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魯迅雜文的戰(zhàn)法，常常一針見血，出奇制勝。《此生或彼生》雖然很短，但它卻尤如一柄鋒利的尖刀，刺中了復古派的要害。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文言與白話(實質(zhì)是新文化與舊文化)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林紓的“國粹派”失敗以后，先后就有胡先骕、梅光迪等人的 “學衡派”、章士釗的“甲寅派”等企圖復辟文言。“左聯(lián)”成立后，趁著文藝大眾化討論之際，復古派又夢想卷土重來。1934年5月，汪懋祖發(fā)表了 《學習文言與強令讀經(jīng)》一文，妄圖掀起所謂“文言復興運動”。汪的主張，立即受到了以魯迅為首的左翼作家的猛烈抨擊，因而使這股泛起的沉滓很快就沉了下去。作為這次斗爭的成果，魯迅的雜文主要收在 《且介亭雜文》 集中； 在《花邊文學》集中的某些篇目，如《此生或彼生》、《正是時候》《算賬》等也是這次斗爭的收獲。

《此生或彼生》最早見于1934年6月30日的《中華日報·動向》，是直接針對6月21日汪懋祖發(fā)表在《申報》上的《中小學文言運動》一文而寫的。魯迅沒有對文言的弊端作長篇剖析，僅以289字的精煉文字，敏銳而準確地抓住對方論據(jù)中文言的歧義問題 “反戈一擊，制強敵于死命”。①全文可分為兩大部分。首先引用汪的原文： “例如說 ‘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只須 ‘此生或彼生’ 即已明了，其省力為何如？”接著魯迅指出，這話“至少還可以有兩種解釋：一，這一個秀才或那一個秀才 (生員); 二，這一世或是未來的別一世”。魯迅幾乎毫不費力地揭示了這句話由歧義所造成的語義混亂，“省力”恰恰是費力。這樣的文言究竟是優(yōu)是劣呢？自然不言而喻。因此魯迅便得出了以下結(jié)論，文言字數(shù)雖少，但意義“含糊”，白話多幾個字，卻是真正 “其省力為何如？”

魯迅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闡述得如此充分、深刻、有力，這體現(xiàn)了他雜文簡潔精煉的語言特色。而這一特色的形成又來自于他對問題本質(zhì)的洞察。魯迅在論辯過程中，常常集中力量抓論敵的邏輯漏洞，使強敵在自相矛盾的窘態(tài)中陷入不攻自破的境地。這類作品還有《死所》等。毛澤東同志曾說： “魯迅后期雜文最深刻有力，并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雹凇洞松虮松窡o可反駁的邏輯力量，正是因為辯證法的靈活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