫(yī)拔毒(什么內(nèi)托外消)打消方劑亦或見效。除卻二者便無是處也?！?sup>[24]函中的“門”是指蔣介石，蓋取自《水滸》中“武松醉打蔣門神”之義。從這封信中不難讀出胡氏倒蔣的決心。為逼迫蔣氏下野，李烈鈞一度向粵方提議：“一，北方應(yīng)再起倒蔣；二，須有組織；三，胡、閻須有聯(lián)絡(luò)。”^[25]為此，胡漢民積極同北方聯(lián)絡(luò)，密電馮玉祥表示：“和平統(tǒng)一，改組政府，乃以下野為先決條件，既不踐約，則一切當無從解決?！辈ⅰ芭坞S時電示”^[26]。馮氏對粵方的提議“極佩服之”^[27],并復(fù)電胡漢民表示：“和平統(tǒng)一之障礙不除，則健全政府永難實現(xiàn)。先生及粵中諸賢達主張正大，舉國仰賴……弟雖不敏，當追隨努力也?，F(xiàn)華北各方鑒于蔣之種種乖謬，凜于外交之緊急，當從新團結(jié)，以安內(nèi)而攘外，現(xiàn)正致力于此?！?sup>[28]馮玉祥在日記中還總結(jié)了以往反蔣運動的經(jīng)驗教訓共16條，深感今后應(yīng)注意：“使倒蔣派不分裂”,“須有我們的打算，不可盲目跟人家跑”,“對有實力者，有人望者，須發(fā)生密切關(guān)系”^[29]。
在各方面的壓力下，蔣介石被迫決定以退為進，同意下野。12月13日，蔣向陳銘樞表示：“如粵方十六日尚不來，則以后余再不與調(diào)和，使大局日趨艱危也。如其十六日以前能來到，余可早一日辭讓了?！?sup>[30]同日，粵方得知蔣決定下野消息后即開會討論，決議兩點：“(一)蔣下野后仍予以自新機會；(二)下野電到，各委即北上?！被浄讲⑼谙愀垧B(yǎng)病的胡漢民商妥，對雙方擬議林森代主席，陳銘樞代行政院長均不反對^[31]。
12月15日，蔣介石致函中常會，略謂：“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已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納全黨團結(jié)之方案。而在粵同志，迄未能實踐約言，共赴國難，胡漢民同志等微(5)日通電，且有必須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語，是必欲中正解職于先，和平統(tǒng)一方得實現(xiàn)。中正……權(quán)衡輕重，不容稍緩須臾，再四思維，惟有懇請中央準予辭去國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職，另行選任賢能接替，以維團結(jié)而挽危亡?！?sup>[32]同日，中常會召開臨時會議，決議批準蔣介石請辭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各職，并決定以林森代理國府主席，陳銘樞代理行政院院長^[33]。與此同時，張學良也請求辭去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職。16日，中執(zhí)會核準張氏所請，改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至此，粵方要求悉如愿以償。
蔣介石辭職前，曾得蔣伯誠轉(zhuǎn)呈韓復(fù)榘一電表示效忠，韓并向蔣貢獻意見三條，電稱：“向兄表示決心服從鈞座，他方來人接洽僅與敷衍而已，并對鈞座貢獻意見三點：一、粵方全部來京合作為上策；二、粵方一部來京合作，聯(lián)絡(luò)黨外人才赴國難為中策；三、萬不得已離開中央，暫駐洛陽，整頓北部，使搗亂者對內(nèi)對外無辦法時，再出負責為下策。請鈞座切實準備”等語^[34]。蔣對韓復(fù)榘的意見深以為然，當即批復(fù)道：“向兄所見甚是，當照此酌辦也?！?sup>[35]為了減少“再出負責”時的障礙，蔣預(yù)先做了周密布置。他在辭職當日早8時首先主持召開第四十九次國務(wù)會議，一舉改組了四個省政府，分別任命顧祝同為江蘇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為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為江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為甘肅省政府主席，賀耀組兼甘寧青宣慰使^[36]。會后10時才赴中常會提出辭呈^[37]。另據(jù)《黃郛日記》載，蔣介石曾于12月6日令錢昌照轉(zhuǎn)商黃郛，請黃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黃郛以“非其時其地”而婉辭^[38]。
