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崡的《石墨鐫華》與郭宗昌的《金石史》是明末兩部介紹金石碑刻的著述，趙、郭二人同為陜西人，又都重金石之文，其書法理論也極為接近，與明季江浙一帶之書家重帖的傾向異趣，代表了中原文士的論書主張。清初王士??的《池北偶談》中說：“華州郭宗昌，善鑒別書畫、金石、篆刻，分法為當(dāng)時第一，所撰《金石史》與盩厓趙孟廉 《石墨鐫華》并行于世?！笨芍叭思匆在w、郭并論。
趙崡，字子函，一字屏國，陜西盩厓?nèi)?，萬歷己酉(1609)舉人，錢謙益 《列朝詩集小傳》曰： “所居近周、秦、漢、唐故都，古金石名書多在焉，授據(jù)考證略仿歐陽公、趙明誠、洪丞相三家，名曰 《石墨鐫華》,自謂窮三十年之力，多都玄敬、楊用修所未見也?！?br>郭宗昌，字允伯，陜西華州人，生于明季，入清不仕，平生喜談金石，書法精善，議論淹通，所作《金石史》多論書之語。
趙、郭二人隸籍陜西，多見古代碑刻，故二人都極重漢、唐之書。《石墨鐫華》卷七《訪古游記》中說：“余自髫年耽古法書，沈石丞箕仲又謂余集帖數(shù)經(jīng)臨摹，其豐神無復(fù)存者。獨漢、唐古碑為可重耳，余心是其言?！笨梢娝乇p帖的傾向。因漢、唐碑刻猶是古物，而六朝及宋以后之帖往往真跡難求，而輾轉(zhuǎn)臨摹，有失原貌，故以為碑刻保存古法為多，彌足珍貴，郭氏 《金石史》中稱道《乙瑛碑》而曰：“書益高古超逸，魏才代漢，便不能無小變，六朝極矣，極之而復(fù)，故唐為近古?！惫线@里以久而變，變而極，極而復(fù)這種復(fù)古通變的理論來說明魏晉之書變易古法，至六朝而極，物極生變，故唐人復(fù)能近古，可見他也重在漢、唐兩代之書。
趙、郭二人都極力推尊漢隸，表現(xiàn)了他們崇尚古樸的論書宗旨。《石墨鐫華》中論漢隸者甚多，其《漢郃陽令曹全碑》條中曰： “余曾與友人論及石碑，友人曰： ‘吾輩幸生此時，猶得見漢、唐人書，恐后世無復(fù)存者。’余曰：‘神物顯晦有時，寧無沉埋以待后死者？如《曹全碑》,歐陽公、趙明誠、都玄敬、楊用修諸公，豈得見哉？’相視一笑。”《曹全碑》于明萬歷初始出土于郃陽(今陜西合陽縣),字畫完好，書法秀潤，故趙崡慶幸自己得見漢代古物，歐陽修的 《集古錄》、趙明誠的 《金石錄》、都穆的《金薤琳瑯》乃至楊慎的《金石古文》等都稱為博洽之作，然未及著錄此碑，故趙氏以為自己正是得天獨厚的，可見他極傾心漢碑，故以為王世貞“漢法方而瘦，勁而整，寡情而多骨；唐法廣而肥，媚而緩，少骨而多態(tài)。漢如建安，唐三謝，時代所壓，故自不得超也”的話 “得評書三昧”(《魏文帝受禪碑》),顯然以漢之骨力瘦勁勝唐之姿媚肥腴，并強調(diào)了時代的因素。
郭宗昌也極重漢隸，他對漢隸藝術(shù)風(fēng)格的認(rèn)識更超過了趙崡，如他評《禮器碑》曰： “其字畫之妙，非筆非手，古雅無前，若得神功，弗由人造，所謂星流電轉(zhuǎn)，纖踰植發(fā)，尚未足形容也。漢諸碑結(jié)體命意皆可仿佛，獨此碑如河漢可望不可即也?！彼麑Α抖Y器碑》的變化神妙作了充分的肯定，已啟后來王澍等人的理論，又如他評《漢魯相史伯時供祀孔子廟碑》曰： “分法復(fù)爾雅超逸，可為百代?？?，亦非后世可及?！痹u《華山碑》曰： “其結(jié)體運意乃是漢隸之壯偉者，割篆未會，時或肉勝，一古一今，遂為隋、唐作俑?！痹u《漢曹景完碑》曰： “平生所見漢隸當(dāng)以 《孔廟禮器碑》為第一，神奇渾璞，譬之詩則西京；此則豐贍高華，建安諸子。比之書，《禮器》則 《季直表》,此則《蘭亭敘》。自髭圣一評，謂鐘古而不今，長而制，心摹手追，惟逸少一人，王遂踞鐘上，余目不識書，自謂頗窺漢人三昧。”可見他以為漢碑是書法中至高無上的極則，其超逸古雅，神奇渾樸，非后代之書所能企及，而且自以為對漢人書能得其三昧。他甚至以為時代與漢相差無幾的曹魏，其書已不及漢隸之古雅。他評 《孔宙碑》說： “結(jié)體古逸，殊不易造，元美少之，是胸中為曹氏諸碑所據(jù)。漢魏咫尺，便墮千里?！