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了然識所在——再論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

劉茂林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北京100732

摘? ? 要：

《李白與杜甫》, 不是一部純粹的學術著作 , 而是一部以學術研究之名 , 自我反省、自我總結、憤時感世之作。郭沫若借李白與杜甫之軀 , 對自己進行了沉痛而嚴酷的解剖。對知識分子的歷史地位 , 知識分子好高鶩遠的用世心態(tài) , 知識分子的軟弱特性 , 知識分子的窮愁潦倒 , 都作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同時還對大唐盛世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父子兄弟之爭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是郭沫若晚年所處特殊年代的一部覺悟書。

關鍵詞：

郭沫若；自我解剖；倡優(yōu)畜之；矛盾；尺布謠；知幾；

作者簡介：劉茂林，男，北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收稿日期：2001-02-02

Received： 2001-02-02

一

1972年春，在那只有一種書可讀的時候，友人從北京給我捎來了一本《李白與杜甫》, 當時真令我喜出望外。因為郭沫若是我素來所崇敬的人，他的文字和文思素來為我所喜愛；而且在大批林彪的時候，郭沫若卻在研究歷史，這也使我頗感驚奇。于是，我迫不及待地一口氣讀完?？墒?，給我的第一個感觸是，郭老怎么啦？他為什么在向杜甫和李白開刀”?而杜甫尤其被宰割得鮮血淋漓？我不由得想起不久前我在成都杜甫草堂見到的那副郭沫若題寫的楹聯(lián)：“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边@令我不得其解。當時只認為他是以極左思潮苛求古人。

過了幾年，我再讀《李白與杜甫》, 就覺得當初的看法有些不對了，我從字里行間似乎讀到了一種弦外之音，然而還說不清道不明。

又過了幾年，當我在寫《郭沫若新論》時，我才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意識，即郭沫若在借助李白與杜甫，嚴厲地解剖著自己。在該書中我寫道：揚李抑杜“是否是郭沫若寫作《李白與杜甫》的全部原因？還是個謎。他在此書中，對李白有一段這樣的評說：‘詩友、酒友、道友，有的隱退，有的貶謫，有的受害，李白自己也有意離開，只是時間有早遲罷了。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終存在著矛盾。他一方面明確知道朝廷不能用他；但另一方面也卻始終眷念著朝廷?！覀冋J為，從這方面去追蹤郭沫若研究李白與杜甫的足跡，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李白與杜甫》的寫作和郭沫若的心態(tài)?！碑敃r思考還不成熟，因而未能深入下去。

20多年來，這一問題?？M于我的心頭，揮之不去。見到近10年來研究《李白與杜甫》的文章、著作，雖有不少開掘，但大都仍未能摸到郭沫若寫作此書的邊際。這篇文章，只不過想將我近來的思考形諸筆端，以求得將此書的研究推進一步。

就目前對該書的評論看，大體有三方面：

1.大都認為該書是一本學術著作，只不過書中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濫用了階級分析觀念；或認為，郭沫若為了揚李抑杜，對待杜甫不實事求是；或認為郭沫若在研究李杜時，不時寄托著個人的感情。

2.認為《李白與杜甫》根本不是學術著作，而是為了迎合毛澤東的好惡，邀寵獻媚，帶有濃厚的政治投機色彩。這真是“活天冤枉”!

3.認為郭沫若為了進行歷史的翻案，糾正那揚杜抑李的千年沉冤。因而這是一篇翻案文章。郭沫若本人的說法，就曾給了人們一種誤導。1977年有人曾問起郭沫若為什么要抑杜揚李？郭沫若的回答是：“杜甫應該肯定，我不反對，我反對的是把杜甫當為‘圣人’, 當為‘它布’ (圖騰) , 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盵1]郭沫若在這里雖未正面回答寫作此書的目的，而他的這番言論卻給人一種假象。

通過研究，我認為《李白與杜甫》基本上不是一部學術研究之作，也不是為了給李白鳴不平，更不是為了投毛澤東之所好。而是一部借歷史的亡靈，進行自我解剖、自我總結的文人與政治關系的沉思錄；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沉痛反思。

試解如下。

二

如果你問今天50歲以上的知識界人士：在那摧殘文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文人遭殃的那場浩劫中，學術界有沒有真正的社會科學研究？我相信，都會異口同聲地回答你：絕對沒有。如果有，那一定是處在與世隔絕的桃花源中的不知今世何世的人。而那時根本沒有桃花源。在那種年代，文人個個噤若寒蟬，除了那些拿著大棒的江青、姚文元、關鋒、戚本禹、梁效、羅思鼎之流，其他人是不敢對文化或學術問津的。

有人或許說，郭沫若是位特殊的人物。他不是說過，要像鳳凰涅般

木那樣，從烈火中更生嗎？《李白與杜甫》就是鳳凰更生了。除此以外，他不是在那種年代還發(fā)表了不少對古文物考證的文章 1972年還發(fā)表了關于中國古史分期的文章？這不表明郭沫若不同一般？

但是，我們知道，郭沫若那些考古文章，都是人家在發(fā)掘中或發(fā)掘后，請他考證的。作為考古界的權威，他當然不能推辭。至于那篇《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 那只不過是在一種無奈情況下，企圖在學術界的死水中激起一點浪花，裝點一下承平世界，結果卻連一點微瀾也沒有激起。原因無它，因那時歷史及其研究者都被掃進“四舊”的垃圾堆了。何況文痞們的霸主鞭是時時刻刻高懸在人們的頭頂上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那時全國已沒有一本歷史研究刊物，郭沫若的那篇文章只好在《紅旗》和《考古》上發(fā)表。

以我的觀察，至少從1964年以后，郭沫若就停止了他的學術研究。因為1963年以后的整個形勢，已經(jīng)剝奪了文藝家和學者的生存空間。1959年后曾一度活躍的文化學術空氣，已歸于沉寂。為了說明問題，請讓我費一點筆墨，列舉一下那些年頭有關思想、文化、學術的大背景：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在京舉行。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nèi)團結問題》的講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nèi)存在的階級斗爭作了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論述。要求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 “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從此，農(nóng)村和城市開始“四清運動”;對外，開始批判國際上的修正主義。

1963年5月，江青在上海組織對孟超的電影《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的點名批判。

1963年8月，《人民日報》發(fā)表題為《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yōu)槿罕娛掷锏募怃J武器》的文章。

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作關于文學藝術的批示，批示中說“:“各種文藝形式——戲劇、曲藝、音樂、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shù)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很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tǒng)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于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jīng)濟基礎已經(jīng)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diào)查研究入手，認真地抓起來?！?/div>

1964年5月，《人民日報》開始批判歷史學家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

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作了關于文學藝術的第二個批示：“這些協(xié)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shù) (據(jù)說有少數(shù)幾個好的) , 15年來，基本上 (不是一切人) 不執(zhí)行黨的政策，當官做老爺，不去接近工農(nóng)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象匈牙利斐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1964年7月，《人民日報》發(fā)表文章批判哲學家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

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報》發(fā)表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 攻擊了一批史學家。

1964年7月30《人民日報》批判電影《北國江南》。

1964年9月15日，《人民日報》批判電影《早春二月》。

1964年10月30日，《人民日報》批判文藝界的“寫中間人物論”。

1965年5月29日，《人民日報》批判電影《林家鋪子》。6月17日，批判電影《不夜城》。

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和30日《人民日報》發(fā)表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批判吳晗。

1966年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發(fā)《田漢的〈謝瑤環(huán)〉是一株大毒草》。

1966年3月24日，《紅旗》發(fā)表戚本禹等人的《翦伯贊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一文。

1966年4月10日，《人民日報》批判老文藝家夏衍。

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發(fā)表《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鄧拓、吳晗、廖沫沙被進一步推向審判臺。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發(fā)表，號召奪取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向黨、政、軍、文各界的“資產(chǎn)階級代表人物”開火。同日，《人民日報》批判電影《舞臺姐妹》。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奪取資產(chǎn)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

這時，在北大一所專門辟出的房子里，貼滿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報。由于毛澤東下令保護郭沫若，他才免于被紅衛(wèi)兵揪斗。

1966年8月24日，老舍被迫投太平湖自殺。

1967年1月3日，姚文元在《紅旗》發(fā)表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

1967年4月，郭沫若的第三子郭民英抑郁自殺，對郭沫若是個沉重的打擊。

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報》重新發(fā)表毛澤東1944年《看了〈逼山梁山〉以后給延安平劇院的信》, 其中竟刪去了“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這句話。這對郭沫若是個危險的信號。

1967年7月17日，《人民日報》點名批判所謂文藝黑線上的陸定一、周揚、林默涵、夏衍、齊燕銘、田漢、陽翰笙、蕭望東、陳荒煤、張致祥、邵荃麟等。說他們是文藝界黨內(nèi)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8年4月19日，郭沫若的第二個兒子郭世英在北京農(nóng)業(yè)大學被綁架關押， 22日被迫害致死。給了郭沫若更沉重的打擊。

好了，一些背景就介紹到這里。我們再考察一下郭沫若的反映。

在這幾年中，郭沫若除忙于接待國際友人、出國訪問和各方應酬，以及參與了1965年由考古引起的關于《蘭亭序》真?zhèn)蔚恼撧q外，他已基本上不進行學術研究了。

從1964年2月起，他為新出版的毛主席詩詞作解人。到1965年5月，他發(fā)表了十多篇讀毛詩的體會，并從毛詩中集句對聯(lián)26副，題為《毛主席詩詞集句對聯(lián)》在《光明日報》發(fā)表，并廣為書贈。1964年10月，作詩《贊〈東方紅〉》, 有云：“《東方紅》的演出要永不閉幕，永遠正在開頭?！?965年1月，作《紅旗躍過汀江》, 對毛澤東《清平樂·蔣桂戰(zhàn)爭》一詞大加贊譽，說：“主席并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為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為了書法的頂峰”。這年的6、7月，他按照毛澤東的提議，偕于立群訪問江西老革命根據(jù)地，寫下歌頌革命圣地詩詞29首。

兩年中，郭沫若對毛澤東和毛澤東詩詞的歌頌，除了反映了郭沫若對毛澤東真誠崇敬外，似乎還透出了一種危機感，一種避禍的企望。這從郭沫若的私下言談中，表露得更加明顯。

他曾對身邊的同志說：“感到自己的問題也很多，只是蓋子未揭開。繼續(xù)擔當這些職務，怕影響不好，于心不安?！盵2]理想與現(xiàn)實的矛盾，使他處于巨大的心理失衡之中。于是，他便在1966年1月27日，給中國科學院黨組負責人張勁夫寫了一封辭職信：