蔣介石此舉，實際是為自己卷土重來，預(yù)先做好布置。在蔣新任命的省府主席中，多為聽命于他的軍人。這一舉措明顯是為了對抗粵方削弱蔣氏軍權(quán)的企圖。第二天，蔣還特意致電各路軍總指揮、軍、師長表示：“中正辭職通電諒達，但中正對我患難生死相從之將士必仍負責維護，望各安心服務(wù)?！?sup>[39]這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蔣為準備“再出負責”埋下的種種伏筆。
12月22日，蔣介石由南京返回故鄉(xiāng)浙江奉化。24日，他總結(jié)此次被逼下野的教訓時曾反思道：“今次革命失敗，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誤于老者，對俄、對左皆不能貫徹本人主張，一意遷就，以誤大局，再誤于本黨之歷史。黨內(nèi)胡漢民、孫科，一意遷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無干部、無組織、無情報，以致外交派唐紹儀、陳友仁、伍朝樞、孫科勾結(jié)倭寇以賣國而未之預(yù)知，陳濟棠勾結(jié)古、桂各派，古應(yīng)芬利用陳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內(nèi)外挾攻之境，此皆無人之所致也。而對于反動智識階級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動者之手，此亦本人無干部、無組織之過也。軍事之干部后進者有熊、陳、胡等，而黨務(wù)之干部實一無其人，外交更無其人矣?！?sup>[40]
12月16日，當粵方得知蔣介石辭職消息后，立即召開臨時會議決定：“一，推唐紹儀等主持粵府，中央黨部及國府均暫保存，俟統(tǒng)一政府成立后始撤銷。二，陳濟棠、余漢謀、李揚敬、香瀚屏因邊防重要；蕭佛成、鄧澤如因政務(wù)，均不北上。李宗仁、白崇禧須留一人主持桂事。三，定十八日為舉行打倒獨裁紀念日，各機關(guān)均休假，聯(lián)合各界舉行大會?！?sup>[41]當天，何應(yīng)欽也向蔣介石報告了在滬粵方委員的動態(tài)：“鈞座通電昨夜深始到。粵方代表今晨召集談話會，決定全體入京。本擬于本晚車行，因恐夜車鋪位不敷分配，反為不妥，故改為明晨九時乘專車來京。汪先生病仍未愈，擬靜養(yǎng)二三日即來參加一中全會。汪夫人及左派人員均先行，不再延期。”^[42]18日，粵方中委李宗仁、馬超俊等分兩批自廣州赴京。寧、粵雙方終于能夠在南京合開四屆一中全會。
隨著粵方代表的入京，一個新矛盾又呈現(xiàn)出來。大會召開前，對汪派在滬所選的十名中央委員資格問題，出現(xiàn)較大分歧。因粵方不承認汪派十名中委資格，對此汪精衛(wèi)曾信誓旦旦地在滬表示：“無論如何，兄弟代表主席團各位同志，可以負責的說，我們對于本會代表在上海選舉的結(jié)果，一定是盡力維持的。我們或者用溫和的手段去力爭，或者用激烈手段去力爭，甚至我們連中央委員也不做都可以，總要達到目的才罷。”^[43]
對于汪精衛(wèi)同粵方的分歧，蔣介石自然是求之不得，并極力拉攏汪。16日，蔣介石主持召開中常會臨時會議，討論出席四屆一中全會委員問題。當陳立夫提到汪派“大世界的怎樣”時，蔣即表示：“大世界的也要來的。如發(fā)通告，籠統(tǒng)一點。大世界的名字可以不寫?！?sup>[44]18日，剛剛?cè)刖┑耐襞芍饕宋镪愯稻?、顧孟馀、陳公博即來拜見蔣介石，請蔣“助其解決上海大世界十委員問題”,并表示惟“先承諾”此點，“精衛(wèi)然后乃肯來京”。蔣對此“毅然允之”^[45]。
