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宣傳家們所進行的革命啟蒙教育是多方面的，但都圍繞著一個問題，即中國的前途問題。他們指出，只有“革命排滿”、“建立共和”,才能免中國于危亡，致中國于獨立富強之境。革命排滿，建立共和是革命宣傳的中心口號。
革命宣傳家們向人民揭示了民族危機的嚴重性，指出中國已經成了列強競爭角逐的焦點，“瓜分之禍”、“亡國滅種，就在眼前”^[1]。陳天華在《猛回頭》里觸目驚心地揭示：“俄羅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意中藏，法蘭西占廣州窺伺黔桂，德意志領膠州虎視東方，新日本取臺灣再圖福建，美利堅也想要割土分疆。這中國哪一點我還有份，這朝庭原是個名存實亡?！痹凇毒犁姟防?，他進一步指出：“須知這瓜分之禍，不但是亡國罷了，一定還要滅種?！痹谡f明列強的侵略政策時，他們已經采用了“帝國主義”這一概念，并試圖對這個新出現(xiàn)的“大怪物”進行分析。楊篤生指出，帝國主義不是一兩個大人物意志的表現(xiàn)，而是“國民工商業(yè)發(fā)達，資本充實之所膨脹也”^[2]。他還指出，列強“耀兵力以索取商權”的政策已經變化，改變成以掠奪租界、鐵道、礦產、傳教、工商等權為主的“殖民政略”。他們向被侵略國家進行“資本灌入”^[3],“凡資本所在之地，即為其政治能力所及之地”^[4],“以工商勢力圈限為其名，而以政治圈限為其實”^[5]。這種分析還不能科學地說明帝國主義的本質，但在揭示其某些特征上，卻也入木三分。這說明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有重大提高。宣傳家們還著重分析了當時列強侵華手法的變化。《國民報》指出：列強滅亡中國，“用無形瓜分之手段，愈巧而愈密”^[6]。楊篤生指出，列強是“以扶植滿洲政府，為兼弱攻昧之秘藏，以開放中國門戶，為斷腰絕臂之妙術”^[7],“外示交親，陰圖攫奪，美其名曰‘領土保全’,婉其詞曰‘門戶開放’,而主權寖失，名存實亡”^[8]。陳天華指出：“留住滿洲政府，代他管領，他再管領滿洲政府，豈不比瓜分便宜得多嗎？”^[9]他們還指出，列強之所以改變手法，重要原因是“以為強暴舉動，恐激怒中國人民”^[10]。但是，為了防止侵占的權益被收回，列強又必將反對和阻遏中國的一切進步改革。革命宣傳家們尖銳地警醒人們：由于主權大量喪失，中國實際已經亡國，或者瀕臨滅亡的邊緣。他們說，中國已“為白人所公有”、“中國之主權，外人之主權也”^[11],中國人民已淪為“兩層奴隸”、“三層奴隸”、“數(shù)重奴隸”。他們大聲疾呼，處在這種形勢下，“不興必亡，不亡必興，固我中國之前途也”^[12]。陳天華正告人們：“須知事到今日，斷不能再講預備救中國了，只有死死苦戰(zhàn)，才能救得中國！”^[13]
挽救中華民族嚴重的民族危機，這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出發(fā)點。
為什么中國無法抵擋帝國主義的侵略，人民的反帝熱情得不到伸張呢？為什么“中國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癥”呢？資產階級革命宣傳家們很明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那就是因為中國處在清朝政府的反動統(tǒng)治之下，這個反動政府賣國、專制，并實行種族壓迫。他們勇敢地對清王朝進行揭露和批判：
一、宣傳家們揭穿了清朝政府賣國賊的嘴臉。許多革命宣傳品都抓住清廷典型的賣國讕言——“寧贈友邦，勿與家權”、“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無情地加以揭露。他們歷數(shù)六十多年中清廷喪師辱國、出賣領土和主權的歷史，特別強調地指出，清廷連“發(fā)祥之地都再拜頓首奉獻于俄羅斯”,還有什么不能出賣的呢？宣傳家們進一步指出，清政府已經成為聽命于洋人的走狗。他們說：“今日之政府官吏，為列強所擒之縱之威之脅之之具”^[14],“北京政府為西人之傀儡”,“為外人效奴隸之用者也”^[15]。最鮮明地揭露這一點的，莫過于陳天華“洋人的朝庭”的著名論斷。他指出：“滿朝中除媚外別無他長”,其作用僅在“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壓制我眾漢人拱手投降”。清朝政府既然在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中處于這樣特殊的地位，那末，要抵抗列強，就絕對不能依賴這樣的政府，要抵抗列強，“除革去賣國之舊政府，建設救國之新政府外，其道末由”^[16]。
