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李白詩歌悲劇性的特殊審美涵義

張福慶

北京外交學院中文系！北京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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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李白的光明政治理想與黑暗現(xiàn)實之間的尖銳沖突 , 使他的詩歌具有強烈的悲劇色彩。但李白詩歌的悲劇性 , 與傳統(tǒng)的悲劇模式有所不同。他的悲劇意識 , 表現(xiàn)出對整個現(xiàn)存社會秩序的懷疑 ;他的剛性的悲劇情調 , 違反了“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 ;他詩中悲劇意識的消解因素 , 有時并不發(fā)生消解悲劇意識的作用 , 而是使原有的悲劇精神得到延伸和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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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李白； 悲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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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張福慶， 男， 外交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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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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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200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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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的詩人中， 李白似乎給人們留下了較多“仙”的印象。司馬承禎曾稱他“有仙風道骨”, 賀知章更直呼他為“天上謫仙人”, 后經過民間傳說的描繪， 特別是經過史書中“飄然有越世之心” (《舊唐書·文苑傳下》) 的宣傳， 李白的“仙”的形象遂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確定下來， 好像他真是一個狂歌痛飲、放浪形骸、遠離塵俗、飄然欲仙的人物， 這應當說是對李白很大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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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一生， 其實是悲劇的一生。他出生在唐王朝的上升時期， 曾有過崇高的社會理想、遠大的政治抱負。開元十三年 (725) , 他“仗劍去國， 辭親遠游”, 曾在江陵寫下《大鵬賦》, 刻畫了“簸鴻蒙， 扇雷霆， 斗轉而天動， 山搖而海傾”的大鵬形象， 表達了自己展翅高飛的凌云壯志。開元十五年 (727) , 他在安陸寫下的《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更明確地訴說了自己的遠大志向：“達則兼濟天下， 窮則獨善一身……申管、晏之談， 謀帝王之術， 奮其智能， 愿為輔弼， 使寰區(qū)大定， ?？h清一?！彼簧恳詤紊?、管仲、樂毅、張良、諸葛亮等人自比， 在詩中反復表達了“欲獻濟時策” (《鄴中贈王大勸入高風石門山幽居》) 、“敢進興亡言” (《書情贈蔡舍人雄》) 、“托意在經濟” (《讀諸葛武侯傳書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思欲解世紛” (《贈何七判官昌浩》) 的積極進取精神。李白曾表示：“余亦草間人， 頗懷拯物情” (《讀諸葛武侯傳書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茍無濟代心， 獨善亦何益” (《贈韋秘書子春》) , 正是懷著這種拯物濟時之心， 所以他一生“不求小官， 以當世之務自負” (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 , 渴望建立“安社稷”、“濟蒼生”的不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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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當他來到長安， 進入仕途之后， 他的光明的政治理想?yún)s與黑暗的現(xiàn)實發(fā)生了尖銳的沖突。天寶以后黑暗的朝政、丑惡的現(xiàn)實， 對他的光明理想無疑是沉重的打擊；而他熱愛自由、蔑視權貴的性格， 也必然為當權的齷齪群小所不容。所以， 在他的詩歌中， 雖曾有過一時的春風得意， 但更多的， 卻越來越表現(xiàn)出巨大的憤慨， 陷入深深的苦悶之中。他在《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一詩中， 曾有“青蠅易相點， 白雪難同調。本是疏散人， 屢貽褊促誚”來說明自己因不同流俗而招致小人的讒毀。在《玉壺吟》中， 他慷慨悲歌：“烈士擊玉壺， 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劍舞秋月， 忽然高詠涕泗漣……”用東方朔的大隱金門， 來比喻自己遭到權貴的嫉妒， 不得重用。在《行路難》之一中， 他用“欲渡黃河冰塞川， 將登太行雪滿山”, 形象地寫出了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重重險阻、舉步維艱的情況。……痛苦、彷徨、激憤、悲哀， 他的相當多的詩歌， 即鮮明地表現(xiàn)出這種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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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寶三年 (744) , 李白被“賜金放還”離開長安之后所作的《將進酒》、《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陪侍御叔華登樓歌》, 以及《萬憤詞投魏郎中》、《贈江夏韋太守良宰》……, 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這些詩歌， 應當說更真實、更深刻地反映了李白的一生。