我很久以來的一個私愿，今天向您用書面陳述。

我耳聾，近來視力也很衰退，對于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難過的。懷慚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 (院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科技大學校長等等) 。務請加以考慮，并轉呈領導上批準。

我的這個請求是經(jīng)過長遠的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請鑒察。[2]

在這封短短的辭職信中，郭沫若一再申明他的辭職不是一時沖動，而是“很久以來”、“早就有意”、“經(jīng)過長遠的考慮的”。這倒恰恰說明了郭沫若對1963年以來的文化界形勢既無奈又憂慮，還是早點離開為好。

這期間，他曾私下對他的子女談到學術文化界的形勢，要他們不要上當。郭漢英回憶說，在那種任意上綱上線亂打棍子的時候，郭老對他說：

這根本不是什么“學術討論”。你們年輕、單純，經(jīng)常把事情想得過于簡單。你們會吃虧的。

他再次叮囑我，這不是學術討論，要當心那些無恥之徒。顛倒黑白，落井下石，賣友求榮之輩是大有人在的。[4]

看到當時學術文化界遭摧殘的慘狀，怎能不使郭沫若既義憤滿腔，又不寒而栗。

1966年4月14日，他終于把郁積于胸中的不平之氣傾吐出來。在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上郭沫若即席發(fā)言。他說他“沒有把毛主席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盵5]

他的這個“燒書”的即席發(fā)言，竟經(jīng)毛澤東批示“發(fā)表”, 在國內(nèi)外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郭沫若如此自我貶抑，對文藝和學術如此絕望，不能想象，他竟然在兩年后，而且在形勢不斷惡化的環(huán)境下，他能有如此“學術”閑心，去寫一本脫胎換骨的“學術著作”, 確實令人難以理解。

我們還可以舉一些例子，說明郭沫若在1966年至1969年這三四年中的心情。

“文革”期間，他對郭漢英等子女說：“我很后悔當初沒有把李巖和紅娘子的故事寫成戲。”他認為， “在中國，不少共產(chǎn)黨員具有濃厚的農(nóng)民意識，包括一些地位很高的領導人也如是”。“他曾對我不止一次地感慨過：‘很可惜，這是帝王思想，而且妒賢，這樣下去是很危險的’?！盵4]

1967年4月，聽到郭民英自殺后，郭沫若夫婦久久說不出話來，他不僅要承受這一沉重的打擊，而且要承受“沒有教育好子女”的責任。他們把無限的悲傷寄托在一塊印著翠竹的方巾上，寫上愛子民英的名字和生卒年，讓他陪伴著兒子的骨灰！”

1967年5月，他對《人民日報》重新發(fā)表毛澤東1944年給延安平劇院的信，刪去了毛澤東對他贊揚的那句話，他是何感觸？現(xiàn)在雖無直接材料反映郭老的當時心態(tài)。但到8月21日，他在接待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師生，當師生們要求他為題寫的三本書名落款時，他對師生們說：“:謝謝你們對我的信任，不過我還沒有蓋棺論定，萬一……由我題寫書名，不就把你們的書毀了嗎？師生們表示理解，但仍要求他饋贈墨寶。郭沫若便給他們寫了一幅毛澤東《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長聯(lián)。[7]可見當時郭沫若的心境是如何悲涼！

到了1969年，他竟連抄贈毛澤東詩詞也不敢了。1969年5月21日，郭沫若寫信給他的兄弟翊昌，說：“弟所集主席詞句一聯(lián)……要我為你寫成對聯(lián)，我不便寫，因主席年前有批示：‘我們不要題字’。我自文化大革命發(fā)動以來，便沒有為人寫字了?！盵8]亦可見其畏懼之心。

特別是1968年4月，他的另一愛子郭世英被迫害致死。他得知這一消息時呆若木雞，精神幾乎崩潰。他將悲哀藏在心底，他用已經(jīng)顫抖的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抄寫他那愛子的日記。他一共抄了8本，并把它放在自己的案頭，直到他去世。周恩來聽到郭世英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曾親到郭家安慰，并對郭沫若夫婦說：“迫害世英，不僅針對你們，也是針對我的?！盵4]

正是在郭沫若驚惶痛苦的日子里，他卻開始寫作他的《李白與杜甫》, 似乎使人不可思議。如果我們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就不會把郭沫若從要燒書到重新寫書，看成是脫胎換骨或鳳凰更生了。

其實，在1965年10月，郭沫若就做過田園夢。那年的10月20日，郭沫若夫婦在廣西壯族自治區(qū)三江侗族自治縣林溪人民公社游覽程陽橋時，寫下了《題三江程陽橋》一詩，詩云：

艷說林溪風雨橋，橋長廿尺 (丈) 四尋高。

垂瓴聯(lián)閣怡神巧，列砥橫流入望遙。

竹木一身堅似鐵，茶林萬載茁新苗。

何時得上三江道，學把犁鋤事體勞。[10]

有意思的是最后兩句。表面上看好像是郭老想日后再到三江縣來，學習犁鋤，從事體力勞動。細看，不對了。他不說“重來”、“重上”或“再上”, 而寫“得上”。也不說重上“程陽橋”或“林溪道”、而說“三江道”。而程陽橋下也未有三江，或地跨三江。這不由人不認為詩人是在聯(lián)想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從三江自治縣聯(lián)想到他故鄉(xiāng)的三江：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他離開家鄉(xiāng)已經(jīng)近四十年了， “何時得上三江道”?什么時候讓我回到故鄉(xiāng)去做一個地地道道的農(nóng)民??！歸去之心，依稀可見。

另一個例子是， 1968年2月14日，郭老追憶1964年5月5日游采石磯太白樓時的情景，寫下了《水調(diào)歌頭·登采石磯太白樓》一詞。而郭老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卻說：“1964年5月，我曾去過采石磯，看到了古人所謂燃犀渚或牛渚。長江邊上的太白樓也煥然一新了。我當時做了一首《水調(diào)歌頭》以紀行?！逼鋵嵥敃r并未做或未做成，而是做成另一首五古：《漫題采石磯太白樓》?！栋不杖請蟆?979年6月17日所載《采石磯頭憶郭老》一文，并未提到《水調(diào)歌頭》詞?？梢娺@首詞乃是郭老1968年2月的追憶作。這其中就必然融進了郭老的當時的思想。我們且看原詞：

久慕燃犀渚，來上青蓮樓。日照長江如血，千里豁明眸。洲畔漁人布，正是鰣魚時分，我欲泛中流。借問李夫子：愿否與同舟？

君打槳，我操舵，同放謳。有興何須美酒，何用月當頭？《水調(diào)歌頭·游泳》, 暢好迎風誦去，傳遍亞非歐。宇宙紅旗展，勝似大鵬游！

詞中“借問李夫子：愿否與同舟？”不是就在此時，郭沫若已決定要登李白之“舟”嗎？——決定寫作《李白與杜甫》。你看他，未等李白回答是否愿意，他即走上船去， “君打槳，我操舵，同放謳。有興何須美酒，何用月當頭？”不要什么美酒，也不要去邀明月，就我們兩人，迎著這風濤，引吭高歌吧！一種同舟共濟之情，躍然紙上。

寫到這里，我可以說，郭老寫《李白與杜甫》, 就是寫自己！下面，我將從著作本身進一步求證。

三

從已披露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寫作《李白與杜甫》并不想公之于眾，至少是在“文革”中。只是因中蘇邊界問題，周恩來派當時外長喬冠華、副外長余湛，走訪郭沫若。郭沫若告以自己對李白出生地碎葉地望的考證，并提供了一些在蘇聯(lián)境內(nèi)出土、足以說明問題的實物材料。從而郭沫若寫了書的消息傳到陳伯達的耳內(nèi)。他向郭沫若索要書稿，郭以為毛澤東要看，幾經(jīng)修改后讓他拿走了。陳伯達看后，并未送毛澤東，又退還了郭沫若，并對書中的民族關系材料的引用，提出了批評，要郭沫若修改。郭沫若一拖再拖，不想出版，估計后來在某種壓力或勸說下，才勉強出版。書中既無前言，也無后語。其中出書細節(jié)，因為言者渺渺，研究者無從作過多的猜測。但是，可以看出此書從寫作到成書到出版，一定有更多的幕后故事。因而當該書公諸于世時，它就籠罩了一層濃厚的煙幕，需要研究者透過煙幕尋其本真。

從郭沫若創(chuàng)作經(jīng)歷看，他解剖自己在大多時候都很坦率，可謂“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但也有兩次他卻在含蓄地暴露自我?！独畎着c杜甫》這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他的小說《落葉》。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考察過，這是郭沫若寫他和安娜的戀愛過程。安娜給他的那幾十封情書，除部分外，大都是真實的，只不過作了一些小說家的處理而已。

第二次是寫《蔡文姬》。為曹操翻案是其次要方面。而寫蔡文姬的離情別緒，確是郭沫若在寫自己別婦拋雛、離日本回國抗日時的離愁。所以他后來自揭謎底說：“蔡文姬就是我”!無怪乎有人說他替曹操“翻臉有余，翻案不足?！边@確是至論。

這一次他寫《李白與杜甫》, 從表面看也是翻案，卻“翻案過頭，翻臉過火”, 實在是他在寫他自己。不過，這次的手法更加隱蔽，更加高明，以至連陳伯達、康生、江青之流也都騙過了，還竟然要他出版。無怪乎海內(nèi)外一些評論家說他投上之所好了。用書中郭沫若評論李白的話說：他“只是把地上的舞臺移到了天上，或者把今時的人物換為古時，在現(xiàn)實的描繪上，加蓋了一層薄薄的紗幕而已。” (書中第53頁，以下凡引該書，恕不加注。)

有人會說，你這是無知妄說，《李白與杜甫》難道不是一部學術著作嗎？不錯，《李白與杜甫》中確實有學術，而且有不少言人之所未發(fā)。例如對于李白出生和家世、家的考證，對李杜交誼和詩詞的考辨，對不同觀點的駁議，對李杜死因的分析，等等，確實是學術性的。然而，這只不過是煙幕而已，或者說是次要的。