二、宣傳家們不遺余力地揭露了滿洲貴族實行的種族壓迫。這一內容在所有的宣傳品中，占的比重最大，語言也最激烈。鄒容、陳天華、章炳麟等都認為，中國在發(fā)生亡于洋人的危險之前，早已亡于滿人了。鄒容說：“中國最不平傷心慘目之事，莫過于戴滿洲人為君。”^[17]他們淋漓盡致地揭露清朝的種族壓迫，從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說到鎮(zhèn)壓洪、楊，殺害譚(嗣同)、唐(才常),從壟斷政權說到俯首洋人，從宮廷淫侈說到士農工商的被鈐制壓榨，從衣服辮發(fā)說到各省駐防。清朝的一切政策幾乎都在清算之列，如有人所說：“二百年來之歷史，皆愛新覺羅氏之罪狀?！?sup>[18]他們認為，清廷“割讓支那之土地，揮霍支那之權利而不之惜者，以種族不同之故；葅醢支那之志士，禁錮支那之學界而不之悔者，以種族不同之故”^[19]。種族壓迫既成了各種禍患的原因，也就阻礙了中國的進步。陳天華說：“我漢人本有做世界主人翁的勢力，活活被滿洲殘害，弄得這步田地。”^[20]因此，他們指出滿人是同胞之“公敵”、“公仇”,必須“驅逐”。很顯然，這些議論是正義的，但也是偏激的。
三、宣傳家們還控訴了清朝的封建專制，批判了君主專制制度?！皰叱龜?shù)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這是《革命軍》開宗明義的話。宣傳家們用西方啟蒙主義思想作為揭露封建專制制度的武器，將“國家”同“一家之謂”的“朝代”、“舉土地為一己之私產，舉人民為一己之私奴”的“政府”區(qū)別開來，指出國家“人人有之”,“茍以一人而用其專制之權，是一國之所不容也”^[21]。他們還堅持將“國民”同“奴隸”區(qū)別開來，指出國民應當有權利、責任，是自由、平等、獨立的。他們說，國可以無君，不可無民，“國者民之國，天下之國即為天下之民之國”^[22]。根據這種理論，封建君主專制當然是站不住腳的。宣傳家們指責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說：“嬴秦暴興以降，獨夫民賊無代不作，率皆敝屣公理，私土地、人民為己有，使天下之人，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又恐其民之秀杰者不滿于己之所為，乃施以種種牢籠、束縛、壓制、威脅之術，以便其私圖”。“學術者，所以開民智也，而民賊愚之”;“政治者，國民公共之機關也，而民賊專之”;“法律者，國家之公器”,“而民賊私之。”^[23]他們指出，清朝也不例外，不過是“以不同之民族行無限之專制”,其“歷世相傳之政策，何一非防家賊者乎？”^[24]“凡可以遏民氣、抑民權、破壞國民之團體者無不為”^[25]。所有這一切，都與天賦之權“大相反對”,因此，必須推翻這種統(tǒng)治，“以收回我天賦之權利，以挽回我有生以來之自由，以購取人人平等之幸?！?sup>[26]。
以上從三個不同角度所作的揭露說明，清朝統(tǒng)治是當時中國一切落后、腐朽的社會關系的集中體現(xiàn)。三個方面的揭露都導向一個結論：中國人民要挽救民族危亡，抵抗帝國主義侵略，就必須首先推翻清朝政府的統(tǒng)治。關于這一結論，革命宣傳家們是異口同聲！
鄒容說：“欲御外侮，先清內患”?！皟葹闈M洲人之奴隸，受滿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國人之刺擊，為數(shù)重之奴隸，將有亡種殄種之難者，此吾黃帝神明之漢種今日唱革命獨立之原因也。”^[27]
陳天華說：“我們要想拒洋人，只有講革命獨立，不能講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從何處勤呢？”^[28]