19日，南京國民黨中央召開談話會，出席中委四十九人。談及滬選十名中委問題時，因有蔣的支持，“故多數(shù)主張加以容納，以免留一不良之因”。當晚，蔣介石邀宴到京的中委，特意將汪派十名中委邀請與宴，以暗示他事實上承認汪派中委的資格^[46]。而汪精衛(wèi)則借口糖尿病重，留在上海醫(yī)院治療，靜候佳音。
此時一個最有趣的現(xiàn)象是，盡管各派中委紛紛入京，但反蔣派的“大老”胡漢民、汪精衛(wèi)，以及北方的馮玉祥、閻錫山都以種種借口滯留京外，觀察事態(tài)的演變。蔣下野通電發(fā)表的當天，孫科、鄒魯就急電閻、馮，請立即赴京與會。而閻錫山部屬曹世振等人則電閻建議：“與趙(戴文)院長、徐(永昌)主席、楊(愛源)督辦面商，均謂應(yīng)復(fù)電孫、鄒，表示南下出席。徐謂以‘約同入京’措詞最為相宜。趙謂銀行界、黨部、軍人、英美均不愿蔣下野，最近恐有所表示。振(曹世振)以為蔣如不下野，軍人表示定在各中委入京、一中全會開會后，再擁蔣繼任主席。彼時在蔣勢力范圍之下，多數(shù)中委難免為彼左右?！?sup>[47]
正是基于這種心態(tài)，胡、汪、閻、馮四人全都不肯主動入京，而同時又不斷彼此致電，催促對方入京。先是18日，胡漢民由香港致電馮玉祥、閻錫山表示：“聞精衛(wèi)兄病滯滬濱，弟亦因血壓過高必須療養(yǎng)，勢難赴京。而此次全會使命至重且大，所賴于兩公主持者亦多，亟盼刻日命駕晉京，共商大計。弟雖病擱海隅，亦當悉舉所知，隨時貢獻也。”^[48]隨后，汪精衛(wèi)也自上海致電閻錫山表示：“公偕煥章、次隴、允臣三公同入京，黨國之福，萬不可因弟之病而致中止。弟如能自支，決無不入京之理也。”^[49]而馮、閻等人一面聯(lián)名復(fù)電胡、汪表示：“國難當前，入京開會，義不容辭。大駕何日起行，尚祈早日見告，以便追隨前往?！?sup>[50]同時，再電孫科、李文范、伍朝樞、鄒魯?shù)然浄酱恚骸暗艿染凵?，電請精衛(wèi)、展堂兩同志力疾入京。得復(fù)，弟等亦即同行。更望兄等一致敦促?！?sup>[51]實際上大家都在相互推諉，甚至連已由廣州到上海的李宗仁也借口“在粵，對叔均(指蔣)下野是否誠意不甚明了，擬看三兩日，再同精衛(wèi)入京”^[52]。各派領(lǐng)袖之間表面上話都說得冠冕堂皇，實際上又相互猜忌、拆臺，毫無精誠團結(jié)可言。
12月22日，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開幕，蔣介石出席一中全會開幕式后，留函孫科、于右任等表示：“全會即開，弟責既完，故決還鄉(xiāng)歸田，還我自由。惟望全會得到圓滿結(jié)果，無論如何，終須相忍為國，以期政府早日完成，中正決無另外主張。此去須入山靜養(yǎng)，請勿有函電來往，即有函電，弟亦不能拆閱也。”^[53]
四屆一中全會共通過各類提案三十九件，其中最重要的提案就是《中央政制改革案》。該案由粵方代表伍朝樞起草，明確規(guī)定：“國民政府主席為中華民國元首，對內(nèi)對外代表國家，但不負實際政治責任，并不兼其他官職；任期二年，得連任一次；但于憲法頒布時，應(yīng)依法改選之……行政院長負實際行政責任?！?sup>[54]不難看出，以上規(guī)定全部是針對蔣介石個人集權(quán)而發(fā)。全會依據(jù)該案修正通過了新的《國民政府組織法》,完全推翻了同年6月三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國民政府組織法》所賦予蔣介石的一系列特權(quán)。
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人事組織，是四屆一中全會的另一項重要議題。四屆一中全會選舉結(jié)果如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長孫科，副院長陳銘樞；立法院院長張繼，副院長覃振；司法院院長伍朝樞，副院長居正；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副院長劉蘆隱；監(jiān)察院院長于右任，副院長丁惟汾。
