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幫的崛起，是寧波、上海等城市開埠的產(chǎn)物。寧波人外出經(jīng)商，歷史悠久。在外地以“會館”形式結(jié)成商人團體，始于晚明。鴉片戰(zhàn)爭前，寧波商人在漢口、常熟、上海等地有些“會館”、“公所”,但發(fā)展不大，在全國的影響不太大。沿海中外貿(mào)易興起后，尤其是五口通商后，寧波人的經(jīng)商才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寧波商幫作為近代商人集團，正式崛起。
寧波、上海同為第一批通商口岸城市，論根基，寧波比上海厚。但因?qū)幉x出口商品的產(chǎn)地遠，很快便被上海壓下去了。當時，大宗的出口商品是絲、棉、茶、瓷，這些商品集中在太湖流域。上海距太湖流域近。故湖州等地人習慣將商品通過上海出口外國，運到外地。于是，外地、外國客商紛紛云集上海，上海成了最大的國際港口城市。貨物集散中心的形成，帶動了其他行業(yè)。上海的向心力越來越強。寧波人為謀生計，多涌到上海發(fā)展，特別是靠上海方向的沿海居民。這些居民，多是海禁時從舟山群島遷來的。他們生活在荒灘上，十分艱巨。他們多是島民，擅長航海。上海一開埠，猶如今天的深圳、海南開放，這些沿海的寧波人便紛紛通過航行到上海去賺錢。他們到上海后，或經(jīng)商，或做學徒，或?qū)W手藝，或在船上打工，寧波人稱“撐外輪”。隨著寧波人在上海的立足，“挈子攜妻游申者”越來越多。據(jù)近人董啟俊估計，清末，上海居民中的寧波人達四十萬人。上海和寧波的關(guān)系相當密切。寧波人習俗，子弟成年，便托人送到上海謀生，故有“第二故鄉(xiāng)”之稱。此外，天津、漢口、蘇州、北京等地，也有寧波幫商人在活動。北京的銀號業(yè)、成衣業(yè)、藥材業(yè)，是清一色的浙東商人。天津的浙江會館，多為寧波人，會務領(lǐng)導權(quán)始終為寧波幫所掌握。嚴信孚，葉澄衷、嚴蕉銘、王銘槐、葉星海等寧波幫頭面人物，都活躍在天津商界。
民國時期，寧波商幫臻于鼎盛階段。連孫中山先生也對寧波商人備加贊賞。他說：“寧波人素以善于經(jīng)商聞，且具有堅強之魄力”,“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yè)，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能力與影響之大，因可首屈一指者也?！?《孫中山先生在寧波各界歡迎會上之演說詞》,《民國日報》1916年8月25日)這時，寧波幫中新一代商業(yè)資本家已經(jīng)長成。他們生長在通商口岸，從小受西方資本主義經(jīng)營思想的熏陶，不少人出身于洋行買辦或充當過買辦，對新事物極為敏感，具有西方經(jīng)商手腕。寧波幫、上海幫成了全國最大的商幫。其時，寧波商幫、漢口、天津等大商埠勢力特盛。上海總商會是一個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貿(mào)易和影響全國商業(yè)的商人團體，一直由寧波幫控制。漢口商界巨子也有不少是寧波商人。寧波幫在天津商界勢力也很強。
本世紀中葉，寧波幫紛紛向海外發(fā)展。80年代以來，海外“寧波幫”響應政府的號召，紛紛到寧波捐資辦學校、醫(yī)院，修路，還投資寧波，確為寧波的建設出了不少的力。
在全國眾多的商幫中，寧波幫崛起時間最晚，影響最大，主要得力于近代中外貿(mào)易。由于寧波商有財力雄厚的錢莊、銀行撐腰，寧波人頭腦又活絡，精明能干，遂借中外貿(mào)易，后來居上。又因他們和外國商人打交道，從中學到了不少近代經(jīng)商理論，受西方啟發(fā)，紛紛投資實業(yè)，寧波商人實力越來越強。寧波人重鄉(xiāng)誼，同鄉(xiāng)觀念深，寧波商幫的群體力量遂稱雄上海灘、天津衛(wè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