我們不妨從總體上考察一下書中的內(nèi)容。第一、書中不談李杜詩歌的藝術性，不作認真的藝術評價和藝術比較；第二、不研究二人詩歌的廣泛內(nèi)容，缺乏對二人詩歌的整體的分析。正如有同志說：“它缺少學術所要求的謹嚴和鄭重”。[11]那么，它是不是真正為了揚李抑杜而寫呢？書中確實有不少揚李抑杜的內(nèi)容。對杜甫采取了不合實際的批評與譏諷，對李白也有曲為辯護之處。然而我們在細讀之下，就會發(fā)現(xiàn)，郭沫若在嚴厲批評杜甫時，其實是另有所為。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借解剖杜甫在解剖自己，進行嚴厲的自我貶抑。他對李白，主要也不在揚，而在對李白命運的解析，借以總結自己，直現(xiàn)肺肝。

綜觀全書，郭沫若對李杜的評判，集中于兩個基本內(nèi)容：

一個是李白與杜甫都沒有認識到自身所處的位置，都把自己估計得過高，都有一種懷才不遇的怨恨和待價而沽的清高。這是他們悲劇命運的根本原因。

書中這樣評論李白：“李白雖然號稱‘謫仙人’, 其實他的功名欲望是非常強烈的。他喜歡稱道的歷史人物，如傅說、呂尚、管仲，范蠡、樂毅、魯仲連、信陵君、張良、韓信、諸葛亮、謝安等，都是所謂‘定國安邦’的風云人物。他每每以他們自比?！彼死畎住洞鷫凵酱鹈仙俑莆臅? 其中有“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鏡、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宇大定，海內(nèi)靖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后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惫糁赋?， “這就是李白的一整套人生觀，基本上是儒家與道家思想的混合。不得志時拼命想做官，得志后便盡可能明哲保身，功成身退。”最后他不但未受重用，反而受株連而遭流放，終致窮愁而死。

對杜甫的評論是：“杜甫是功名心很強的人，這三種門徑 (指應科舉、直接陳情、請權貴推薦——筆者) , 他都曾闖過，而且不止一次。”他兩次考試失敗，三次直接向皇帝陳情，多次懇求有權位者薦舉他又自視很高， “飲酣視八級，俗物多茫茫。”給他小官還不愿做，挑肥揀瘦?！八傁胍圾Q驚人，一舉而鵬程九萬里?！苯Y果，仍得不到重用，落得個漂泊以終。

郭沫若認為，李白與杜甫都把自己估計得過高。其實，他們在封建統(tǒng)治者眼里， “實際上和樂師李龜年及梨園子弟，是同等的材料”。李白那些被稱為“清新”“俊逸”的作品，那些“嗤長卿，笑子云”的賦，其實不過是御用文士“對統(tǒng)治者歌功頌德”、“幫閑獻技而已?！倍鸥δ切┙?jīng)過“苦心慘淡”做出的五言百韻的排律詩， “大立言說，實際上和顧愷之的丹青、王簡棲的碑文，同一是人為的香煙、多余的花草?！惫舫镣吹貙懙溃骸皟汕Ф嗄昵皾h代的司馬遷曾經(jīng)說過：‘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yōu)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边@就是知識分子失敗的根源。

在這里，郭沫若與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有著同樣的感受，這不能不是中國文人的一大悲哀。而我們的一些文化人，往往和李白杜甫一樣，自視很高，一旦啟用，便志得意滿，趾高氣揚；一被冷落或拋棄，就怨天尤人，痛不欲生。關鍵是他們沒有認清自己所處的位置。自認為國之棟梁，其實只是會演戲的梨園子弟，聽任驅使，也聽任戲弄。正像《紅樓夢》中曹雪匠給晴雯的評語：“心比天高，身為下賤?！?/div>

郭沫若在寫這一段時，他當時考慮的不僅是李白與杜甫，顯然也包括了自己，甚至包括整個知識界。

另一個基本內(nèi)容是李白與杜甫都是忠君主義者，又都是神佛崇拜者。從忠君說，杜甫是‘每飯不忘君’;李白是“日憶明光宮”。他們都“始終眷念著朝廷?！比欢?他們也都未得到朝廷的重用。兩位盛世詩雄，結果得到同一個可悲下場。郭沫若指出：“李白和杜甫一樣，在封建制度鼎盛時代，都緊緊為封建意識所束縛。他們的功名心都很強，都想得到比較高的地位，以施展經(jīng)綸，但都沒有可能如意。”

李白和杜甫都是極端迷信的人，郭沫若指出， “杜甫是禪宗的信徒，李白卻是道教的方士?！崩畎纂m然最后“覺悟了”, “云游雨散從此辭”, 但他的生命也到了盡頭。而杜甫的迷信卻“老而愈篤，一直到他的辭世之年”。

寫到這里，不由我不想起， 1977年12月，在郭沫若辭世的前半年，他為關良的《魯智深》畫，題過一首詩：

神佛都是假，誰能相信它

打破山門后，提杖走天涯。

見佛我就打，見神我就罵。

罵倒十萬八千神和佛，

打成一片稀泥巴?！?/div>

看來，郭沫若和李白一樣，對于迷信，也是最后“覺悟了”, 但他的生命也同樣走到了盡頭！

四

現(xiàn)在我們先檢查一下郭沫若對杜甫的嚴厲批判。

郭沫若寫道，杜甫“他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統(tǒng)治階級的立場，而為地主階級、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他對盜賊恨之入骨， “恨不得把他們痛洗干凈”。他向統(tǒng)治者建議，對于“蒼生” (老百性) 要臥薪嘗膽地嚴加警惕，要能防患于未然，在“眉睫之間”去識別亂黨?！斑@就是杜甫的階級感情，多么森嚴而峻烈呵！”一個忠于朝廷的形象突現(xiàn)了出來。郭老引用杜甫的“蒼生可察眉”這一特務手段，不禁令人想起“文革”中的顏色罪和思想罪。

對“三吏”、“三別”, 郭沫若批評杜甫同情勞動人民疾苦，卻不敢揭露這痛苦的根源；批評小吏，而稱頌大官。這是一種“廉價的同情”, 也是“小罵大幫忙”。這表面他在苛求杜甫，而實際是在自責。傅抱石被抄家，他只能指示秘書對傅家從物質上盡量幫助，沒有錢，可以將他的書畫賣掉 (郭老也太天真了，那種年頭，他的書畫又能到何去賣？又有誰敢買？) 。老舍、翦伯贊的自盡，吳晗的死，田漢的亡， ……郭沫若也只能采取“廉價的同情”而已。

然而，他在談到杜甫的《垂老別》時，卻一改批判的筆觸，寫道：“一對老夫妻的惜別，寫得相當細膩，兩位老人互憐互慰，終于硬著心腸離別了，然而五腑六臟是摧毀了的。子孫都陣亡盡了，老翁怕已年過七十，依然被拉去當兵。自知只有一死，丟下老妻也只有一死。這就是不久前的‘盛唐’景象！”聯(lián)想當時郭沫若的處境，兩個兒子死了，年過七十的他還要拉去作擺設，做花瓶，還不知哪一天就要被拉出去批斗?！白灾挥幸凰?，丟下老妻也只有一死”。這種惶惶不可終日的心態(tài)，不是借杜甫先生的《垂老別》表達出來了嗎？

在批評杜甫的功名欲望時，郭沫若說：“要之，杜甫的功名心很強，連虛榮心都發(fā)展到了可笑的程度。他不愿意做小官 (“大詩人不耐煩做刀筆小吏”) , 但在實際上他也缺少辦事務的才干?！?杜甫畢竟只是詩人，而不是政治家”。杜甫終于認識了自己““自己在埋怨，為什么這樣‘愚’, 公然以稷契自比！到頭來一無所成，想到螻蛄和螞蟻都還有它們的巢穴，自己為什么總希望學鯨魚，要在大海深處游泳？他分明是在責備自己所好太高而所騖太遠了?！甭?lián)系郭沫若早年志向和晚年處境，這種自責之情自現(xiàn)。

在說到杜甫是那樣的眷念朝廷時，郭沫若說， “北方的朝廷”卻“把他忘了，沒有召他回去或給予出路?！薄耙驗椤ⅰ柽h了他，又因為病，所以他……竟說出這樣等于絕望的話：‘此身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jù)要路思捐軀’。……倔強的杜甫說出了這樣的話，悲涼的心境是可以猜想的。”郭沫若的心境，在寫這些話時，似乎也是可以猜想的。

在談到杜甫的宗教迷信時，郭沫若說：“看來杜甫到晚年也好像徹底大悟了，所以他要‘勇猛為心極，清贏任體孱’?！薄爱斎?，杜甫在實際上并沒有做到，末尾兩句正是對自己的批評?！痼骺展窝郏?鏡象未離銓’, 就是說自己雖然知道，并沒有做到；眼睛雖然用‘金篦’刮過，仍然還有內(nèi)障……這自我批評倒是滿老實的。他苦心慘淡地做五言百韻的排律詩，大立言說，實際上和顧愷之的丹青，王簡棲的碑文，同一是人為的香煙，多余的花草?！卑變?nèi)障沒有刮除，還去“大立言說”, 又有什么用呢？從這里我們又可以判定：《李白與杜甫》, 不是郭沫若為了“大立言說”的學術著作！

在談到杜甫和李白一樣嗜酒終身時，郭老并未貶低杜甫，相反，他認為在飲酒中才真正體現(xiàn)了杜甫真實的一面，并不如人們認為的杜甫總是道貌岸然，他也和李白一樣“痛飲狂歌”、“飛揚跋扈”, 在喝醉時才是他清醒的時候。

縱飲久拼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 (《曲江對酒》)

郭沫若說，杜甫表面說“為了要‘縱酒’, 便不惜拋開職務——‘懶朝’”。其實， “虛應故事，上朝應卯，有什么用？別人看不起，只有那么回事。和世道合不來，倒是千真萬確的。”郭沫若在寫到這里時，對杜甫是懷著深深的同情的。他認為，杜甫的痛飲，正是意在酒外，是借酒澆他的心中塊壘。

郭沫若說，有一首詩活畫出了一個真正的杜甫。那就是杜甫在夔州時，有一次赴宴墜馬受傷，朋友們攜酒來慰問，共同豪飲。杜甫做了一首紀實詩，題為《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中有：

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

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淥?！?/div>

何必走馬來為問！君不見嵇康養(yǎng)生被殺戮！

郭評曰：“好不痛快！又有酒，又有肉，酒壇酒罐，肉盤肉串，堆積得如山如巒。還有琵琶和羌笛的合奏，大叫大喊，干杯干杯！太陽西斜了，哪用管它！詩人完全忘記了自己受了傷”?！安灰芪遥÷漶R受傷有什么要緊呢？不用談它，嵇康做過一篇《養(yǎng)生論》, 會講究衛(wèi)生吧，然而殺了頭！你難道不知道？”這不是在寫杜甫的嗜酒，而是在稱贊杜甫的達觀。郭沫若是在有感而發(fā)。