在國民黨中央組織系統(tǒng)中，原設(shè)有中央政治會議這一機構(gòu)。它最早成立于1924年7月，當時稱政治委員會，作為第一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政治決策及指導機關(guān)，第二屆中執(zhí)會擴大了它的職權(quán)，并于1926年7月改稱中央政治會議。寧、漢分裂時，武漢恢復(fù)設(shè)立中央政治委員會，南京繼續(xù)召開中央政治會議。1929年5月，第三屆中執(zhí)會制定《政治會議條例》,從此“政治會議為全國實行訓政之最高指導機構(gòu)，對于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負其責任”^[55],成為國家權(quán)力中心，并推舉蔣介石擔任中政會主席^[56]。
為了進一步削弱蔣介石在黨內(nèi)的地位，粵方最初設(shè)計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中擬以“國民政府委員會”為國家最高權(quán)力機關(guān)，以取代原來的中央政治會議的職能，這一提案在蔣、汪兩派的聯(lián)合抵制中終于流產(chǎn)。全會決定仍保留中央政治會議為國家最高權(quán)力機構(gòu)的職能。大會主席團在選舉新一屆國民政府委員時提出兩點聲明：“一，五院院長、副院長及所屬各部部長、委員會委員長不兼任國府委員；二，現(xiàn)任軍人不兼任國府委員?！?sup>[57]從這兩點聲明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國府委員只不過是一個尊貴象征而已，其權(quán)力大打折扣。
12月28日，四屆一中全會最后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新的中政會組織原則三項：“(一)中央政治會議，以中央執(zhí)行委員、中央監(jiān)察委員組織之；(二)中央政治會議設(shè)常務(wù)委員三人，開會時輪流主席；(三)中央候補執(zhí)、監(jiān)委員得列席政治會議。并推舉蔣中正、汪兆銘、胡漢民三人為中政會常務(wù)委員?！?sup>[58]從此，中政會由蔣介石一人獨尊的地位，改為三常委輪流主席。
盡管在粵方的逼迫下，蔣介石辭去了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陸?？哲娍偹玖畋炯娓髀殻@并沒有根本撼動蔣介石在國民黨內(nèi)的地位。在新推舉的九名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常務(wù)委員中，蔣介石再次當選，其余八人是胡漢民、汪精衛(wèi)、于右任、葉楚傖、顧孟馀、居正、孫科、陳果夫，并以葉楚傖兼秘書長^[59]。國民黨第四屆中常委同第三屆中常委相比較，增加了汪精衛(wèi)、顧孟馀、居正三名原反蔣派領(lǐng)袖，以代替原親蔣的譚延闿、戴季陶、丁惟汾^[60]。
29日，四屆一中全會舉行閉幕式。居正主席，孫科致閉幕詞，于右任宣讀大會宣言。隨后召開第一次中常會，加選劉守中、楊樹莊、王正廷為國府委員，決議：新任國民政府主席、委員和五院正副院長定于三天后的1932年元旦宣誓就職。當天下午又召開第一次中政會，通過行政院院長孫科提出的各部人選如下：內(nèi)政李文范、外交陳友仁、軍政何應(yīng)欽、財政黃漢梁署理、教育朱家驊、實業(yè)陳公博、交通陳銘樞、鐵道葉恭綽、司法行政羅文幹、海軍陳紹寬、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參謀總長朱培德、訓練總監(jiān)李濟深、軍事參議院院長唐生智、禁煙委員會委員長劉瑞恒^[61]。
所謂“統(tǒng)一合作”政府正式成立，史稱“孫科內(nèi)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