章炳麟說：“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shù)也；浸微浸衰，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sup>[29]
楊篤生說：“今日欲拔出于歐洲之坎窞，則不得不拔出于胡族之坎窞；歐洲之坎窞，借胡族以為入阱之隧。”^[30]
張繼說：“非因不去，良果不結；小丑不除，大敵難御”。“對今之滿洲既能張復仇主義，以光復我有，則他日之大英、大法、大俄、大德之來主我者，亦可張復仇之氣，以驅逐之也何難！”^[31]
革命宣傳家們這種堅定明確的回答來之非易。此前，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也都是把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作為出發(fā)點的。但是，當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以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它們只有曇花一現(xiàn)的機會。它們都維護清王朝，而結果是：一個失敗于封建頑固派的反撲；一個失敗于中外反動派的絞殺。和維新派、義和團不同，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擔負起民族興亡之責時，不再是維護清王朝，而是舉起革命的大旗推翻它。也就是說，他們懂得了在反對外來的帝國主義者的同時，還必須反對國內的封建統(tǒng)治者。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
于是，革命宣傳家們共同的答案匯成了“革命排滿”的口號。這個口號響徹于資產階級反清革命運動的整個歷程，在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文獻之中，處處是“排滿”二字。對待“排滿”的態(tài)度，被革命黨人作為劃分革命、不革命、還是反革命的分界線。
“排滿”口號和“排外”口號一樣，都不是科學的語言，會引起消極的反應。第一，有人因此放松了和帝國主義的正面斗爭。革命宣傳家們最早提出“民族主義”時，包括“外拒白種，內覆滿洲”^[32]兩個方面。但在強調“排滿”時，有人就強調“自今以后，莫言排外”^[33],或者說，“排外之心不可無，排外之暴動必不可行”^[34]。這種一般地否定“排外”的說法無疑是錯誤的，它違背了為抵抗列強而“排滿”的初衷。第二，漢族的種族主義情緒因此滋長。在革命宣傳品中用侮辱性的詞匯攻擊滿族以及其他少數(shù)民族，甚至把滿族發(fā)源的東北視為化外之區(qū)。同時，又無分析地宣傳了漢族封建時代的光榮歷史。這樣就忽視了中國是長期歷史形成的多民族國家，而反對封建統(tǒng)治卻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歷史任務。第三，它妨礙把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變革要求放在重要的地位，降低了革命民主主義的水準，等等。
不過，“排滿”之所以叫做“排滿”,而不叫“排清”或其他，并且口號一出，一呼百應，卻是中國既定的社會環(huán)境決定的。滿漢矛盾是客觀存在。蔡元培即曾指出，清朝采取漢化政策后，滿族仍然保留著特權，“特權有三：世襲君主，而又以少數(shù)人專行政官之半額，一也；駐防各省，二也；不治實業(yè)而坐食多數(shù)人之所生，三也”。這三種特權，實際上是封建時代壓迫民族的象征。它除了形成滿洲貴族和各族人民的矛盾外，還形成了滿族人民和漢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之間不同于一般民族差別的隔閡。加以，隨著中國社會矛盾的尖銳化，滿洲統(tǒng)治者的種族主義情緒在迅速增長，它又加深了這一過去曾經趨于緩和的矛盾。這是“排滿”口號得以迅速傳播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在于，“排滿”口號所凝聚的社會內容遠遠超出了滿漢矛盾的范圍。如前所述，它包含著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要求和反對封建專制的要求。