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的圖書目錄中史書不成一類，《漢志》中把史書附于“六藝類·春秋家”,因為數(shù)量太少，正式的歷史著作未及二十種。東漢以后歷史著作逐漸增多了。西晉荀勖編目時分甲乙丙丁四類，史書在丙類里，屬第三位。東晉時李充重新編目，史書改為乙部，居第二位，史學地位之提高可以由此顯示出來了。唐朝的《隋志》確定經史子集四部志之部序，至清代無改?！端逯尽返挠涊d體現(xiàn)了魏晉南北朝史書之多，《隋志》共著錄史書八百七十多部，而出在東漢末年以前的不過四十幾種，隋人寫的也不過十幾種，所以在八百七十多部中有只五十幾部是東漢前和隋人寫的，這樣此時當有八百多種史書出現(xiàn)，且《隋志》還沒有記當時已失傳的史籍。
這個時期史學繁富的原因：
(一)史學本身的發(fā)展。一門學科的發(fā)展，有其自身發(fā)展的一個過程。兩漢已為其奠定了基礎，此時已有規(guī)可循。史學名著是史學發(fā)展的結果，又促進史學的發(fā)展。
(二)私家修史的興旺(“私家”有兩個含義：一是針對官修的私修；二是私人家學相承修史)。三國以后割據(jù)局面，使編史權力開放了，不是史官的人也可以寫史書，寫的人多了，成就也就明顯了。同時各割據(jù)政權都提倡寫歷史。整個社會形成了注重歷史、研究歷史的風氣。史書多了就競爭，有對史書好壞的評論。
(三)紙的普遍使用。漢初雖已有紙，但太昂貴，用竹簡寫書又太費事。漢代的東方朔給漢武帝寫三千字的信，是用車拉去的。東漢蔡倫改進造紙術以后，紙的使用日趨普遍。編史須先抄寫資料，紙避免了竹帛的笨重和昂貴，所以為寫歷史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