對杜甫的死因，書中作了考證，富有學術性，也分析得合情合理。他對杜甫的總結，沒有寫在杜甫死時的結尾處，而是寫在《杜甫與蘇渙》的關系以后。郭沫若寫道：“封建社會在蘇渙死了以后還持續(xù)了一千多年，不敢彈打毒蜂窠的人，如不是自己成為毒蜂，便只好茍且偷安或潦倒至死。杜甫便是這潦倒至死的一類的典型，盡管他‘每飯不忘君’。盡管他反對盜賊——反對造反，但他的一生依然是一個悲劇?！惫蠈α直?、“四人幫”集團這樣的毒蜂，早已經(jīng)看出來了，然而他沒有勇氣用彈弓去打它，又不愿自己成為毒蜂，只好茍且偷安，盡管他也“每飯不忘君”, 也反對造反，又能如何？他感到有一個如杜甫一樣的潦倒至死的命運在等待著他。

不難看出，郭沫若對杜甫的批判，與其說是為了抑杜，倒不如說他在嚴厲地清算自己更為確切。郭沫若出生在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他有過好高騖遠匡扶社稷的大志，有過痛飲狂歌、飛揚跋扈的時候，而且終生好酒，他也眷念朝廷， “每飯不忘君”, 看來也難逃悲劇的命運。我認為，這即是郭沫若還杜甫本來面目的寓意所在。

五

郭沫若對李白的評論，充滿了感情，寄托了更多的內(nèi)涵。

在對李白出生和家室考證的第一、二章中，我們不應該忽視以下幾段話：

李白的父親李克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夠攜帶著那么多的人作長途羈旅。他入蜀以后，把李白養(yǎng)成了一個漫游成癖，揮霍任性，游手好閑，重義好施的人，也足以證明他是一個商人地主。但李克也有一定的文化修養(yǎng)，據(jù)李白自己的回憶：‘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 私心慕之?！驗檫@樣，他也使李白從小便受到充分的教育，發(fā)展了他的天分。

(正由于有這樣的家庭) , 便賦予李白以雙重的性格。一方面他想提高自己的門第以獲得一定的權勢， ……另一方面卻又使他能保持著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層的民眾接近，有時仿佛還能浮云富貴而糞土王侯。又庸俗而又灑脫，這就是李白之所以為李白。

李白的性格對于所接觸的事物都相當認真。他讀書認真，鐵杵磨針的故事可證。作文認真，他對少年時所作的《大鵬賦》, ‘悔其少作， ……中年棄之’可證。交朋友認真，《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所述葬友人吳指南事可證。學道認真，他竟成了真正的道士可證。

從這些介紹和評述中，我們便會發(fā)現(xiàn)和李白相似的另一個人——郭沫若。

接著，郭沫若不評論李白詩歌的階級性，不評論李白的地主生活，不評論他的嗜酒，而寫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兩次大失敗，對李白的人生道路進行了解剖。突出了一個詩人在仕途上被政治打得落花流水，最終窮愁而死。嚴厲的解析，沉痛的嘆息，深切的同情，令人驚心動魄。

郭沫若在寫到李白被征召入京，唐玄宗親授他翰林供奉時，李白便洋洋自得，屢屢在詩文中夸述，并諷刺那些趨炎附勢者：“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郭沫若批評道：“一面在高度譏刺別人趨炎赴勢，而卻忘記了自己在高度地趨炎赴勢。以翰林供奉的身分待詔了一年多，以為可以大用，但結果依然落了一場空。”郭沫若繼續(xù)寫道：“在冷衙門里做著閑，候補著官職，和同事們有些合不來?！呀?jīng)生出了天空海闊的想法，想去游山玩水，當隱君子了。李白這個人看來畢竟是天真，他輕率地說出了自己的心事，而且還要呈獻給同人。于是，他的愿望很快就得到滿足，沒有等到他‘功成’, 便讓他去當嚴子陵或者謝康樂去了。他的被‘賜金還山’, 實際上就是被下令逐客。”

我認為，郭沫若在寫這一段話時，應該是寄托有他自己當時的處境與滄桑之感在內(nèi)，才會寫得尤如“身臨其境”。類式的“寄托”, 似還可從他分析李白遭“讒逐”事上看到。

關于李白入幕永王李磷軍府而“罪”至流放問題，郭沫若指出，由于唐玄宗的兩個兒子李亨和李磷，為了爭奪天下，置安史之亂于不顧，相互火亻并，連帶李白遭殃。李白“是被挾在兩種私心之間遭受到災難，他對于李磷的忘公誼而急私忿固然早就失望，而對于肅宗李亨的先安內(nèi)而后攘外也是十分痛心”。他引了李白當時寫的一首《箜篌引》:“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一斗粟”, 是指漢時民間的《尺布之謠》, 其詞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這是諷刺漢文帝劉恒，為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逼死他弟弟劉長的事。郭沫若在引用李白這首詩和民謠時， “文革”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劉少奇被開除出黨，繼而被迫害致死；抓叛徒、內(nèi)奸之風盛行。聯(lián)想及此，不由人不佩服郭老的遠見卓識，真可謂膽大包天。郭老很氣憤地批評李磷：“他卻急于首先揭開了內(nèi)戰(zhàn)的幕，使好端端的一個局面，被他自己的獨斷專行葬送了。”而李亨對李磷卻是“假仁假義”?！凹葟U之而又悼之”, “既罪之而又不宣其罪”?！耙廊辉跔栍菸以p、我詐爾虞”。而李白被挾在這樣的私心之間，兔死狗烹就不能幸免了?！八m然沒被殺，但尋陽的監(jiān)獄在等待著他，夜郎的流竄在等待著他，迅速的衰老和難治的疾病在等待著他”。郭的百結愁腸和弦外之音不是清晰可見可聞嗎？

談到李白神仙迷信時，郭老說這“害了他一生”, 他“是深深陷沒在道教的泥沼里，直至他的暮年”。后來， “李白是覺悟了，要和一切迷信幼想脫離了”?！啊朴斡晟拇宿o’, 最后告別了，這不僅是對吳筠的訣別，而且是對于神仙迷信的訣別。想到李白就在這同一年的冬天與世長辭了，更可以說對于爾虞我詐、勾心斗角的整個市儈社會的訣別”。李白是“如今了然識所在”了，郭老也“如今了然識所在”了。

但是，郭老又說，李白的覺悟不可能那么徹底， “他還有不少的牽掛，而且也無心斬斷那些牽掛。‘向暮春風楊柳絲’, 就是那些千絲萬縷的牽掛的‘絲’了”。“天色‘向暮’了，他在向吳筠訣別；生命也‘向暮’了，他在向塵世訣別”。哀音如訴，我仿佛看到和聽到那個白發(fā)老人，在對著西下的夕陽長嘆！

若問：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意欲何為？

答曰：意不在對李杜優(yōu)劣的評判，也不在去翻無關緊要的歷史陳案，也不在表示鳳凰更生，更不是投人所好 (相反卻有不少微詞) 。而借助于李白與杜甫的人生旅程、人格缺陷和仕途坎坷，向人們提出一個嚴峻的問題：作為一代詩雄，在盛唐時代，為什么會出現(xiàn)如此不幸的結局？——李白窮愁而死，杜甫抑郁以終。郭沫若以其聰明睿智和心靈感悟，對歷史世界和現(xiàn)實世界做了雙重的解析，從而給李杜，也同時給自己，做出了人生評估，或稱之為終級關懷。郭沫若對李杜悲劇的認知是：兩個始終忠于朝廷、才華橫溢、志向高遠、急于用世的詩人，由于他們所處的“倡優(yōu)”和“幫閑”地位，縱有驚天之才，還是成為政治的犧牲品。

郭沫若所用的手法，以揚李抑杜為名，以階級分析為幌子，對杜甫進行嚴厲審判，對李白以批判寓同情，正所謂“亂花漸欲迷人眼”, 似是而非，云遮霧障，撲朔迷離，寫下了一部傷心史！流下了一把辛酸淚！

參考文獻

[1]王錦厚.郭沫若學術論辯[M].成都：成都出版社， 1990.

[2] [3]黃侯興.郭沫若晚年軼事[J].中華兒女， 1991, (1) .

[4][6][9]王朝柱，郭漢英.郭沫若晚年二三事[A].公正評價郭沫若[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9.

[5] 黃侯興.青春型的詩人郭沫若[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6.266.

[7] 黃侯興.青春型的詩人郭沫若[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4.271.

[8] 文教資料簡報[Z].南京：總88.

[10]郭沫若紀游詩選注[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3.

[11] 劉納.重讀《李白與杜甫》[A].公正評價郭沫若[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9