在這些詩里， 作者的理想與失望， 曠達與抑郁， 心靈的高傲與現(xiàn)實的苦悶， 不可遏制的激情與無可奈何的頹放， 種種復雜情緒交織成詩人內心強大的感情風暴。我們在這些詩中， 看到了詩人渴望光明的心靈與黑暗現(xiàn)實之間的劇烈沖突， 聽到了一位悲劇主人公的靈魂的憤怒呼喊。盡管他的有些詩抒發(fā)的是個人的懷才不遇， 但卻具有鮮明的社會意義和政治內容。詩人的感情雖然極端痛苦， 但卻表現(xiàn)出不屈的反抗、掙扎和奮斗， 從而使這些詩歌具有了強烈的、突出的悲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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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說過， 悲劇的本質是“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xiàn)之間的悲劇性的沖突”[1] (P346) 。當進步的社會力量、光明的社會理想還十分弱小；當反動的社會力量、舊的統(tǒng)治思想和社會制度還非常強大， 其存在還有一定現(xiàn)實性的時候， 便會出現(xiàn)“歷史的必然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xiàn)”的悲劇。魯迅先生也曾指出：“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2] (P192) 這一概括與恩格斯的論述基本上是一致的。所謂“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 正是“歷史的必然要求”;而所謂“毀滅給人看”, 正是指“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xiàn)”。從這樣的美學觀出發(fā)來分析李白的詩歌， 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他的詩確實具有強烈的悲劇性。李白詩中反映出來的理想， 不僅僅是他個人的理想， 而是盛唐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所孕育出的整個社會對光明未來的美好憧憬。盡管它熱烈浪漫得近于天真， 但卻是中國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崇高追求， 它代表了“歷史的必然要求”, 是“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 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 這種理想的實現(xiàn)卻是不可能的。當政治開明的歷史瞬間消失， 當封建統(tǒng)治的黑暗本質暴露出來的時候， 這種理想就會必然與社會現(xiàn)實發(fā)生激烈的沖突。李白詩歌的悲劇的實質， 便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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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李白詩歌的悲劇性， 與封建時代傳統(tǒng)的悲劇模式又有所不同， 具有自己鮮明的性格特征和特殊的審美內涵。這種不同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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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國傳統(tǒng)悲劇意識的出發(fā)點， 是用文化的理想來證明自己追求的合理性?，F(xiàn)存的社會秩序、君臣關系等等， 從根本上講， 是不能觸動的。例如， 當個人與昏君發(fā)生沖突時， 即往往由奸佞來為君王承擔罪惡， 而不能把懷疑、批判的矛頭指向君王。正如張法在《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一書中所說：“并非奸佞自己沒有罪惡， 但奸佞的罪惡是與昏君一體化之后的罪惡， 他們必須獲得昏君的支持和縱容才能發(fā)揮罪惡。但這一事實的確認勢必導致怨君、問君， 深入發(fā)展下去就會懷疑整個文化體系。在古人， 這是萬萬不行的。因此， 面對昏君奸佞沆瀣一氣的事實， 必須做出新的解釋：君是清白的， 受了奸佞的蒙蔽；奸臣是很壞的， 欺上壓下。這樣， 君王和奸臣來一個善惡二分。在忠君與罪君的矛盾沖突中掙扎的正直之心也隨之來了個心理二分。忠心得以理直氣壯地保持， 對無辜的、受蒙蔽的君王一往情深、纏纏綿綿， 在忠的主旋律下， 忽怨、忽哀、忽念、忽悲、忽盼， 總希望——甚至明明無望也還希望——君王有一天醒悟過來， 歸罪憤怒之情也得到了發(fā)泄， 對著奸佞憤怒地聲討……”[3] (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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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李白的詩歌與上述的悲劇模式相對照， 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一些明顯的區(qū)別。李白的詩中雖然也常常表現(xiàn)對“中貴”、“賤臣”、“佞臣”的憎惡， 但大多卻是幾筆帶過， 如“中貴多黃金， 連云開甲宅” (《古風》第二十四) 、“董龍更是何雞狗”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等等， 似乎對他們抱著“韓信羞將絳灌比， 禰衡恥逐屠沽兒” (同上) 的輕蔑態(tài)度， 不屑于為他們多費筆墨。像《雪讒詩贈友人》那樣的作品， 在李白集中是比較少見的。李白的批判矛頭， 更多的是指向當時普遍存在的丑惡政治和黑暗現(xiàn)實， 如他在詩中大量寫到的：“奈何青云士， 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 糟糠養(yǎng)賢才” (《古風》第十五) , “浮云蔽紫達， 白日難回光。群沙穢明珠， 眾草凌孤芳” (《古風》第三十七) , “白日掩徂輝， 浮云無定端。悟桐巢燕雀， 枳棘棲鴛鸞” (《古風》第三十九) , “路逢斗雞者， 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霓， 行人皆怵惕” (《古風》第二十四) , “斗雞金宮里， 蹴鞠瑤臺邊。