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逌，北宋末東平(今山東)人，字彥遠。政和中官徽猷閣待制，靖康末為司業(yè)。曾受張邦昌偽命，為之撫慰太學諸生事，建炎南渡時尚在世。著有《廣川書跋》、《廣川畫跋》,深有影響。《廣川書跋》所錄皆古器款識及漢唐以來碑帖，并附宋人數(shù)帖，考據(jù)論斷也屬精當，而董逌時有議論，不乏精義。
董逌所論，多見圍繞“筆意”闡論，或可概括曰筆意論。董逌的筆意論，雖是宋代書法審美中尚意主題下的又一曲同調(diào)歌，然而董逌的“筆意”論有自己的湛思，有其一定的思想深度。其云：
書法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唐經(jīng)生所傳者爾。其于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筆便見筆意。其子工夫不至，雖不害為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蘭亭序》、《樂毅論》,便知逸少于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后人摹勒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輩，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廣川書跋》)
董逌所說的筆意，即是書家當有自己的意趣從行筆中表露出來，而書法就貴在能得筆意。因此筆意和法度，筆意和自然等關系問題，都是董逌“筆意”論中的主要內(nèi)容。
筆意和法度的關系是辯證的。董逌認為，拘泥于法者，正是唐代經(jīng)生那種做法。唐人信奉佛教，寫經(jīng)作功德的人。往往自己并不寫經(jīng)，而請人代寫。因此唐時社會上有一批人專門練習楷書，代人寫經(jīng)，以此為生，世稱“經(jīng)生”。但是他們拘謹于法，字跡大小勻整，排列如算子，沒有筆意的表現(xiàn)，沒有個性的流露，風格不高。這種斤斤于法度，而無筆意者，終究“于古人極地不復到也”。他們或只可稱為書匠、字匠，而不可以稱為高明的書家，因為他們不能溝通心靈，不能至“技進乎道”的境界。但是董逌又認為，書法又必須講究法度，工夫不至，或也可有佳致，但“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董逌如此強調(diào)法度，重視筆意和法度之間的辯證關系，在宋代尚意書風中，他是一個很有見地的清醒者。
而且，董逌對法度又有自己深一層的思考。他說：“書貴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蔽于書者也。求法者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忘濃纖，健快各當其意，然后結(jié)字不失，疏密合度，可以論書矣?！?《廣川書跋》)董逌的這一見解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他反對斤斤計較于一點一畫中的繁瑣法度的拘束。董逌曾批評：后世論書法太嚴，尊逸少太過，如謂 《黃庭》“清”、“濁”字，三點為勢，上勁，側(cè)中，偃下，潛挫而趯鋒?！稑芬阏摗贰把唷弊种^之聯(lián)飛，左揭右入?！陡媸奈摹贰叭荨弊郑伙w三動，上側(cè)左豎右揭，如此類者，豈復有書邪？他又批評道：一合用，二兼收，三解撅，四平分，如此論書，正可謂唐經(jīng)生等。董逌譏刺道，若這樣去合于法度，恐怕 “雖逸少未必能合也”。那么董逌提倡的書法法度又是怎樣的呢？他從王逸少的書法中得到啟示?！笆婪Q王逸少為書祖，觀其遺文可以得之。每為一畫則三過筆，至波勢則偃筆從。字有同處，剏為別體，若其垂露、懸針、鎚石、釵股諸體備有，甚于神明煥發(fā)，絕塵掣影則不謀自合，此其貴也?！?《廣川書跋》)他倡導的就是這種法度。他重視對書法整體上的法度把握，“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忘濃纖”,不定于一法，而是隨機制宜，以意使法，“健快各當其意”。
因此，董逌又論書法須自然。他說：“書法要得自然，其于規(guī)矩、擁衡各有成法，不可遁也。至于駿發(fā)陵厲，自取氣決，則縱釋法度，隨機制宜，不守一定，若一切束于法者，非書也?！? 《廣川書跋》)書法欲得自然，須從對法度的純熟操縱中而來，不被法度束縛，而能游行自在，一派天機，自然妙成，從而才能下筆流露自己的意趣。他稱贊“古人于用筆時一法不立，故眾技隨至，而于見空時得無字相，此其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也”。他認為古代書法得自然全從法度之自由王國而來，今人若能到古人書之極地，也可以既得自然，又可以法度論也。因而董逌推崇古人的法度。他說： “峻拔一角，潛虛半腹，此于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至于分若抵背，合如并目，以側(cè)映斜，以斜附曲，然后成書，而古人于此蓋盡之也?！?《廣川書跋》) 他認為，觀王逸少 《蘭亭序》、《樂毅論》知其于“法度備矣”,后世傳者乃后人之摹勒，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其合處猶度絕前輩”,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而董逌對于后人的書法多有批評：“世人方將提三寸柔翰，豪藉之緹油，心量形象而暗度遠近疏密，隨步武之后躡其遺塵，豈復有全書邪！”既亦步亦趨于法度，于點畫間計較不已，豈能目有全字，胸有全紙，又如何能一任自然，一抒胸臆？
法——自然——筆意，這是董逌筆意論中一條思維線索，即是書法貴得法，書法之得法度又必須游優(yōu)自得，呈現(xiàn)出自然天成，然后可以做到筆意潤澤，下筆抒寫自己的意趣。而這又必須求諸古人，“書到古人地位”?？梢钥吹蕉湹乃悸芬彩菑妥窌x人之法，而否定唐人之法；復追晉人書法之自然，而不崇尚唐人書法中的人工跡象，從而抒寫今人之意趣。
“今人作字既無法，而論書之法又常過?！?《廣川書跋》)這是董逌筆意論中對于現(xiàn)實的一種深刻反思。唐人有法，但法度太嚴，太拘，而今人作字既無法，但論書之法又太過分，都是失之偏頗。因此董逌以一種不無憂患的心理審視當時書壇的作字無法、論法又常過的風氣，希望逆轉(zhuǎn)這種世風。而解決這一切的中心，在董逌看來便是“求于古也”。董逌既是一位清醒的現(xiàn)實者，又是一位執(zhí)著的復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