庇衷u魏《勸進表》曰：“《勸進表》或謂是鐘繇書，又謂梁鵠書，皆未有據(jù)，視《封孔羨碑》雖無其矯飾屈強，亦無漢人雍雍超逸古雅之致，何瞞才弋漢鼎，書法頓分時代，人概以漢隸目之，謬矣?！笨梢娝麌?yán)格地區(qū)分漢、魏，以為時代一變，則書格頓降，漢隸雍雍古雅的精神是其特有的風(fēng)格，故他譏《魏封孔羨祀孔子碑》:“書法方削寡情，矯強未適，視漢隸雍穆之度，不啻千里，書之所自，可以知風(fēng)，謂書一藝云乎哉！”這里他雖本著以時代論書的原則，然對于漢隸本身的氣韻作了極高的評價，這種理論對清初漢隸的大受重視起了積極的影響。故王宏撰的 《砥齋題跋》中說郭氏：“昌明漢隸，當(dāng)與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同功?！奔粗赋隽怂珜?dǎo)漢隸在書史上的重要作用。
對于唐人書，趙、郭二人也都加以肯定，尤其稱贊唐碑的骨力勁健而不失法度。他們對宋人之書則表現(xiàn)出不滿，因為宋人重帖學(xué)，其書欹側(cè)放縱，有違古法，未免流于粗疏奇詭。趙崡評米芾說：“米顛大言，于書家少許可，而自作此札，側(cè)筆縱筆，雖極雄杰，不免粗疏，王元美乃稱其千金蹀躞過都?xì)v塊之氣，恐未敢信也?！?(《石墨鐫華》)卷六《宋米芾蕪湖縣學(xué)記》)評黃庭堅書曰：“自古正書法，無作傾側(cè)筆者。晉人法在態(tài)中，故圓而多逸；唐人態(tài)在法中，故方而多遒；宋初諸人，猶遵唐矩；四大家出，而唐法盡變，競為傾側(cè)矣，魯直其尤甚者。”(《石墨鐫華》卷六《宋黃魯直狄梁公碑》)他以為宋之蘇、黃、米諸大家盡變古法，傾側(cè)取勢，而格則下矣。而以為元代之趙孟頫能矯宋人之弊，故其書格反在宋人之上。他評趙孟頫的 《孫公道行碑》曰：“此趙孟頫書，雖出李北海，而加以婉媚，所可取者，生宋四家后，能一變其傾欹筆耳，以方北海。北海瘦而勁，拙于藏鋒，承旨肥而緩，巧于取態(tài)，而元美謂姿韻溢出于波拂間，蓋能用大令指于北海腕者，其然乎？他日又曰：承旨可出宋人上，比唐人尚隔一舍，此則定論也?！惫系?《金石錄》中未錄宋人書，然偶有述及處，也都致以不滿，如曾云： “米元章評書自負(fù)具眼，紕漏顛倒，一似無目者?！? 《唐玄秘塔碑》)其評絳州 《夫子廟堂碑》則云： “中忽雜以一二草書，杜撰不入格，宋人傖父之態(tài)，居然畢露矣，豈其欲踞右軍上耶？宋人多不自量，往往乃爾。”可見他目宋人為傖父，對宋人之師心自用，變異古法則大加詆譏，都說明其以漢唐為準(zhǔn)則的尊古尚碑傾向。
趙崡與郭宗昌有關(guān)行書的論述有一個顯殊的共同特點：推重集王《圣教序》。趙崡說：“此碑為百代書法模楷，今時尤重，拓者無虛日，風(fēng)骨崡鎩俱無，存者形似耳。然其筆法隱然可尋?！?(《唐集右軍圣教序并記》) 又說：“《圣教序》蓋唐文皇從右軍墨跡集之，而又獲懷仁善手，故能師法百代?！?《宋絳州夫子廟碑》)郭宗昌也說：“王右軍書登無上神品，今古瑯瑯，固不必更論，若 《圣教序》,右軍石刻中第一，較《定武蘭亭》諸刻相絕千里，而今碑在長安，人人可拓，賤易貴難，故人莫知寶，不知真足?？俅Q山陰嫡嗣也?！庇终f： “《集王圣教序》與古詩十九首，如青冥仙闕，可望不可至。”(《金石史·唐懷仁集王逸少書圣教序》)可見他們對集王《圣教序》的推崇備至，以為此碑風(fēng)骨清勁，最得王書三昧，足為后代師法的對象。他們甚至認(rèn)為《圣教序》勝過《定武蘭亭》,因《圣教序》是由唐初人根據(jù)內(nèi)府所藏王羲之的遺墨而集字所得，而《蘭亭序》存于后世者僅為唐人摹本，故郭氏以為《圣教序》更接近王字的本來面目，它與《蘭亭》的高下自然不辯自明，其比后代輾轉(zhuǎn)翻刻的《淳化閣帖》中的王字自然更勝一籌了。然對集王《圣教》歷來評價不一，毀譽參半，以為其既為集字，無章法行氣可言，全篇失之協(xié)調(diào)，故后人以為郭氏對《圣教序》的評價過高，《四庫提要》說他： “論懷仁集《圣教序》勝于《定武蘭亭》,蓋出于鄉(xiāng)曲之私，自矜其關(guān)中之所有，不為定論?！?/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