舉動搖白日， 指揮回青天” (《古風》第四十景) 等等， 都是揭露統(tǒng)治者的昏聵腐朽和志士賢人的失落， 抨擊宮廷政治中小人得勢、氣焰熏天的丑惡現(xiàn)象。這種揭露， 把造成黑暗現(xiàn)實的最高統(tǒng)治的責任凸顯了出來， 表現(xiàn)了對整個現(xiàn)存社會秩序的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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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 是李白對君主的態(tài)度。他既有忠君報主的思想， 但卻又追求平交帝王， 不肯降心屈志、自貶人格。例如在李白的詩中， 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描寫：“燕昭延郭隗， 遂筑黃金臺。劇辛方趙至， 鄒衍復齊來?！?(《古風》第十五) “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 擁彗折節(jié)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 輸肝剖膽效英才?！?(《行路難》三首之二) “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 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騁雄辯， 兩女輟洗來趨風?！?(《梁甫吟》)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 李白經常在詩中稱頌東漢隱士嚴光：“嚴陵高揖漢天子， 何必長劍拄頤事玉階。”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嚴陵不從萬乘游， 歸臥空山釣碧流。自是客星辭帝坐， 元非太白醉揚州?！?(《酬崔侍御》) “貴賤結交心不移， 惟有嚴陵及光武?！?(《箜篌謠》) “光武有天下， 嚴陵為故人。雖登洛陽殿， 不屈巢由身?！?(《送岑徵君歸鳴皋山》) 李白在這里描述的君主， 都是封建時代謙恭下士的帝王的典范；而這里的賢士， 又都是性格傲岸、蔑視權貴的典型。李白在詩中徵引這些古人的典故， 用意無非是兩個， 一是提出一種理想化的君臣關系， 借以批評唐玄宗的“輕士”;二是表明自己平交帝王的態(tài)度， 決不以犧牲人格來換取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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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這種追求人格價值的理想， 產生在盛唐政治開明的社會歷史土壤中， 受到自由浪漫的時代精神的培養(yǎng)和滋育， 代表了中國封建時代知識分子富有人格價值、值得布衣寒士驕傲的人生追求。但是， 李白對待君王的這種態(tài)度， 如果說在貞觀、開元政治開明的時代也只能算是一種美好幻想的話， 那么到了天寶時期， 就已經構成對現(xiàn)存君臣關系和社會秩序的巨大沖擊， 因而為統(tǒng)治階級所不能容忍。這是李白陷入政治困境、造成他一生悲劇的重要原因。所以， 李白的悲劇從一開始， 便具有一種與傳統(tǒng)悲劇模式不同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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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中國傳統(tǒng)悲劇的基調是柔性的， 是一種纏綿悱惻、韌長深厚的悲， 即使憤怒， 也不跨越“禮”的界限， 而是把握悲痛， 做到“怨而不怒， 哀而不傷”, 做到“以禮節(jié)情”。可是李白詩歌中的悲劇， 卻往往表現(xiàn)出更多的剛性。他很少用哀怨纏綿的方式來訴說自己的悲哀， 而是像火山噴發(fā)一樣， 像江濤海浪一樣， 發(fā)出憤怒的呼喊， 以排山倒海、雷霆萬鈞之力， 表達自己胸中不可遏止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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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行路難》第一首中， 作者用“停杯投箸不能食， 拔劍四顧心茫然”這樣強烈的動作， 來表現(xiàn)出自己壯志難伸的激動不平。在《行路難》第二首中， 詩人發(fā)出了“大道如青天， 我獨不得出”的悲憤呼喊， 顯示了自己內心的痛苦和憤懣。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一詩中， 詩人懷著極大的憤慨， 痛斥了當時雞童得寵、屠夫有功， “驊騮拳不能食， 蹇驢得志鳴春風”的丑惡、可悲的社會現(xiàn)象， 抒發(fā)了久蓄胸中的痛苦、憂憤和不平?！秾⑦M酒》一詩， 更是長歌當哭， 痛快淋漓地抒發(fā)了自己的極端苦悶?！熬灰婞S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fā)， 朝如青絲暮成雪”一句， 恰如雄渾萬里、奔騰咆哮的黃河， 多少苦悶， 多少憤慨， 多少悲哀， 就像黃河之水一樣， 盡情地傾瀉， 洶涌地奔流。此外， 像《鳴皋歌送岑徵君》中的“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jié)以耀世兮， 固將棄天地而遺身”、《夢游天姥吟留別》中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 使我不得開心顏”、《梁甫吟》中的“閶闔九門不可通， 以額叩關閽者怒”、《陪侍御叔華登樓歌》中的“抽刀斷水水更流， 舉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 明朝散發(fā)弄扁舟”……這樣表現(xiàn)極度痛苦、憤怒和悲哀的詩句， 在李白的詩集中可以說俯拾皆是。其感情的強烈程度， 在中國古代詩歌中也是十分罕見的。這種剛性的悲劇情調， 違反了“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 形成對代表文化傳統(tǒng)的“禮”的一種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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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國傳統(tǒng)悲劇的消解因素， 是仙、自然、夢、酒等等， 通過引入這些心理的補償物或安慰物， 使處于悲劇沖突之中的心靈平靜下來， 從而使心理困境得到解脫。這些消解因素——仙、自然、夢、酒等等， 在李白的詩歌中也是存在的。