對于不受人們注意的、反對封建專制的要求，一些宣傳家曾特別予以強調。蔡元培指出：“近日紛紛仇滿之論，皆政略之爭，而非種族之爭也”;“世界進化，已及多數(shù)壓制少數(shù)之時期，風潮所趨，決不使少數(shù)特權獨留于亞東之社會，此其于政略上所以有仇滿之論也?！?sup>[35]章士釗也指出：“仇滿之見，固普通之人所知也，而今日世襲君主者滿人，占貴族之特權者滿人，駐防各地以壓制奴隸者滿人，夫革命之事亦豈有乎去世襲君主，排貴族特權，覆一切壓制之策者乎？”^[36]蔣方震指出：“民族主義，與專制政體不能相容者也?！薄凹妊宰杂?，而民族主義之根蒂生也?！薄懊駲嘀M一步，即為民族主義，而民權未發(fā)達，則民族主義必不能行?！?sup>[37]從這種認識出發(fā)，他們指出：“排滿”不應“專其禍以貽少數(shù)人之滿洲人”,而應針對滿族中那些“保守少數(shù)人固有之特權”者?！皾h人之所抵抗者，在朝之滿洲民賊”^[38]。蔡、章等人的解釋實際上是說：滿洲貴族在封建政權中占的特殊地位并實行種族壓迫，乃是封建主義統(tǒng)治的一種特殊的存在形式。革命黨人提出“排滿”口號時，抓住了這一特殊存在形式易見易聞的便利，將革命的對象置于眾目睽睽之下，但究其根本，仍是從反對封建專制統(tǒng)治這一點出發(fā)的。在觀察“排滿”這一口號時，不能忽視隱伏在它背后的占主導地位的普遍性的社會內容。
資產階級革命宣傳家們還將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方案貢獻給中國人民，提出了“建立共和”的口號。
在《革命軍》一書中，鄒容提出，革命獨立后建立的國家“定名‘中華共和國’”。他的著作是在“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的歡呼中結束的。
建立民主共和國方案的誕生，也是對清朝政府賣國、專制和實行種族壓迫揭露的結果，特別是對封建君主專制揭露和批判的直接產物。革命宣傳家們在批判君主專制時，要求建立一個與之對立的、權力為國民共有、人人自由平等的國家，要求建立“新中國”、“新國家”、“新政府”,共和國的影象呼之欲出。但是，明確提出建立民主共和方案的，還是鄒容，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功績。自《革命軍》一出，反清革命運動的政治前途是建立共和國遂成定論。有人斷言，在中國，“二十世紀中，必須出一完全無缺之民族的共和國”^[39]。除去個別人曾在詩文中含糊地使用過“帝國”、“中華大帝國”這種詞匯外，在同盟會成立之前，資產階級的反清革命隊伍中從來沒有人著論懷疑或反對過共和國的方案。
在中國建立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應當具備哪些內容呢？鄒容提出了“中華共和國”的建國綱領，其主要內容有：
一、“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安辉S異種人沾染我中國絲毫權利”。
二、“先推倒?jié)M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
三、“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萬世不復有專制之君主”。
四、“對敵干預我中國革命獨立之外國及本國人”。
五、“凡為國人，男女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
六、“各人不可奪之權利，皆由天授”。
七、“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屬天賦之權利”。
八、“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論、思想、出版等事”。
九、“各人權利，必需保護，經人民公許，建設政府，而各假以權，專掌保護人民權利之事”。
十、“無論何時，政府所為，有干犯人民權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舊日之政府”。
