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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文 | 《初放》 |
| 釋義 | 《初放》
(據(jù)黃壽祺、梅桐生譯有改動。) 【注】 中國早期封建社會,有一類文人,他們滿腹經(jīng)綸,博聞善辯,關(guān)注國事,渴求功名,文辭甚高,自視也甚高,然而卻因種種原因,終不為朝廷所用。進不能取卿相,退又不甘隱山林,這種尷尬處境,使他們轉(zhuǎn)而抑圣為狂,諧謔放蕩。他們常常通過滑稽奇特的言行,去曲折地表達自己的失意之悲和對朝廷政治的諷諫。然而在君王眼中,他們終不過是調(diào)笑取樂的工具。 東方朔正是這類文人的代表,所謂“滑稽之雄”。(《漢書·本傳》) 不過,在總題為《七諫》的七首詩歌里,東方朔并沒有擺出玩世不恭的面孔,他換了一種同樣曲折的方式: 借屈原之口,代屈原抒情來表達上述特定心態(tài)。用王逸《章句》的話說“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即一方面結(jié)合屈原身世,運用屈原騷賦的形式,去表達屈原的政治、人生態(tài)度,一方面也表達出自己對當朝的勸諫,發(fā)泄出自己的沉淪之悲。這種涵義的二層性,應(yīng)當是我們理解《七諫》的門徑。 《初放》是《七諫》的首篇,寫屈原初被放逐時對楚國黑暗政治的抨擊,表現(xiàn)屈原寧可孤獨而死,也決不改變自己人格情操的高潔精神。詩歌可分為三段。 首段從頭至“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本段用賦的手法,簡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身世遭遇以及無可改悔的堅定立身態(tài)度。詩歌頭兩句寫出一種似乎矛盾的現(xiàn)象: 出生在國都,卻生活在山野。這本是屈原遭遇的總述,這兩句置于全詩之首,暗中提出了一個問題,讓人去思索其究竟。以下便是作者對此問題的簡單回答:原來是自己天資駑鈍,拙于辭令,加之勢單力薄,遂以直諫不被君王理解而遭放逐。“言語訥譅”幾句,王逸《章句》認為“是其謙也”。確實,當年的屈原是“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 (《史記·屈賈列傳》) ,寫本詩的作者也“博聞辯智” (《漢書本傳》) ,才思敏捷,都決非“言語訥譅”“淺智褊能”之輩。但這與其說是自謙,不如說是一種憤激的反語。“言語訥譅”是說自己沒有巧言佞舌,“淺智褊能”是說自己不善逢迎鉆營,所以屢次忠言直諫,既為君王親信所怨,又為君王本人所惱,終于被棄。下面“伏念思過”,是被逐后的深沉反思,“無可改者”是思索的結(jié)論,它看似平常,語氣卻是斬釘截鐵的決斷,使人想到《離騷》中“雖九死其猶未悔”。 第二段從“群眾成朋兮”到“下泠冷而來風”。本段以議論為主,對朝廷不肖居上,大賢處下,諂佞得志,忠直孤獨的黑暗腐敗現(xiàn)象,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細味此段,又可分為兩層。第一層至“余將告誰”。它采用直接論政的手法,使作品鋒芒畢露?!叭罕姵膳蟆迸c前之“又無強輔”呼應(yīng)對比,寫出小人充斥朝廷的驚心現(xiàn)實。“上浸以惑”與 “堯舜圣已沒”則直刺國君昏昧。“高山崔巍”四句,從內(nèi)容上講是用自然之永恒反襯人生之短暫,這種濃厚的生命意識與被放逐處境的結(jié)合,便寫出一種深沉悲痛; 從詩歌形象講,無論巍巍高山還是浩蕩流水,都帶有一種崇高闊大的氣魄,挾著一股浩然正氣,這又使詩歌在悲傷中具有了崇高的意境與悲壯的氣氛?!皦K兮鞠”四句則進而寫出了黑暗政治下正直之士的孤獨感和悲凄處境。第二層是第一層的藝術(shù)形象化,它沿用 《離騷》“香草美人”手法,以被斥逐的鴻鵠,被斬伐的桔柚象征賢才直士的遭遇,以被保護的鴟梟、被栽培的苦桃象征奸佞之輩的得意處境,形象地描繪出了朝廷黑白混淆、是非顛倒的現(xiàn)實?!氨憔晷拗瘛彼木?,則通過婆娑修竹生于郊野江潭的描繪,進一步寫出這種現(xiàn)實,同時用修竹上防寒露、下送清風的美好品質(zhì),象征地寫出了自己頂邪惡、惠下民的美德。 第三段為詩歌最后八句。本段轉(zhuǎn)以抒情的筆調(diào),表達被放逐后的深沉孤獨與悲哀,并再次表明了自己正道直行,死而后已的決心。“孰知其不合兮”兩句寫自己與君王政見根本不同,分歧是無法彌合的。這里用了一個形象的譬喻: “若竹柏之異心”。王逸《章句》說: “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達也; 柏心實,以喻君闇塞也”。這樣講是很準確的?!巴摺眱删洌瑢懗隽饲鳛橐粋€頭腦睿智、眼光遠大的政治家在那樣一個特定時代的強烈孤獨感。本來,一切超凡出眾的人都難免有一種落落寡合、眼空無物的孤獨,更何況屈原又有那樣悲劇性的遭遇呢。這兩句使我們想起后來陳子昂那“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悲愴浩嘆。應(yīng)該說,東方朔代屈原所抒發(fā)的這種感慨,與古往今來一切難為人知、不為世用的志士仁人的感慨都是相通的。緊接這種感慨,是對天的呼號,所謂“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史記·屈賈列傳》),它將絕望悲愴的情緒,推到了一個高潮。最后兩句,則又是從高潮的大跌落,情緒由高亢轉(zhuǎn)以深沉,而唯其深沉,詩人那無邊的幽憤,那崇高的人格,才獲得了更為感人的力量。從內(nèi)容上講,這兩句正與《離騷》中哲王不寤“懷清白以死直”同,表達了屈原決心以生命殉自己理想的精神。 前面談到,東方朔這組作品具有兩重內(nèi)涵,既是代屈原立言,又為自己寄慨。但由于詩歌是代言體,所以我們對它首先要結(jié)合屈原的身世去理解。至于東方朔本人的感慨和諷諫,則可從詩歌的基本內(nèi)容與情緒基調(diào)上去作總體把握,而不必非要將詩句與東方朔的具體經(jīng)歷一一比附不可,否則便易流于穿鑿,違背鑒賞規(guī)律。 本詩既是代言體,所以與屈原諸作相比,沒有多少獨創(chuàng)性,例如四句一轉(zhuǎn)的章法,香草美人的比興等等都是沿襲屈原的。不過,詩歌在寫作上也有一些特點。例如從手法上講,它大體按照敘事—議論—抒情的順序?qū)懽?,但三者又常常是融混難辨的。與此相應(yīng),從情緒基調(diào)講,則大體是平靜—激烈—深沉,而每段之中又自有跌宕起伏 (例如末段) ,總的說來全詩是悲愴熾烈的。此外,它的句法較靈活,“塊兮鞠”兩句,引入三字句,使詩歌在節(jié)奏上奇崛而富于變化。所有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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