詩文	如今了然識所在——再論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
釋義	如今了然識所在——再論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如今了然識所在——再論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劉茂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北京100732 ? 摘? ? 要：《李白與杜甫》, 不是一部純粹的學術著作 , 而是一部以學術研究之名 , 自我反省、自我總結、憤時感世之作。郭沫若借李白與杜甫之軀 , 對自己進行了沉痛而嚴酷的解剖。對知識分子的歷史地位 , 知識分子好高鶩遠的用世心態(tài) , 知識分子的軟弱特性 , 知識分子的窮愁潦倒 , 都作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同時還對大唐盛世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父子兄弟之爭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是郭沫若晚年所處特殊年代的一部覺悟書。 ? 關鍵詞：郭沫若；自我解剖；倡優(yōu)畜之；矛盾；尺布謠；知幾； ? 作者簡介：劉茂林，男，北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 收稿日期：2001-02-02 ? Received： 2001-02-02 ? 一 1972年春，在那只有一種書可讀的時候，友人從北京給我捎來了一本《李白與杜甫》, 當時真令我喜出望外。因為郭沫若是我素來所崇敬的人，他的文字和文思素來為我所喜愛；而且在大批林彪的時候，郭沫若卻在研究歷史，這也使我頗感驚奇。于是，我迫不及待地一口氣讀完?？墒?，給我的第一個感觸是，郭老怎么啦？他為什么在向杜甫和李白開刀”?而杜甫尤其被宰割得鮮血淋漓？我不由得想起不久前我在成都杜甫草堂見到的那副郭沫若題寫的楹聯(lián)：“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边@令我不得其解。當時只認為他是以極左思潮苛求古人。 ? 過了幾年，我再讀《李白與杜甫》, 就覺得當初的看法有些不對了，我從字里行間似乎讀到了一種弦外之音，然而還說不清道不明。 ? 又過了幾年，當我在寫《郭沫若新論》時，我才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意識，即郭沫若在借助李白與杜甫，嚴厲地解剖著自己。在該書中我寫道：揚李抑杜“是否是郭沫若寫作《李白與杜甫》的全部原因？還是個謎。他在此書中，對李白有一段這樣的評說：‘詩友、酒友、道友，有的隱退，有的貶謫，有的受害，李白自己也有意離開，只是時間有早遲罷了。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終存在著矛盾。他一方面明確知道朝廷不能用他；但另一方面也卻始終眷念著朝廷?！覀冋J為，從這方面去追蹤郭沫若研究李白與杜甫的足跡，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李白與杜甫》的寫作和郭沫若的心態(tài)?！碑敃r思考還不成熟，因而未能深入下去。 ? 20多年來，這一問題?？M于我的心頭，揮之不去。見到近10年來研究《李白與杜甫》的文章、著作，雖有不少開掘，但大都仍未能摸到郭沫若寫作此書的邊際。這篇文章，只不過想將我近來的思考形諸筆端，以求得將此書的研究推進一步。 ? 就目前對該書的評論看，大體有三方面： ? 1.大都認為該書是一本學術著作，只不過書中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濫用了階級分析觀念；或認為，郭沫若為了揚李抑杜，對待杜甫不實事求是；或認為郭沫若在研究李杜時，不時寄托著個人的感情。 ? 2.認為《李白與杜甫》根本不是學術著作，而是為了迎合毛澤東的好惡，邀寵獻媚，帶有濃厚的政治投機色彩。這真是“活天冤枉”! ? 3.認為郭沫若為了進行歷史的翻案，糾正那揚杜抑李的千年沉冤。因而這是一篇翻案文章。郭沫若本人的說法，就曾給了人們一種誤導。1977年有人曾問起郭沫若為什么要抑杜揚李？郭沫若的回答是：“杜甫應該肯定，我不反對，我反對的是把杜甫當為‘圣人’, 當為‘它布’ (圖騰) , 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盵1]郭沫若在這里雖未正面回答寫作此書的目的，而他的這番言論卻給人一種假象。 ? 通過研究，我認為《李白與杜甫》基本上不是一部學術研究之作，也不是為了給李白鳴不平，更不是為了投毛澤東之所好。而是一部借歷史的亡靈，進行自我解剖、自我總結的文人與政治關系的沉思錄；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沉痛反思。 ? 試解如下。 ? 二如果你問今天50歲以上的知識界人士：在那摧殘文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文人遭殃的那場浩劫中，學術界有沒有真正的社會科學研究？我相信，都會異口同聲地回答你：絕對沒有。如果有，那一定是處在與世隔絕的桃花源中的不知今世何世的人。而那時根本沒有桃花源。在那種年代，文人個個噤若寒蟬，除了那些拿著大棒的江青、姚文元、關鋒、戚本禹、梁效、羅思鼎之流，其他人是不敢對文化或學術問津的。 ? 有人或許說，郭沫若是位特殊的人物。他不是說過，要像鳳凰涅般 ? 木那樣，從烈火中更生嗎？《李白與杜甫》就是鳳凰更生了。除此以外，他不是在那種年代還發(fā)表了不少對古文物考證的文章 1972年還發(fā)表了關于中國古史分期的文章？這不表明郭沫若不同一般？ ? 但是，我們知道，郭沫若那些考古文章，都是人家在發(fā)掘中或發(fā)掘后，請他考證的。作為考古界的權威，他當然不能推辭。至于那篇《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 那只不過是在一種無奈情況下，企圖在學術界的死水中激起一點浪花，裝點一下承平世界，結果卻連一點微瀾也沒有激起。原因無它，因那時歷史及其研究者都被掃進“四舊”的垃圾堆了。何況文痞們的霸主鞭是時時刻刻高懸在人們的頭頂上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那時全國已沒有一本歷史研究刊物，郭沫若的那篇文章只好在《紅旗》和《考古》上發(fā)表。 ? 以我的觀察，至少從1964年以后，郭沫若就停止了他的學術研究。因為1963年以后的整個形勢，已經(jīng)剝奪了文藝家和學者的生存空間。1959年后曾一度活躍的文化學術空氣，已歸于沉寂。為了說明問題，請讓我費一點筆墨，列舉一下那些年頭有關思想、文化、學術的大背景： ?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在京舉行。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nèi)團結問題》的講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nèi)存在的階級斗爭作了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論述。要求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 “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從此，農(nóng)村和城市開始“四清運動”;對外，開始批判國際上的修正主義。 ? 1963年5月，江青在上海組織對孟超的電影《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的點名批判。 ? 1963年8月，《人民日報》發(fā)表題為《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yōu)槿罕娛掷锏募怃J武器》的文章。 ? 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作關于文學藝術的批示，批示中說“:“各種文藝形式——戲劇、曲藝、音樂、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shù)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很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tǒng)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于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jīng)濟基礎已經(jīng)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diào)查研究入手，認真地抓起來?！?/div> ? 1964年5月，《人民日報》開始批判歷史學家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 ? 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作了關于文學藝術的第二個批示：“這些協(xié)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shù) (據(jù)說有少數(shù)幾個好的) , 15年來，基本上 (不是一切人) 不執(zhí)行黨的政策，當官做老爺，不去接近工農(nóng)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象匈牙利斐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 1964年7月，《人民日報》發(fā)表文章批判哲學家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 ? 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報》發(fā)表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 攻擊了一批史學家。 ? 1964年7月30《人民日報》批判電影《北國江南》。 ? 1964年9月15日，《人民日報》批判電影《早春二月》。 ? 1964年10月30日，《人民日報》批判文藝界的“寫中間人物論”。 ? 1965年5月29日，《人民日報》批判電影《林家鋪子》。6月17日，批判電影《不夜城》。 ? 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和30日《人民日報》發(fā)表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批判吳晗。 ? 1966年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發(fā)《田漢的〈謝瑤環(huán)〉是一株大毒草》。 ? 1966年3月24日，《紅旗》發(fā)表戚本禹等人的《翦伯贊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一文。 ? 1966年4月10日，《人民日報》批判老文藝家夏衍。 ? 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發(fā)表《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鄧拓、吳晗、廖沫沙被進一步推向審判臺。 ?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發(fā)表，號召奪取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向黨、政、軍、文各界的“資產(chǎn)階級代表人物”開火。同日，《人民日報》批判電影《舞臺姐妹》。 ?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奪取資產(chǎn)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 ? 這時，在北大一所專門辟出的房子里，貼滿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報。由于毛澤東下令保護郭沫若，他才免于被紅衛(wèi)兵揪斗。 ? 1966年8月24日，老舍被迫投太平湖自殺。 ? 1967年1月3日，姚文元在《紅旗》發(fā)表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 ? 1967年4月，郭沫若的第三子郭民英抑郁自殺，對郭沫若是個沉重的打擊。 ? 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報》重新發(fā)表毛澤東1944年《看了〈逼山梁山〉以后給延安平劇院的信》, 其中竟刪去了“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這句話。這對郭沫若是個危險的信號。 ? 1967年7月17日，《人民日報》點名批判所謂文藝黑線上的陸定一、周揚、林默涵、夏衍、齊燕銘、田漢、陽翰笙、蕭望東、陳荒煤、張致祥、邵荃麟等。說他們是文藝界黨內(nèi)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 1968年4月19日，郭沫若的第二個兒子郭世英在北京農(nóng)業(yè)大學被綁架關押， 22日被迫害致死。給了郭沫若更沉重的打擊。 ? 好了，一些背景就介紹到這里。我們再考察一下郭沫若的反映。 ? 在這幾年中，郭沫若除忙于接待國際友人、出國訪問和各方應酬，以及參與了1965年由考古引起的關于《蘭亭序》真?zhèn)蔚恼撧q外，他已基本上不進行學術研究了。 ? 從1964年2月起，他為新出版的毛主席詩詞作解人。到1965年5月，他發(fā)表了十多篇讀毛詩的體會，并從毛詩中集句對聯(lián)26副，題為《毛主席詩詞集句對聯(lián)》在《光明日報》發(fā)表，并廣為書贈。1964年10月，作詩《贊〈東方紅〉》, 有云：“《東方紅》的演出要永不閉幕，永遠正在開頭?！?965年1月，作《紅旗躍過汀江》, 對毛澤東《清平樂·蔣桂戰(zhàn)爭》一詞大加贊譽，說：“主席并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為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為了書法的頂峰”。這年的6、7月，他按照毛澤東的提議，偕于立群訪問江西老革命根據(jù)地，寫下歌頌革命圣地詩詞29首。 ? 兩年中，郭沫若對毛澤東和毛澤東詩詞的歌頌，除了反映了郭沫若對毛澤東真誠崇敬外，似乎還透出了一種危機感，一種避禍的企望。這從郭沫若的私下言談中，表露得更加明顯。 ? 他曾對身邊的同志說：“感到自己的問題也很多，只是蓋子未揭開。繼續(xù)擔當這些職務，怕影響不好，于心不安?！盵2]理想與現(xiàn)實的矛盾，使他處于巨大的心理失衡之中。于是，他便在1966年1月27日，給中國科學院黨組負責人張勁夫寫了一封辭職信： ? 我很久以來的一個私愿，今天向您用書面陳述。 ? 我耳聾，近來視力也很衰退，對于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難過的。懷慚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 因此，我早就有意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 (院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科技大學校長等等) 。務請加以考慮，并轉呈領導上批準。 ? 我的這個請求是經(jīng)過長遠的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請鑒察。[2] ? 在這封短短的辭職信中，郭沫若一再申明他的辭職不是一時沖動，而是“很久以來”、“早就有意”、“經(jīng)過長遠的考慮的”。這倒恰恰說明了郭沫若對1963年以來的文化界形勢既無奈又憂慮，還是早點離開為好。 ? 這期間，他曾私下對他的子女談到學術文化界的形勢，要他們不要上當。郭漢英回憶說，在那種任意上綱上線亂打棍子的時候，郭老對他說： ? 這根本不是什么“學術討論”。你們年輕、單純，經(jīng)常把事情想得過于簡單。你們會吃虧的。 ? 他再次叮囑我，這不是學術討論，要當心那些無恥之徒。顛倒黑白，落井下石，賣友求榮之輩是大有人在的。[4] ? 看到當時學術文化界遭摧殘的慘狀，怎能不使郭沫若既義憤滿腔，又不寒而栗。 ? 1966年4月14日，他終于把郁積于胸中的不平之氣傾吐出來。在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上郭沫若即席發(fā)言。他說他“沒有把毛主席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盵5] ? 他的這個“燒書”的即席發(fā)言，竟經(jīng)毛澤東批示“發(fā)表”, 在國內(nèi)外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郭沫若如此自我貶抑，對文藝和學術如此絕望，不能想象，他竟然在兩年后，而且在形勢不斷惡化的環(huán)境下，他能有如此“學術”閑心，去寫一本脫胎換骨的“學術著作”, 確實令人難以理解。 ? 我們還可以舉一些例子，說明郭沫若在1966年至1969年這三四年中的心情。 ? “文革”期間，他對郭漢英等子女說：“我很后悔當初沒有把李巖和紅娘子的故事寫成戲。”他認為， “在中國，不少共產(chǎn)黨員具有濃厚的農(nóng)民意識，包括一些地位很高的領導人也如是”。“他曾對我不止一次地感慨過：‘很可惜，這是帝王思想，而且妒賢，這樣下去是很危險的’?！盵4] ? 1967年4月，聽到郭民英自殺后，郭沫若夫婦久久說不出話來，他不僅要承受這一沉重的打擊，而且要承受“沒有教育好子女”的責任。他們把無限的悲傷寄托在一塊印著翠竹的方巾上，寫上愛子民英的名字和生卒年，讓他陪伴著兒子的骨灰！” ? 1967年5月，他對《人民日報》重新發(fā)表毛澤東1944年給延安平劇院的信，刪去了毛澤東對他贊揚的那句話，他是何感觸？現(xiàn)在雖無直接材料反映郭老的當時心態(tài)。但到8月21日，他在接待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師生，當師生們要求他為題寫的三本書名落款時，他對師生們說：“:謝謝你們對我的信任，不過我還沒有蓋棺論定，萬一……由我題寫書名，不就把你們的書毀了嗎？師生們表示理解，但仍要求他饋贈墨寶。郭沫若便給他們寫了一幅毛澤東《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長聯(lián)。[7]可見當時郭沫若的心境是如何悲涼！ ? 到了1969年，他竟連抄贈毛澤東詩詞也不敢了。1969年5月21日，郭沫若寫信給他的兄弟翊昌，說：“弟所集主席詞句一聯(lián)……要我為你寫成對聯(lián)，我不便寫，因主席年前有批示：‘我們不要題字’。我自文化大革命發(fā)動以來，便沒有為人寫字了?！盵8]亦可見其畏懼之心。 ? 特別是1968年4月，他的另一愛子郭世英被迫害致死。他得知這一消息時呆若木雞，精神幾乎崩潰。他將悲哀藏在心底，他用已經(jīng)顫抖的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抄寫他那愛子的日記。他一共抄了8本，并把它放在自己的案頭，直到他去世。周恩來聽到郭世英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曾親到郭家安慰，并對郭沫若夫婦說：“迫害世英，不僅針對你們，也是針對我的?！盵4] ? 正是在郭沫若驚惶痛苦的日子里，他卻開始寫作他的《李白與杜甫》, 似乎使人不可思議。如果我們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就不會把郭沫若從要燒書到重新寫書，看成是脫胎換骨或鳳凰更生了。 ? 其實，在1965年10月，郭沫若就做過田園夢。那年的10月20日，郭沫若夫婦在廣西壯族自治區(qū)三江侗族自治縣林溪人民公社游覽程陽橋時，寫下了《題三江程陽橋》一詩，詩云： ? 艷說林溪風雨橋，橋長廿尺 (丈) 四尋高。 ? 垂瓴聯(lián)閣怡神巧，列砥橫流入望遙。 ? 竹木一身堅似鐵，茶林萬載茁新苗。 ? 何時得上三江道，學把犁鋤事體勞。[10] ? 有意思的是最后兩句。表面上看好像是郭老想日后再到三江縣來，學習犁鋤，從事體力勞動。細看，不對了。他不說“重來”、“重上”或“再上”, 而寫“得上”。也不說重上“程陽橋”或“林溪道”、而說“三江道”。而程陽橋下也未有三江，或地跨三江。這不由人不認為詩人是在聯(lián)想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從三江自治縣聯(lián)想到他故鄉(xiāng)的三江：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他離開家鄉(xiāng)已經(jīng)近四十年了， “何時得上三江道”?什么時候讓我回到故鄉(xiāng)去做一個地地道道的農(nóng)民??！歸去之心，依稀可見。 ? 另一個例子是， 1968年2月14日，郭老追憶1964年5月5日游采石磯太白樓時的情景，寫下了《水調(diào)歌頭·登采石磯太白樓》一詞。而郭老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卻說：“1964年5月，我曾去過采石磯，看到了古人所謂燃犀渚或牛渚。長江邊上的太白樓也煥然一新了。我當時做了一首《水調(diào)歌頭》以紀行?！逼鋵嵥敃r并未做或未做成，而是做成另一首五古：《漫題采石磯太白樓》?！栋不杖請蟆?979年6月17日所載《采石磯頭憶郭老》一文，并未提到《水調(diào)歌頭》詞?？梢娺@首詞乃是郭老1968年2月的追憶作。這其中就必然融進了郭老的當時的思想。我們且看原詞： ? 久慕燃犀渚，來上青蓮樓。日照長江如血，千里豁明眸。洲畔漁人布，正是鰣魚時分，我欲泛中流。借問李夫子：愿否與同舟？ ? 君打槳，我操舵，同放謳。有興何須美酒，何用月當頭？《水調(diào)歌頭·游泳》, 暢好迎風誦去，傳遍亞非歐。宇宙紅旗展，勝似大鵬游！ ? 詞中“借問李夫子：愿否與同舟？”不是就在此時，郭沫若已決定要登李白之“舟”嗎？——決定寫作《李白與杜甫》。你看他，未等李白回答是否愿意，他即走上船去， “君打槳，我操舵，同放謳。有興何須美酒，何用月當頭？”不要什么美酒，也不要去邀明月，就我們兩人，迎著這風濤，引吭高歌吧！一種同舟共濟之情，躍然紙上。 ? 寫到這里，我可以說，郭老寫《李白與杜甫》, 就是寫自己！