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易督問題發(fā)生后，不僅加強了直系和奉系及西南的同盟關系，開始實現(xiàn)李純在1920年初提出的“借張胡(指張作霖)傾安?！?“直系與西南提攜，協(xié)謀倒段”的策略主張^[1],而且為了利用徐世昌、靳云鵬在中央的地位來抵制安福系，他們把這種同盟關系正式擴大到徐、靳，形成直奉、西南及徐、靳反安福系的“三角同盟”。針對當時安福系發(fā)動的倒閣運動，八省同盟作出了擁護靳內(nèi)閣、解散安福系的決定。圍繞靳閣去留問題，展開了反對安福系的激烈斗爭，加速了直皖兩派的決裂。
靳云鵬(1877—1951),字翼青，山東鄒縣人，北洋武備學堂畢業(yè)(學堂監(jiān)督為段祺瑞),后任清軍十九鎮(zhèn)總參議，駐守云南。1911年蔡鍔在云南發(fā)動起義，靳在昆明五華山戰(zhàn)敗，化裝逃走。到北方后，由段祺瑞引薦，袁世凱任命他為北洋軍第五師師長，署理山東都督。袁死后，復受段祺瑞重用，1918年任參戰(zhàn)督辦公署參謀長。他忠實執(zhí)行段的武力統(tǒng)一政策，被段倚為左右手，與徐樹錚、曲同豐、傅良佐同稱為段手下的“四大金剛”。即在此時，徐樹錚因與靳爭權爭寵而矛盾日趨尖銳。徐處處攬權，又年壯氣盛，仗勢凌人，往往故意使靳難堪，靳曾多次負氣請假，表示消極對抗。徐是段的嫡系門生，政治關系比較簡單，唯一的靠山是段，加上他會玩弄手腕，善于出謀劃策，而深得段的寵信，人稱為段的“小扇子軍師”。靳與段雖然也很接近，且有師生關系，但他和馮國璋是同學同事，同曹錕是把兄弟，又與張作霖是兒女親家，往來都較密切。因此，段對他不能毫無戒心，對徐的信任就逐漸超過他。靳因之對徐銜恨在心，兩人關系更加惡化。
1919年6月13日錢能訓內(nèi)閣總理辭職后，由龔心湛兼代。9月5日，龔又為安福系所迫去職。龔辭職時，徐世昌的夾袋中原有一個周樹模作內(nèi)閣總理的繼任人選，但親日的安福系認為周是英美派人物，反對他組閣。于是由徐世昌提議并征得段祺瑞的同意，由靳云鵬(時任陸軍總長)兼代國務總理。靳云鵬組閣時，曹錕、張作霖為了能在中央多找到一個共同對付安福系的同盟者，都對他表示支持。9月22日，曹錕、張作霖聯(lián)名致電徐世昌，略謂：“國政端在內(nèi)閣負責，龔代閣久萌退志，繼任之人，甚難其選，暫行代理?，F(xiàn)聞有靳云鵬總長兼代之說，大總統(tǒng)潛移默化，想已得選。靳總長心地光明，操行穩(wěn)健，以靳代龔，眾望允孚。如龔代總理必欲退職，即請以靳總長組閣?！?sup>[2]連一向同北京政府作對的吳佩孚，也表示贊同靳出任內(nèi)閣總理。徐樹錚曾推出皖系安徽督軍倪嗣沖等通電反對靳云鵬組閣，但阻撓無效。11月5日，靳云鵬被正式任命為國務總理，旋即為參眾兩院通過。
靳云鵬上臺后，想擺脫段祺瑞的控制而獨樹一幟，使自己成為各派的中心，以左右政局。他力主與南方議和，反對對南用兵，表示“中央主張所在，惟以和平統(tǒng)一為歸”^[3]。這一點與直系的主張完全一致。安福系拉他入伙，使其為該黨的政治目的效力，他拒絕參加，說：“余系軍人，萬不能公然加入政黨。”^[4]關于閣員人選，安福系為了便于操縱內(nèi)閣，提出以己派人物吳炳湘、李思浩、姚震、朱深、曾毓雋分任內(nèi)務、財政、司法、交通各部總長及國務院秘書長，靳云鵬起初表示接受。及至國會通過靳組閣案時，靳改提田文烈為內(nèi)務總長，周自齊為財政總長，張志潭為農(nóng)商總長，夏壽康為教育總長。靳以為周自齊為舊交通系梁士詒的人(舊交通系1918年底即已與安福系處于對立),由周長財政，可得舊交通系經(jīng)濟上的援助，為中央墊撥軍政各項費用。張志潭本任陸軍次長，為靳的忠實助手，平日也與徐樹錚不睦，靳畀以農(nóng)商總長，是想利用歐美資本發(fā)展國家財源，擺脫金融上的困境，同時拉他以與安福系相抗衡。夏壽康為湖北人，與黎元洪為舊識，關系較深。靳擬請黎出任調(diào)停南北和議，由夏任教育總長，便是為了聯(lián)合黎元洪。
