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題目，就有些躊躕，怕空話多于本文，就是俗語之所謂 “雷聲大，雨點小”。

做了《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后，好像還可以寫一點閑文，但已經沒有力氣，只得停止了。第二天一覺醒來，日報已到，拉過來一看，不覺自己摩一下頭頂，驚嘆道：“二十五周年的雙十節(jié)！原來中華民國，已過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了，豈不快哉！”但這“快”是迅速的意思。后來亂翻增刊，偶看見新作家的憎惡老人的文章，便如兜頂澆半瓢冷水。自己心里想：老人這東西，恐怕也真為青年所不耐的。例如我罷，性情即日見乖張，二十五年而已，卻偏喜歡說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以形容其多，真不知忙著什么； 而且這摩一下頭頂的手勢，也實在可以說是太落伍了。

這手勢，每當驚喜或感動的時候，我也已經用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猶言“辮子究竟剪去了”，原是勝利的表示。這種心情，和現(xiàn)在的青年也是不能相通的。假使都會上有一個拖著辮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壯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見了恐怕只以為珍奇，或者竟覺得有趣，但我卻仍然要憎恨，憤怒，因為自己是曾經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辮為一大公案的緣故。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為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假使當初為了保存古跡，留辮不剪，我大約是決不會這樣愛它的。張勛來也好，段祺瑞來也好，我真自愧遠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

當我還是孩子時，那時的老人指教我說：剃頭擔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掛頭的。滿人入關，下令拖辮，剃頭人沿路拉人剃發(fā)，誰敢抗拒，便砍下頭來掛在旗竿上，再去拉別的人。那時的剃發(fā)，先用水擦，再用刀刮，確是氣悶的，但掛頭故事卻并不引起我的驚懼，因為即使我不高興剃發(fā)，剃頭人不但不來砍下我的腦袋，還從旗竿斗里摸出糖來，說剃完就可以吃，已經換了懷柔方略了。見慣者不怪，對辮子也不覺其丑，何況花樣繁多，以姿態(tài)論，則辮子有松打，有緊打，辮線有三股，有散線，周圍有看發(fā)(即今之“劉?！?，看發(fā)有長短，長看發(fā)又可打成兩條細辮子，環(huán)于頂搭之周圍，顧影自憐，為美男子；以作用論，則打架時可拔，犯奸時可剪，做戲的可掛于鐵竿，為父的可鞭其子女，變把戲的將頭搖動，能飛舞如龍蛇，昨在路上，看見巡捕拿人，一手一個，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則一把辮子，至少十多個，為治民計，也極方便的。不幸的是所謂“海禁大開”，士人漸讀洋書，因知比較，縱使不被洋人稱為“豬尾”，而既不全剃，又不全留，剃掉一圈，留下一撮，打成尖辮，如慈菇芽，也未免自己覺得毫無道理，大可不必了。

我想，這是縱使生于民國的青年，一定也都知道的。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為者變過法，不成，作為反動，是義和團起事，而八國聯(lián)軍遂入京，這年代很容易記，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紀的結末。于是滿清官民，又要維新了，維新有老譜，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學生出洋去留學。我便是那時被兩江總督派赴日本的人們之中的一個，自然，排滿的學說和辮子的罪狀和文字獄的大略，是早經知道了一些的，而最初在實際上感到不便的，卻是那辮子。

凡留學生一到日本，急于尋求的大抵是新知識。除學習日文，準備進專門的學校之外，就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我第一次所經歷的是在一個忘了名目的會場上，看見一位頭包白紗布，用無錫腔講演排滿的英勇的青年，不覺肅然起敬。但聽下去，到得他說“我在這里罵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罵吳稚暉”，聽講者一陣大笑的時候，就感到沒趣，覺得留學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臉?！袄咸拧闭?，指清朝的西太后。吳稚暉在東京開會罵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實無疑，但要說這時西太后也正在北京開會罵吳稚暉，我可不相信。講演固然不妨夾著笑罵，但無聊的打諢，是非徒無益，而且有害的。不過吳先生這時卻正在和公使蔡鈞大戰(zhàn)，名馳學界，白紗布下面，就藏著名譽的傷痕。不久，就被遞解回國，路經皇城外的河邊時，他跳了下去，但立刻又被撈起，押送回去了。這就是后來太炎先生和他筆戰(zhàn)時，文中之所謂“不投大壑而投陽溝，面目上露”。其實是日本的御溝并不狹小，但當警官護送之際，卻即使并未“面目上露”，也一定要被撈起的。這筆戰(zhàn)愈來愈兇，終至夾著毒詈，今年吳先生譏刺太炎先生受國民政府優(yōu)遇時，還提起這件事，這是三十余年前的舊賬，至今不忘，可見怨毒之深了。但先生手定的《章氏叢書》內，卻都不收錄這些攻戰(zhàn)的文章。先生力排清虜，而服膺于幾個清儒，殆將希蹤古賢，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穢其著述——但由我看來，其實是吃虧，上當的，此種醇風，正使物能遁形，貽患千古。