但它們有時并不是作為價值轉換物來發(fā)生消解悲劇意識的作用， 而是使原有的悲劇意識在一個新的層次上得到延伸， 這就使它們的消解作用大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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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李白常常借酒澆愁， 企圖在痛飲酣醉中忘記痛苦。他自己說：“窮愁千萬端……酒傾愁不來” (《月下獨酌》之四) 、“滌蕩千古愁， 留連百壺飲” (《友人會宿》) 、“誰能春獨愁， 對此徑須飲” (《月下獨酌》之三) 、“愁來飲酒兩千石” (《江夏贈韋南陵冰》) , 可見這樣的縱酒， 并不是為了“嗜其酣樂”, 而是為了麻醉自己， 在精神上得到一種暫時的解脫。可是他醉酒的結果， 卻往往不是痛苦的撫平， 而是“舉杯銷愁愁更愁”, 是使他在另一種精神境界里去更強烈地體味現(xiàn)實的痛苦， 這就使他的悲劇精神并非消彌， 而是得到一種延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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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詩中的游仙也是如此， 例如《夢游天姥吟留別》一詩。在這首詩中， 作者憑借豐富大膽的想象， 描繪出天姥山雄偉、神奇、險峻的景象， 以及令人神往的洞天仙境， 而實際上， 是心造了一個超現(xiàn)實的世界， 使這夢中的神仙世界， 成為自己光明理想的象征。他把這個神仙世界當作沒有權貴、沒有壓迫、沒有黑暗的無限光明美好的境界來追求， 在其中寄托了自己渴望自由和個性解放的理想。它不僅是與現(xiàn)實的黑暗世界相對立， 而且是相對抗的。正因為如此， 當詩人從夢境的高潮驚醒， 回到現(xiàn)實世界的時候， 理想和現(xiàn)實就發(fā)生了尖銳的沖突。愈回想神仙世界的美好， 就愈憎惡現(xiàn)實世界的庸俗、丑惡、污濁， 所以他要“且放白鹿青崖間， 須行即騎訪名山”, 繼續(xù)他對理想的追尋， 結尾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 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充滿反抗精神的強烈呼喊， 正說明這樣的“游仙”并不是對悲劇意識的消解， 而是悲劇精神的延伸和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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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 李白詩歌的悲劇性與傳統(tǒng)的悲劇模式有著明顯的區(qū)別， 具有自己鮮明的個性特征和審美特征。應當說， 盛唐自由浪漫的時代氣息、儒道佛三家并存的思想氛圍， 培養(yǎng)了這位偉大詩人的批判精神和斗爭勇氣， 使他的詩歌表現(xiàn)出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罕見的叛逆精神和反抗性格， 這是李白詩歌的悲劇性能夠放射出奇異光彩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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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在李白的身后，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真正認識他詩歌的悲劇實質。杜甫在《不見》一詩中說：“不見李生久， 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 吾意獨憐才。”深刻指出了李白的痛飲狂歌、飛揚跋扈之類， 不過是在惡劣的社會環(huán)境中的一種“佯狂”而已， 可是這一指點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特別是思想受到理學桎梏的宋儒， 對李白詩中的叛逆精神和反抗性格， 或者不能理解， 或者不敢接受， 于是出來抨擊指責， 或曲為解釋。如說李白：“識見污下， 十首九說婦人與酒?！?(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王安石語) “華而不實， 好事喜名， 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蘇轍《欒城集》卷八) “白之詩多在于風月草木之間， 神仙虛無之說， 亦何補于教化哉！” (趙次公《杜工部草堂記略》) “不過豪俠使氣， 狂醉于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 曾不系其心膂?！?(羅大徑《鶴林玉露》卷十八) 等等。結果， 是李白的“狂”的一面、“仙”的一面被突出出來了， 而他的與黑暗現(xiàn)實對抗的悲劇人生， 他對封建專制制度的叛逆精神， 則被淡化了、掩蓋了。這是一種十分可悲的現(xiàn)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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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 李白的詩中也存在著道教迷信、及時行樂等消極思想因素， 這是無可諱言的。我們今天研究李白的詩歌， 分析其中的悲劇性， 正是為了正確地認識李白的一生， 正確地認識李白思想中的進步性、人民性的來源， 從而能夠對這位中國詩歌史上的偉大詩人作出更為客觀、更為公允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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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四卷 )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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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魯迅全集 (第一卷 ) [M].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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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 (第三章 ) [M].北京 :人民大學出版社 ,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