十一、“‘中華共和國’為獨立自由之國”。
十二、“自由獨立國中，所有宣戰(zhàn)、議和、訂盟、通商及獨立國一切應為之事，俱有十分權利與各大國平等”。
在提出這些綱領時，鄒容說明是“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上引各條內容，有八條是因襲當時所譯的《美國獨立檄文》^[40]的原文。鄒容還要求，共和國的憲法、自治法、民法、政府組織等方面都參照美國的辦法。
這份建立共和國的綱領浸透著革命的民主主義精神，最充分地體現(xiàn)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鄒容曾經強調，革命有“野蠻”與“文明”之別?！耙靶U的革命”主要指的是帶有盲目性的群眾自發(fā)斗爭。他認為它“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肆，適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因此，他要求“文明之革命”;“有破壞有建設，為建設而破壞，為國民爭自由平等獨立之一切權利，為國民增幸?！?。這種“文明革命”,實際就是資產階級革命。將革命加以“野蠻”和“文明”的區(qū)分，是中國資產階級意識到自己的特殊歷史使命的表現(xiàn)。鄒容規(guī)定中國“文明”革命的基本內容說：“我同胞今日之革命，當共逐君臨我之異種，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復我天賦之人權，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與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廓之中。”條分縷析的“中華共和國”的綱領就是這一基本內容的擴展，它的核心是要求實現(xiàn)自由平等權利。從這個核心出發(fā)，要求建立維護這種權利的民族的、民主的共和國。這種國家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統(tǒng)治。
“建立共和”的口號和“革命排滿”的口號，既有區(qū)別，又有緊密聯(lián)系。后者主要講的是革命打擊對象問題，前者主要講的是革命所要達到的目標問題?？梢钥吹剑肮埠汀钡哪繕苏菑摹芭艥M”的斗爭中產生的；而“排滿”口號所訴說的社會要求，都在鄒容提出的“中華共和國”的建國綱領中得到了滿足?！敖⒐埠汀庇职l(fā)展了“革命排滿”口號，它把隱伏在“排滿”口號背后的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普遍性社會內容放到了突出地位，指示了建設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目標，這就克服了單純“排滿”的弱點。章士釗指出：“僅僅以仇滿為目的，而不輸灌以國民主義，則風潮所及，將使人人有自命秦正(政)、朱元璋之志，而徼幸集事，自相奴畜，非釀成第二次革命不止?！?sup>[41]“建立共和”的口號彌補和矯正了“排滿”口號可能帶來的弱點，它表現(xiàn)出革命宣傳家們沒有忽視反對封建政治制度問題。
“革命排滿”和“建立共和”二大口號，相互滲透，相互補充，是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反清革命的根本主張。當時，就有人將它們概括為“民族主義”(“對將來之歐美人而言，自立主義是也；對現(xiàn)在之滿洲人而言，逐滿主義是也”^[42]。)和“民權主義”,這兩大主義構成了蓬勃發(fā)展的革命宣傳的主旋律。
革命派的宣傳家們對“革命排滿”、“建立共和”兩大口號的威力是堅信不疑的。他們以之啟發(fā)群眾，以之揭露清朝，還以之和?；庶h、立憲派作斗爭。
康有為拿“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來嚇唬革命派。革命派則強調列國文明皆從流血得來。他們呼喚：“爾其率四萬萬同胞之國民為同胞請命，為祖國請命，擲爾頭顱，暴爾肝腦，與爾之世仇滿洲人，與爾之公敵愛新覺羅氏，相馳騁于槍林彈雨中，然后再掃蕩干涉爾主權外來之惡魔?！?sup>[43]