剪掉辮子，也是當時一大事。太炎先生去發(fā)時，作《解辮發(fā)》，有云——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時滿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橫挑強鄰，戮使略賈，四維交攻。憤東胡之無狀，漢族之不得職，隕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猶被戎狄之服，不違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將薦紳束發(fā)，以復近古，日既不給，衣又不可得。于是曰，昔祁班孫，釋隱玄，皆以明氏遺老，斷發(fā)以歿。《春秋谷梁傳》曰： ‘吳祝發(fā)’，《漢書》《嚴助傳》曰： ‘越劗發(fā)’，(晉灼曰： ‘劗，張揖以為古剪字也’)余故吳越間民，去之亦猶行古之道也?！?/small2>

文見于木刻初版和排印再版的《訄書》中，后經更定，改名《檢論》時，也被刪掉了。我的剪辮，卻并非因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斷發(fā)文身”，今特效之，以見先民儀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歸根結蒂，只為了不便：一不便于脫帽，二不便于體操，三盤在囟門上，令人很氣悶。在事實上，無辮之徒，回國以后，默然留長，化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而黃克強在東京作師范學生時，就始終沒有斷發(fā)，也未嘗大叫革命，所略顯其楚人的反抗的蠻性者，惟因日本學監(jiān)，誡學生不可赤膊，他卻偏光著上身，手挾洋磁臉盆，從浴室經過大院子，搖搖擺擺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析】 這是一篇未竟稿。寫于作者逝世前二日，也是魯迅最后的一篇文章。這篇與十余日前作的《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可作為姊妹篇來讀。在那篇文章中，魯迅表達了對于作為革命者的太炎先生的深切懷念，也對他后來“退居于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手造的和別人幫造的墻，和時代隔絕了”的作法表示了批評態(tài)度。文章不以太炎先生的“白圭之玷”而掩其德，對太炎先生的一生作出了恰當的評價。表現(xiàn)了作者深刻的革命思想和知人論世的史家風范。

本文從“二十五周年的雙十節(jié)”的到來，“不覺自己摩一下頭頂”驚嘆“原來中華民國，已過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了，豈不快哉”說起，說摩頂“這手勢”所表示的內容 “猶言 ‘辮子究竟剪去了’，原是勝利的表示”。且進一步說：“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為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以后細說辮子之所以種在漢人頭上的歷史，以嘲諷的口吻寫出辮子的式樣與作用；再寫辛亥革命前后，“革命黨”人對于辮子的認識和爭取剪去辮子的斗爭。就把文章逐漸引向了吳稚暉與章太炎的論戰(zhàn)；及太炎先生手定《章氏叢書》時不收攻戰(zhàn)文章，刪《解辮發(fā)》等等，在夾敘夾議、敘議結合中表現(xiàn)了對太炎先生當時堅定的革命態(tài)度，銳利的戰(zhàn)斗風格的贊賞，也有對于后來太炎先生“既離民眾，漸入頹唐”，手定 《章氏叢書》時，“不收錄這些攻戰(zhàn)的文章”的不滿和批評。魯迅指出： “先生力排清虜，而服膺于幾個清儒，殆將希蹤古賢，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穢其著述——但由我看來，其實是吃虧，上當的，此種醇風，正使物能遁形，貽患千古?！痹摪齽t褒，該貶則貶，態(tài)度明確，不循私誼?！拔釔畚釒?，吾更愛真理”，這種人格精神在魯迅的文章中表現(xiàn)得極為鮮明。

作為《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姊妹篇，本文的內容與前篇有其聯(lián)貫之處，都涉及對于章太炎先生的評價和懷念。但也各有側重，前篇雖也敘事，而重在議論評說，帶有明顯的論說辯駁的特點，而后文則重在敘事，抒發(fā)感慨，論說的特點并未鮮明地表現(xiàn)出來。寫法上，兩篇文章也有較大差異，前文正面入題，在擺出當時“官紳為太炎先生開追悼會”的事實后，觀點明確地加以評論，并直接寫出自己對于太炎先生的評價和看法。全文感情色彩鮮明，論說有力，結構謹嚴，對太炎先生或褒揚其革命家的過去，或不滿于作為“寧靜的學者”的后來，均有理有據，讀之使人動容。而后文從遠處落筆，徐徐敘事；重點在于對因太炎先生而憶及的往事的追思與記敘，雖有議論，卻重在抒發(fā)由此生發(fā)的感觸。文章顯示出明顯的回憶性敘事散文的某些特點。風格上的差異更著：前文謹嚴，為政論風格，后文則較為灑脫，隨意揮灑，著隨筆風貌。當然，這些特點的形成，都取決于文章內容表達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