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詩唱和，賦詩言志是周代貴族中流行的一種音樂活動方式，曾一度蔚成風氣。當“詩三百”與禮結合后，詩樂既成為宗廟祭祀中的樂歌，又成為通行于諸侯國及貴族間交往酬酢活動中必備的樂歌。春秋時期，在禮聘、會盟、燕飲等社交性場合中，都能見到唱詩、奏詩和賦詩這類歌樂活動。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所言即是這種情況：“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br>《詩經》在周代是可以賦誦，可以演奏，可以歌唱和可以舞蹈的。在宮廷王室中，除奏詩、唱詩多為樂工所為外，賦詩唱和則盛行于公卿、士大夫們交往酬答的社交活動之中。賦詩唱和是“詩以道志”的重要手段，因而也出現(xiàn)了多種多樣的唱和形式。見于文獻記載，大抵有單人賦詩，二人唱和和多人接和三種。
單人賦詩?！蹲髠鳌ふ压啡贻d：“鄭伯如楚。楚子享之，賦《吉日》?！彼x樂章因人而異。據(jù)《左傳·襄公》十六年：“穆叔如晉聘。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br>二人唱和?！蹲髠鳌の墓啡贻d：“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公賦《嘉樂》?！睋?jù)《文公》十三年：“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br>多人接和?！蹲髠鳌ふ压肥贻d：“鄭六卿餞宣子于效。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鄭》之《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萚兮》。宣子賦《我將》?！?br>從音樂風格上講，公卿士大夫在引詩賦志的音樂活動中，以賦《雅》詩為多，其次為《風》詩與《頌》詩?！讹L》、《雅》、《頌》各種風格的樂章，在應和中接綴自由，多樣化而豐富。據(jù)《左傳》記載，不同風格的音樂組合主要有三大類：
其一，《雅》詩應和。以《小雅》對和：《河水》(即《沔水》)與《六月》(《僖公》二十三年),《采菽》與《菁菁者莪》(《昭公》十七年);《大雅》《小雅》對和：《大明》與《小宛》(《昭公》六年);等等。
其二，《風》《雅》應和?！墩倌稀擞忻贰放c《小雅·角弓》、《彤弓》(《襄公》八年),《大雅·嘉樂(即“假樂”)》、《小雅·蓼蕭》與《鄭風·緇衣》、《將仲子》(《襄公》二十六年),《召南·草蟲》、《鄘風·鶉之賁賁》、《小雅·黍苗》、《隰桑》、《鄭風·野有蔓草》、《唐風·蟋蟀》與《小雅·桑扈》(《襄公》二十七年),等等。
其三，《風》《頌》對和。《鄭風·野有蔓草》、《羔裘》、《褰裳》、《風雨》、《有女同車》、《萚兮》與《周頌·我將》(《昭公》十六年)等等。
公卿、士大夫們燕飲會盟時唱和的樂歌，其社會功用與“天子聽政”,“以觀風俗”的西周樂歌不同，主要用以頌美、進諫、諷喻和表達個人情志。這些樂歌新作很少，多是現(xiàn)存的《詩》樂，但皆被“借題發(fā)揮”以“諭志”,其用意與原詩含義相去甚遠。據(jù)《左傳· 襄公》八年載，范宣子賦《召南·標有梅》,其喻意是用兵要把握住時機，而原歌卻是表現(xiàn)少女待嫁的焦灼心情。又，《襄公》二十七年載，鄭國大臣所賦《詩》樂有《草蟲》、《野有蔓草》等，原詩歌都是表現(xiàn)男女間的眷情，但此時卻用來陳詩抒志了。
春秋時期，“詩三百”不僅能為各國樂工所歌，而且也為各國貴族所熟悉。他們除能歌被奉為“雅言”、“雅聲”的周族樂歌：《大雅》、《小雅》和《周頌》,能歌本國風謠外，還能歌他國風詩。據(jù)《左傳》載，楚臣子家既可賦《小雅·鴻雁》,也可歌《鄘風·載馳》。范宣子是晉臣，除能賦《召南·標有梅》外，也歌《小雅·鴻雁》。晉卿趙孟能賦《小雅·小宛》、《匏葉》、《棠棣》和《召南·采蘩子》。子展是鄭卿，能賦《鄭風·緇衣》、《將仲子》和《召南·草蟲》。魯國大夫季武子既賦《小雅·角弓》、《彤弓》、《六月》、《大雅·緜》,也賦《召南·甘棠》。晉宣子趙盾也能夠賦誦《周頌·我將》。
賦《詩》諭志，賦《詩》言志唱和之風的背景是禮樂文化。因此《詩》樂成為唱和中的主要樂歌，曲折隱晦也成為傳達情志的主要方式。至春秋晚期以降，伴隨禮樂制度的“崩壞”,宮中貴族們對《詩》樂唱和的程式日趨倦怠，而轉向追求能直抒胸臆，更通曉暢達的新創(chuàng)樂章。如晉昭公與齊景公飲宴時的新作《晉侯投壺歌》(中行穆子代作)和《齊侯投壺歌》(《左傳·昭公》十二年),以及《申叔儀乞糧歌》(《左傳·哀公》十三年)等。由此，宮中貴族賦《詩》言志的習尚也隨之漸漸廢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