康有為拿“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昭，舊俗俱在”來動搖革命派。章炳麟針鋒相對地指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以合眾共和結人心者，事成之后，必為民主”,“公理未昭，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44]
?；庶h拿“外人干涉”來威脅革命派，革命派回答他們：“夫干涉亦何足懼，使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國，人人挾一不自由毋寧死之主義，以自立于摶大地之上，與文明公敵相周旋，則炎黃之胄、冠帶之倫，遺裔猶多，雖舉揚州十日、嘉定萬家之慘劇，重演于二十世紀之舞臺，未必能盡殲我種族。不然，逆天演物競之風潮，處不適宜之位置，奴隸唯命，牛馬唯命，亦終蹈紅夷棕蠻之覆轍而已。”^[45]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宣傳家們自認為，他們的“革命排滿”、“建立共和”的旗號是無往而不勝的。
在革命宣傳豐富的內容中，值得重視的還有宣傳家們對變革社會經濟制度的探討，和對封建主義思想文化的批判。
1901年，《國民報》就指出，英美“國內之政治，未造自由平等之極者伙矣”,我國不能只希望“與歐美等”,而應“造乎極域”,“轉令歐美之人，自我而享自由平等之實?！?sup>[46],首先表現(xiàn)出探討社會經濟制度變革的愿望。1903年，章炳麟等指出，反清革命“所革者，政治之命耳；而社會之命，未始不隨之而革也”^⑤。章炳麟、秦力山還記載了他們和孫中山討論土地制度問題的內容，秦主張將全國土地作為無主地分給耕者，“以今日之不耕而食之佃主，化為烏有”^[47]。這年，鄒容宣稱，他正在考慮“均貧富”的問題^[48]。而《俄事警聞》說，在一定時候“可以想個把田地歸公的法子”^[49]。1904年初，蔡元培在《新年夢》一文中設想了“文明的事業(yè)達到極頂”的未來極樂世界，在那時“因為人類沒有互相爭斗的事了，大家協(xié)力的同自然爭”^[50]。不久，劉師培作《論中國階級制度》一文，要將“階級制度消滅無存，而中國之民悉享自由之幸?！?sup>[51]。革命派人物的這種探索明顯受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西方各派社會主義思想，很早就有人在中國作過介紹。1903年前后，革命派的書報也對它產生了興趣，介紹了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科學共產主義等派學說。但無論是介紹者或讀者，對這些思想學說都沒有很好地研究，許多人從其中得到的，僅僅是對被壓迫被剝削民眾的同情，和對激烈制裁反動統(tǒng)治者的興趣。例如，對于俄國虛無黨，中國革命者反復稱道他們暗殺手段的激烈、勇敢，對其激進的民主主義思想卻未遑深論。中國革命者對變革社會經濟制度的探討無法脫離中國的社會環(huán)境，他們往往只能提出一些含糊的愿望，然其本質還是發(fā)展資本主義。如劉師培主張“泯主仆之稱，使世之乏資財者悉行作工自由之制(原注：作工自由即雇工之制也),以爭存于社會之中”。這一主張實質上有利于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他們有時也直接提出發(fā)展資本主義的要求，譬如有人說：“興利之策，以開源為主。時至今日，惟有廣開工廠，振興實業(yè)耳?！薄皬秃细鞯刂澤蹋洜I路礦，使興利之權在下而不在上?！?sup>[52]鄭貫一指出，鐵路、礦山等主要經濟部門在清政府下應當爭歸民有，等新政府成立再歸國有，因為新政府也是民有的。但是，總的說來，宣傳家們關于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說得很少，他們都被迫切的政治問題吸引住了。