下面，我將從著作本身進一步求證。 ? 三從已披露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寫作《李白與杜甫》并不想公之于眾，至少是在“文革”中。只是因中蘇邊界問題，周恩來派當時外長喬冠華、副外長余湛，走訪郭沫若。郭沫若告以自己對李白出生地碎葉地望的考證，并提供了一些在蘇聯(lián)境內(nèi)出土、足以說明問題的實物材料。從而郭沫若寫了書的消息傳到陳伯達的耳內(nèi)。他向郭沫若索要書稿，郭以為毛澤東要看，幾經(jīng)修改后讓他拿走了。陳伯達看后，并未送毛澤東，又退還了郭沫若，并對書中的民族關系材料的引用，提出了批評，要郭沫若修改。郭沫若一拖再拖，不想出版，估計后來在某種壓力或勸說下，才勉強出版。書中既無前言，也無后語。其中出書細節(jié)，因為言者渺渺，研究者無從作過多的猜測。但是，可以看出此書從寫作到成書到出版，一定有更多的幕后故事。因而當該書公諸于世時，它就籠罩了一層濃厚的煙幕，需要研究者透過煙幕尋其本真。 ? 從郭沫若創(chuàng)作經(jīng)歷看，他解剖自己在大多時候都很坦率，可謂“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但也有兩次他卻在含蓄地暴露自我?！独畎着c杜甫》這是第三次。 ? 第一次是他的小說《落葉》。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考察過，這是郭沫若寫他和安娜的戀愛過程。安娜給他的那幾十封情書，除部分外，大都是真實的，只不過作了一些小說家的處理而已。 ? 第二次是寫《蔡文姬》。為曹操翻案是其次要方面。而寫蔡文姬的離情別緒，確是郭沫若在寫自己別婦拋雛、離日本回國抗日時的離愁。所以他后來自揭謎底說：“蔡文姬就是我”!無怪乎有人說他替曹操“翻臉有余，翻案不足?！边@確是至論。 ? 這一次他寫《李白與杜甫》, 從表面看也是翻案，卻“翻案過頭，翻臉過火”, 實在是他在寫他自己。不過，這次的手法更加隱蔽，更加高明，以至連陳伯達、康生、江青之流也都騙過了，還竟然要他出版。無怪乎海內(nèi)外一些評論家說他投上之所好了。用書中郭沫若評論李白的話說：他“只是把地上的舞臺移到了天上，或者把今時的人物換為古時，在現(xiàn)實的描繪上，加蓋了一層薄薄的紗幕而已。” (書中第53頁，以下凡引該書，恕不加注。) ? 有人會說，你這是無知妄說，《李白與杜甫》難道不是一部學術著作嗎？不錯，《李白與杜甫》中確實有學術，而且有不少言人之所未發(fā)。例如對于李白出生和家世、家的考證，對李杜交誼和詩詞的考辨，對不同觀點的駁議，對李杜死因的分析，等等，確實是學術性的。然而，這只不過是煙幕而已，或者說是次要的。 ? 我們不妨從總體上考察一下書中的內(nèi)容。第一、書中不談李杜詩歌的藝術性，不作認真的藝術評價和藝術比較；第二、不研究二人詩歌的廣泛內(nèi)容，缺乏對二人詩歌的整體的分析。正如有同志說：“它缺少學術所要求的謹嚴和鄭重”。[11]那么，它是不是真正為了揚李抑杜而寫呢？書中確實有不少揚李抑杜的內(nèi)容。對杜甫采取了不合實際的批評與譏諷，對李白也有曲為辯護之處。然而我們在細讀之下，就會發(fā)現(xiàn)，郭沫若在嚴厲批評杜甫時，其實是另有所為。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借解剖杜甫在解剖自己，進行嚴厲的自我貶抑。他對李白，主要也不在揚，而在對李白命運的解析，借以總結自己，直現(xiàn)肺肝。 ? 綜觀全書，郭沫若對李杜的評判，集中于兩個基本內(nèi)容： ? 一個是李白與杜甫都沒有認識到自身所處的位置，都把自己估計得過高，都有一種懷才不遇的怨恨和待價而沽的清高。這是他們悲劇命運的根本原因。 ? 書中這樣評論李白：“李白雖然號稱‘謫仙人’, 其實他的功名欲望是非常強烈的。他喜歡稱道的歷史人物，如傅說、呂尚、管仲，范蠡、樂毅、魯仲連、信陵君、張良、韓信、諸葛亮、謝安等，都是所謂‘定國安邦’的風云人物。他每每以他們自比?！彼死畎住洞鷫凵酱鹈仙俑莆臅? 其中有“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鏡、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宇大定，海內(nèi)靖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后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惫糁赋?， “這就是李白的一整套人生觀，基本上是儒家與道家思想的混合。不得志時拼命想做官，得志后便盡可能明哲保身，功成身退。”最后他不但未受重用，反而受株連而遭流放，終致窮愁而死。 ? 對杜甫的評論是：“杜甫是功名心很強的人，這三種門徑 (指應科舉、直接陳情、請權貴推薦——筆者) , 他都曾闖過，而且不止一次。”他兩次考試失敗，三次直接向皇帝陳情，多次懇求有權位者薦舉他又自視很高， “飲酣視八級，俗物多茫茫。”給他小官還不愿做，挑肥揀瘦?！八傁胍圾Q驚人，一舉而鵬程九萬里?！苯Y果，仍得不到重用，落得個漂泊以終。 ? 郭沫若認為，李白與杜甫都把自己估計得過高。其實，他們在封建統(tǒng)治者眼里， “實際上和樂師李龜年及梨園子弟，是同等的材料”。李白那些被稱為“清新”“俊逸”的作品，那些“嗤長卿，笑子云”的賦，其實不過是御用文士“對統(tǒng)治者歌功頌德”、“幫閑獻技而已?！倍鸥δ切┙?jīng)過“苦心慘淡”做出的五言百韻的排律詩， “大立言說，實際上和顧愷之的丹青、王簡棲的碑文，同一是人為的香煙、多余的花草?！惫舫镣吹貙懙溃骸皟汕Ф嗄昵皾h代的司馬遷曾經(jīng)說過：‘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yōu)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边@就是知識分子失敗的根源。 ? 在這里，郭沫若與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有著同樣的感受，這不能不是中國文人的一大悲哀。而我們的一些文化人，往往和李白杜甫一樣，自視很高，一旦啟用，便志得意滿，趾高氣揚；一被冷落或拋棄，就怨天尤人，痛不欲生。關鍵是他們沒有認清自己所處的位置。自認為國之棟梁，其實只是會演戲的梨園子弟，聽任驅使，也聽任戲弄。正像《紅樓夢》中曹雪匠給晴雯的評語：“心比天高，身為下賤?！?/div> ? 郭沫若在寫這一段時，他當時考慮的不僅是李白與杜甫，顯然也包括了自己，甚至包括整個知識界。 ? 另一個基本內(nèi)容是李白與杜甫都是忠君主義者，又都是神佛崇拜者。從忠君說，杜甫是‘每飯不忘君’;李白是“日憶明光宮”。他們都“始終眷念著朝廷?！比欢?他們也都未得到朝廷的重用。兩位盛世詩雄，結果得到同一個可悲下場。郭沫若指出：“李白和杜甫一樣，在封建制度鼎盛時代，都緊緊為封建意識所束縛。他們的功名心都很強，都想得到比較高的地位，以施展經(jīng)綸，但都沒有可能如意。” ? 李白和杜甫都是極端迷信的人，郭沫若指出， “杜甫是禪宗的信徒，李白卻是道教的方士?！崩畎纂m然最后“覺悟了”, “云游雨散從此辭”, 但他的生命也到了盡頭。而杜甫的迷信卻“老而愈篤，一直到他的辭世之年”。 ? 寫到這里，不由我不想起， 1977年12月，在郭沫若辭世的前半年，他為關良的《魯智深》畫，題過一首詩： ? 神佛都是假，誰能相信它 ? 打破山門后，提杖走天涯。 ? 見佛我就打，見神我就罵。 ? 罵倒十萬八千神和佛， ? 打成一片稀泥巴?！?/div> ? 看來，郭沫若和李白一樣，對于迷信，也是最后“覺悟了”, 但他的生命也同樣走到了盡頭！ ? 四現(xiàn)在我們先檢查一下郭沫若對杜甫的嚴厲批判。 ? 郭沫若寫道，杜甫“他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統(tǒng)治階級的立場，而為地主階級、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他對盜賊恨之入骨， “恨不得把他們痛洗干凈”。他向統(tǒng)治者建議，對于“蒼生” (老百性) 要臥薪嘗膽地嚴加警惕，要能防患于未然，在“眉睫之間”去識別亂黨?！斑@就是杜甫的階級感情，多么森嚴而峻烈呵！”一個忠于朝廷的形象突現(xiàn)了出來。郭老引用杜甫的“蒼生可察眉”這一特務手段，不禁令人想起“文革”中的顏色罪和思想罪。 ? 對“三吏”、“三別”, 郭沫若批評杜甫同情勞動人民疾苦，卻不敢揭露這痛苦的根源；批評小吏，而稱頌大官。這是一種“廉價的同情”, 也是“小罵大幫忙”。這表面他在苛求杜甫，而實際是在自責。傅抱石被抄家，他只能指示秘書對傅家從物質上盡量幫助，沒有錢，可以將他的書畫賣掉 (郭老也太天真了，那種年頭，他的書畫又能到何去賣？又有誰敢買？) 。老舍、翦伯贊的自盡，吳晗的死，田漢的亡， ……郭沫若也只能采取“廉價的同情”而已。 ? 然而，他在談到杜甫的《垂老別》時，卻一改批判的筆觸，寫道：“一對老夫妻的惜別，寫得相當細膩，兩位老人互憐互慰，終于硬著心腸離別了，然而五腑六臟是摧毀了的。子孫都陣亡盡了，老翁怕已年過七十，依然被拉去當兵。自知只有一死，丟下老妻也只有一死。這就是不久前的‘盛唐’景象！”聯(lián)想當時郭沫若的處境，兩個兒子死了，年過七十的他還要拉去作擺設，做花瓶，還不知哪一天就要被拉出去批斗?！白灾挥幸凰?，丟下老妻也只有一死”。這種惶惶不可終日的心態(tài)，不是借杜甫先生的《垂老別》表達出來了嗎？ ? 在批評杜甫的功名欲望時，郭沫若說：“要之，杜甫的功名心很強，連虛榮心都發(fā)展到了可笑的程度。他不愿意做小官 (“大詩人不耐煩做刀筆小吏”) , 但在實際上他也缺少辦事務的才干?！?杜甫畢竟只是詩人，而不是政治家”。杜甫終于認識了自己““自己在埋怨，為什么這樣‘愚’, 公然以稷契自比！到頭來一無所成，想到螻蛄和螞蟻都還有它們的巢穴，自己為什么總希望學鯨魚，要在大海深處游泳？他分明是在責備自己所好太高而所騖太遠了?！甭?lián)系郭沫若早年志向和晚年處境，這種自責之情自現(xiàn)。 ? 在說到杜甫是那樣的眷念朝廷時，郭沫若說， “北方的朝廷”卻“把他忘了，沒有召他回去或給予出路?！薄耙驗椤ⅰ柽h了他，又因為病，所以他……竟說出這樣等于絕望的話：‘此身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jù)要路思捐軀’。……倔強的杜甫說出了這樣的話，悲涼的心境是可以猜想的。”郭沫若的心境，在寫這些話時，似乎也是可以猜想的。 ? 在談到杜甫的宗教迷信時，郭沫若說：“看來杜甫到晚年也好像徹底大悟了，所以他要‘勇猛為心極，清贏任體孱’?！薄爱斎?，杜甫在實際上并沒有做到，末尾兩句正是對自己的批評?！痼骺展窝郏?鏡象未離銓’, 就是說自己雖然知道，并沒有做到；眼睛雖然用‘金篦’刮過，仍然還有內(nèi)障……這自我批評倒是滿老實的。他苦心慘淡地做五言百韻的排律詩，大立言說，實際上和顧愷之的丹青，王簡棲的碑文，同一是人為的香煙，多余的花草?！卑變?nèi)障沒有刮除，還去“大立言說”, 又有什么用呢？從這里我們又可以判定：《李白與杜甫》, 不是郭沫若為了“大立言說”的學術著作！ ? 在談到杜甫和李白一樣嗜酒終身時，郭老并未貶低杜甫，相反，他認為在飲酒中才真正體現(xiàn)了杜甫真實的一面，并不如人們認為的杜甫總是道貌岸然，他也和李白一樣“痛飲狂歌”、“飛揚跋扈”, 在喝醉時才是他清醒的時候。 ? 縱飲久拼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 (《曲江對酒》) ? 郭沫若說，杜甫表面說“為了要‘縱酒’, 便不惜拋開職務——‘懶朝’”。其實， “虛應故事，上朝應卯，有什么用？別人看不起，只有那么回事。和世道合不來，倒是千真萬確的。”郭沫若在寫到這里時，對杜甫是懷著深深的同情的。