對于封建主義思想文化的批判也是《國民報》發(fā)端的。它指出：“欲脫君權、外權之壓制，則必先脫數(shù)千年來牢不可破之風俗、思想、教化、學術之壓制。蓋脫君權、外權之壓制者，猶所謂自由之形體，若能跳出于數(shù)千年來風俗、思想、教化、學術之外，乃所謂自由之精神也?！边@些話無疑是精彩的。革命宣傳家們用自由平等觀念對封建文化進行了批判。他們指出：“所謂名教者，教猱升木，便利盜賊夷狄之利器也”,“以吾國民之性命，供白人之葅醢，亦孰非名教者邪？”^[53]“大奸巨惡欲奪天下之公權而私為己有，而又恐人之不我從也，于是借圣人制禮之名而推波助瀾，妄立種種網羅，以范天下之人”^[54]?！吧袷ゲ豢汕址钢V常主義，牢固益牢固”,“由是以君權之無限”^[55]。“名為尊圣道，實則塞人民之心思耳目，使不敢研究公理而已”^[56]。“無一言不以古人為護身符，無一事不以古人為定盤針，束縛思想，拙塞靈明”^[57]。舉凡名分、禮法、三綱五常、忠孝節(jié)義、禮樂、道統(tǒng)、正統(tǒng)、漢學、宋學，都受到指責。鄒容給封建說教一個名稱：“造奴隸之教科書?！迸械拿^還指向“至圣先師”孔子，指出“孔子是個頂喜歡依賴皇帝的東西”^[58],“所以那些獨夫民賊，喜歡他的了不得”^[59]。隨著這種批判興起的還有男女平權、婦女解放的要求，它日益發(fā)展為群眾性的運動。但是，必須指出，革命派對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是極不充分的，相反，許多革命者不能擺脫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縛，迷信封建說教?？鬃右廊皇莻€偶像，連鄒容也稱他為“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圣人”。堯舜禹湯周孔“遺教”更是許多人所念叨的。一部分宣傳家附合儒家學說以宣傳“革命排滿”,講究夷夏之辨、九世復仇，還有人把孟子的“民為貴”說成民權思想，主張尊孟抑孔。這種附會的辦法給政治宣傳帶來一定的便利，但和封建思想妥協(xié)也反映出革命派的局限性。1902年，鄧實主編的《政藝叢書》中出現(xiàn)“保存國粹”主張。1904年冬，他又與黃節(jié)、劉師培、陳去病、馬敘倫等組織國學保存會，發(fā)刊《國粹學報》,形成一股思潮。章炳麟被他們奉為大師。這些人當時并沒有獨立于革命派之外的政治主張，也講求西學，但他們認為“三墳五典，為宇宙開化之先；金阪六弢，作五洲文明之祖”^[60],憂心“國學之呃，未有甚于今日者”,在文化思想上趨于保守。他們夸大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中國傳統(tǒng)封建文化的歷史地位，后來有些人還成了傳統(tǒng)文化的衛(wèi)道者，與革命漸行漸遠。
反清革命的民主主義要求使資產階級革命宣傳家們揭開了對社會經濟制度變革問題的探討和對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發(fā)揮了不少精辟的見解，但是顯然沒有認真進行到底。他們不懂得，忽視了這些，必然會影響他們在政治方面的成就。
當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開始其革命活動時，他們把自己的行動叫做“造反”,后來在外國人啟發(fā)下，才改稱為“革命”。但是，“革命”在當時并不像后來這樣被認為是正義、崇高、美好、神圣的事業(yè)，相反，它是一個可怕的專用詞，清廷就直呼革命黨人為“革命匪黨”,誰要是“附從革命”,那就等于自絕于社會。這種局面的扭轉，人們視聽的矯正，主要是革命宣傳的功勞。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61]這種跳躑迭蕩的呼喊，不能不振聾驚聵，激蕩人心，吸引廣大的人群投身這神圣的事業(yè)。革命的反對者記載了這樣的情況：“革命之說，非自今日始。然從前持此議者，僅三數(shù)人而已，近則其數(shù)漸多，血氣未定膂力方剛之少年，輒易為所惑。又此前持此議者，僅自與其徒黨議之于私室而已，近乃明目張膽于稠人廣眾之中，公言不諱，并登諸報章，以期千人之共見。”^[62]革命宣傳的效果于此可見！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革命宣傳活動正是這樣為反清革命隊伍的發(fā)展和武裝起義的舉行開辟著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