他認為，杜甫的痛飲，正是意在酒外，是借酒澆他的心中塊壘。 ? 郭沫若說，有一首詩活畫出了一個真正的杜甫。那就是杜甫在夔州時，有一次赴宴墜馬受傷，朋友們攜酒來慰問，共同豪飲。杜甫做了一首紀實詩，題為《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中有： ? 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 ? 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淥?！?/div> ? 何必走馬來為問！君不見嵇康養(yǎng)生被殺戮！ ? 郭評曰：“好不痛快！又有酒，又有肉，酒壇酒罐，肉盤肉串，堆積得如山如巒。還有琵琶和羌笛的合奏，大叫大喊，干杯干杯！太陽西斜了，哪用管它！詩人完全忘記了自己受了傷”?！安灰芪遥÷漶R受傷有什么要緊呢？不用談它，嵇康做過一篇《養(yǎng)生論》, 會講究衛(wèi)生吧，然而殺了頭！你難道不知道？”這不是在寫杜甫的嗜酒，而是在稱贊杜甫的達觀。郭沫若是在有感而發(fā)。 ? 對杜甫的死因，書中作了考證，富有學術性，也分析得合情合理。他對杜甫的總結，沒有寫在杜甫死時的結尾處，而是寫在《杜甫與蘇渙》的關系以后。郭沫若寫道：“封建社會在蘇渙死了以后還持續(xù)了一千多年，不敢彈打毒蜂窠的人，如不是自己成為毒蜂，便只好茍且偷安或潦倒至死。杜甫便是這潦倒至死的一類的典型，盡管他‘每飯不忘君’。盡管他反對盜賊——反對造反，但他的一生依然是一個悲劇?！惫蠈α直?、“四人幫”集團這樣的毒蜂，早已經(jīng)看出來了，然而他沒有勇氣用彈弓去打它，又不愿自己成為毒蜂，只好茍且偷安，盡管他也“每飯不忘君”, 也反對造反，又能如何？他感到有一個如杜甫一樣的潦倒至死的命運在等待著他。 ? 不難看出，郭沫若對杜甫的批判，與其說是為了抑杜，倒不如說他在嚴厲地清算自己更為確切。郭沫若出生在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他有過好高騖遠匡扶社稷的大志，有過痛飲狂歌、飛揚跋扈的時候，而且終生好酒，他也眷念朝廷， “每飯不忘君”, 看來也難逃悲劇的命運。我認為，這即是郭沫若還杜甫本來面目的寓意所在。 ? 五郭沫若對李白的評論，充滿了感情，寄托了更多的內(nèi)涵。 ? 在對李白出生和家室考證的第一、二章中，我們不應該忽視以下幾段話： ? 李白的父親李克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夠攜帶著那么多的人作長途羈旅。他入蜀以后，把李白養(yǎng)成了一個漫游成癖，揮霍任性，游手好閑，重義好施的人，也足以證明他是一個商人地主。但李克也有一定的文化修養(yǎng)，據(jù)李白自己的回憶：‘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 私心慕之?！驗檫@樣，他也使李白從小便受到充分的教育，發(fā)展了他的天分。 ? (正由于有這樣的家庭) , 便賦予李白以雙重的性格。一方面他想提高自己的門第以獲得一定的權勢， ……另一方面卻又使他能保持著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層的民眾接近，有時仿佛還能浮云富貴而糞土王侯。又庸俗而又灑脫，這就是李白之所以為李白。 ? 李白的性格對于所接觸的事物都相當認真。他讀書認真，鐵杵磨針的故事可證。作文認真，他對少年時所作的《大鵬賦》, ‘悔其少作， ……中年棄之’可證。交朋友認真，《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所述葬友人吳指南事可證。學道認真，他竟成了真正的道士可證。 ? 從這些介紹和評述中，我們便會發(fā)現(xiàn)和李白相似的另一個人——郭沫若。 ? 接著，郭沫若不評論李白詩歌的階級性，不評論李白的地主生活，不評論他的嗜酒，而寫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兩次大失敗，對李白的人生道路進行了解剖。突出了一個詩人在仕途上被政治打得落花流水，最終窮愁而死。嚴厲的解析，沉痛的嘆息，深切的同情，令人驚心動魄。 ? 郭沫若在寫到李白被征召入京，唐玄宗親授他翰林供奉時，李白便洋洋自得，屢屢在詩文中夸述，并諷刺那些趨炎附勢者：“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郭沫若批評道：“一面在高度譏刺別人趨炎赴勢，而卻忘記了自己在高度地趨炎赴勢。以翰林供奉的身分待詔了一年多，以為可以大用，但結果依然落了一場空。”郭沫若繼續(xù)寫道：“在冷衙門里做著閑，候補著官職，和同事們有些合不來?！呀?jīng)生出了天空海闊的想法，想去游山玩水，當隱君子了。李白這個人看來畢竟是天真，他輕率地說出了自己的心事，而且還要呈獻給同人。于是，他的愿望很快就得到滿足，沒有等到他‘功成’, 便讓他去當嚴子陵或者謝康樂去了。他的被‘賜金還山’, 實際上就是被下令逐客。” ? 我認為，郭沫若在寫這一段話時，應該是寄托有他自己當時的處境與滄桑之感在內(nèi)，才會寫得尤如“身臨其境”。類式的“寄托”, 似還可從他分析李白遭“讒逐”事上看到。 ? 關于李白入幕永王李磷軍府而“罪”至流放問題，郭沫若指出，由于唐玄宗的兩個兒子李亨和李磷，為了爭奪天下，置安史之亂于不顧，相互火亻并，連帶李白遭殃。李白“是被挾在兩種私心之間遭受到災難，他對于李磷的忘公誼而急私忿固然早就失望，而對于肅宗李亨的先安內(nèi)而后攘外也是十分痛心”。他引了李白當時寫的一首《箜篌引》:“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一斗粟”, 是指漢時民間的《尺布之謠》, 其詞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這是諷刺漢文帝劉恒，為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逼死他弟弟劉長的事。郭沫若在引用李白這首詩和民謠時， “文革”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劉少奇被開除出黨，繼而被迫害致死；抓叛徒、內(nèi)奸之風盛行。聯(lián)想及此，不由人不佩服郭老的遠見卓識，真可謂膽大包天。郭老很氣憤地批評李磷：“他卻急于首先揭開了內(nèi)戰(zhàn)的幕，使好端端的一個局面，被他自己的獨斷專行葬送了。”而李亨對李磷卻是“假仁假義”?！凹葟U之而又悼之”, “既罪之而又不宣其罪”?！耙廊辉跔栍菸以p、我詐爾虞”。而李白被挾在這樣的私心之間，兔死狗烹就不能幸免了?！八m然沒被殺，但尋陽的監(jiān)獄在等待著他，夜郎的流竄在等待著他，迅速的衰老和難治的疾病在等待著他”。郭的百結愁腸和弦外之音不是清晰可見可聞嗎？ ? 談到李白神仙迷信時，郭老說這“害了他一生”, 他“是深深陷沒在道教的泥沼里，直至他的暮年”。后來， “李白是覺悟了，要和一切迷信幼想脫離了”?！啊朴斡晟拇宿o’, 最后告別了，這不僅是對吳筠的訣別，而且是對于神仙迷信的訣別。想到李白就在這同一年的冬天與世長辭了，更可以說對于爾虞我詐、勾心斗角的整個市儈社會的訣別”。李白是“如今了然識所在”了，郭老也“如今了然識所在”了。 ? 但是，郭老又說，李白的覺悟不可能那么徹底， “他還有不少的牽掛，而且也無心斬斷那些牽掛。‘向暮春風楊柳絲’, 就是那些千絲萬縷的牽掛的‘絲’了”。“天色‘向暮’了，他在向吳筠訣別；生命也‘向暮’了，他在向塵世訣別”。哀音如訴，我仿佛看到和聽到那個白發(fā)老人，在對著西下的夕陽長嘆！ ? 若問：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意欲何為？ ? 答曰：意不在對李杜優(yōu)劣的評判，也不在去翻無關緊要的歷史陳案，也不在表示鳳凰更生，更不是投人所好 (相反卻有不少微詞) 。而借助于李白與杜甫的人生旅程、人格缺陷和仕途坎坷，向人們提出一個嚴峻的問題：作為一代詩雄，在盛唐時代，為什么會出現(xiàn)如此不幸的結局？——李白窮愁而死，杜甫抑郁以終。郭沫若以其聰明睿智和心靈感悟，對歷史世界和現(xiàn)實世界做了雙重的解析，從而給李杜，也同時給自己，做出了人生評估，或稱之為終級關懷。郭沫若對李杜悲劇的認知是：兩個始終忠于朝廷、才華橫溢、志向高遠、急于用世的詩人，由于他們所處的“倡優(yōu)”和“幫閑”地位，縱有驚天之才，還是成為政治的犧牲品。 ? 郭沫若所用的手法，以揚李抑杜為名，以階級分析為幌子，對杜甫進行嚴厲審判，對李白以批判寓同情，正所謂“亂花漸欲迷人眼”, 似是而非，云遮霧障，撲朔迷離，寫下了一部傷心史！流下了一把辛酸淚！ ? 參考文獻 [1]王錦厚.郭沫若學術論辯[M].成都：成都出版社， 1990. ? [2] [3]黃侯興.郭沫若晚年軼事[J].中華兒女， 1991, (1) . ? [4][6][9]王朝柱，郭漢英.郭沫若晚年二三事[A].公正評價郭沫若[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9. ? [5] 黃侯興.青春型的詩人郭沫若[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6.266. ? [7] 黃侯興.青春型的詩人郭沫若[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4.271. ? [8] 文教資料簡報[Z].南京：總88. ? [10]郭沫若紀游詩選注[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3. ? [11] 劉納.重讀《李白與杜甫》[A].公正評價郭沫若[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9
隨便看	《與宗定九》 - 〔清〕孔尚任《與山巨源絕交書》《與山巨源絕交書》《與山巨源絕交書》《與庾安西箋》 - 〔東晉〕王胡之《與張肖甫大司馬》 - 〔明〕屠隆《與彥正判官》《與徐念儒》《與徐穆公》 - 〔明〕唐時《與微之書》《與情親書》 - 〔唐〕駱賓王《與故人》 - 〔清〕毛奇齡《與施從事書》《與施從事書》 - 〔南朝》梁〕吳均《與曹公論盛孝章書》《與朝哥令吳質書》《與朝歌令吳質書》曹丕《與朱元思書》《與朱元思書》《與朱元思書》《與李公擇》 - 〔北宋〕蘇軾《與李賀共飲）（[臺灣]洛夫）《與杜小舫》《與楊德祖書》《與楊德祖書》 ? ? ? ? ? ? ? ? ? ? 荷馬荷（蓮）荸荸薺荸薺（馬蹄）荹荺荻荻葆賢荼 2024貴州師范學院(預科班)錄取分數(shù)線：貴州最低437分河南642分能上什么大學？附2025年可以報考的大學名單 2024首都經(jīng)濟貿(mào)易大學(國家專項計劃)錄取分數(shù)線：貴州最低516分 2024華北電力大學(國家專項計劃)錄取分數(shù)線：貴州最低584分 2024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國家專項計劃)錄取分數(shù)線：貴州最低447分河南641分能上什么大學？附2025年可以報考的大學名單 2024天津工業(yè)大學(國家專項計劃)錄取分數(shù)線：貴州最低484分 2024東北石油大學(國家專項計劃)錄取分數(shù)線：貴州最低510分 2024天津理工大學(國家專項計劃)錄取分數(shù)線：貴州最低541分河南640分能上什么大學？附2025年可以報考的大學名單卿寺卿月卿老卿雲(yún) 厀廠厄厄會厄會厄窮

成人午夜视频一区二区无码,无码加勒比一区二区三区四区,亚洲无线中文字幕乱码,国产精品人妻系列21p

如今了然識所在——再論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