靳閣人選提出以后，11月7日和9日，曹錕、張作霖先后致電靳云鵬表示贊同。張在電文中說，“我公出膺艱巨，定能利國福民。承示各部總長，賢才碩彥，獨出冠時，為國得人，共圖匡濟，逖聽之下，極表贊同。”^[5]安福系則感到上了靳云鵬的當，認為“此項組閣與本系勢力之消長至有關系，不可忽視”^[6],因而拚力反對。尤其是財政總長一席，提出非己派之李思浩擔任不可，因為安福系每月十四萬元黨費要由財政部支付，他們視財政部為命根子，決不肯輕易讓給他人。11月16日，傅良佐去公府見徐世昌征求意見，徐不肯遷就安福系，表示不愿更動財長^[7]。靳云鵬引曹錕、張作霖為助，也表示寧可不干，決不更動^[8]。安福系無可奈何，不得不稍事收斂。但19日徐樹錚從庫倫(徐于10月下旬去庫倫)打來一電，內(nèi)有“若有人主張危及國會，某將聲罪致討”的話^[9]。在京的安福系分子得到徐的指示，態(tài)度復轉(zhuǎn)為強硬，有人主張?zhí)岢鲋茏札R借款賣國案，以窘政府^[10]。曾毓雋則多次游說段祺瑞，請他出面迫靳改變主張。11月22日，段召靳入見說：“財長一席，安福方面絕對不贊同周自齊，為之奈何。余意此時不妨依彼等之請，改提李思浩試辦財政，如果實在不能支持下去，再換周自齊，亦不為晚?！?sup>[11]
靳云鵬雖然想擺脫段祺瑞的羈絆，但畢竟不敢公然違抗恩師的旨意，不得不屈服。于是，財政總長改提李思浩(后以周自齊任幣制局總裁)。對此，安福系自然喜形于色。11月25日，曾毓雋給上海王揖唐的電報說：“閣員已定贊侯(李思浩，字贊侯)長財，吾黨完全勝利，未始非合肥主持之力，本星期內(nèi)可以完全通過兩院，知念特聞?！?sup>[12]11月28日和12月3日，眾議院和參議院先后開會通過各部總長同意案，靳云鵬提出的教育總長夏壽康、農(nóng)商總長張志潭又被否決。靳與安福系斗爭的第一個回合失敗了，預示著靳內(nèi)閣的前途不妙。當時有輿論指出說：“李思浩一上臺，靳閣的命運決定了，靳得一內(nèi)閣，不能損安福部的毫末，安福部得一財政總長，卻是窘靳而有余?！?sup>[13]
12月3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靳內(nèi)閣閣員：外交總長陸徵祥(陳箓暫代),內(nèi)務田文烈，財政李思浩，陸軍靳云鵬兼，海軍薩鎮(zhèn)冰，司法朱深，交通曾毓雋，農(nóng)商田文烈兼，教育總長仍由次長傅岳棻代理。安福系對農(nóng)教兩部派員兼代大不滿意，連日開會，企圖壓迫靳云鵬將兩部人選更換，以己派之人充任，同時要幾個部的次長。其中李思浩提出與他共事多年關系比較密切的財政部秘書錢錦蓀為次長，靳云鵬沒有答應。12月初，靳未經(jīng)李思浩的副署，下令委自己的同鄉(xiāng)和好友潘復(馨航)為財政次長，作為自己在財部的耳目，以便對李思浩起一些監(jiān)視作用。李即憤而辭職，表示抗議，安福系予以全力支持，堅持不令潘復到任，并暗中策劃倒閣運動。對此，靳云鵬大發(fā)牢騷說：“以正式總理不能用一次長，處處受某派牽制，此等總理，有何趣味?！?sup>[14]由于安福系的逼迫，靳又不得不退讓，潘復請假告退，由錢錦蓀任次長，靳與安福系第二個回合的較量又失敗了。以后，靳閣便因安福系處處牽制要挾，“一步不能發(fā)展，一人不能任用，一事不能順手辦理”^[15]。
1920年初，河南易督問題發(fā)生，靳云鵬對安福系所提撤換趙倜代之以吳光新的計劃，采取消極抵制態(tài)度，未予支持。加上當時日本向中國提出就山東問題進行直接交涉，安福系為了想獲得日本借款，暗中與日本勾結，陰謀出賣主權，滿足日本的要求。靳云鵬在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強烈反對下(八省同盟督軍和吳佩孚也通電反對與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表示不同意直接交涉，聲稱：“中國既在和議席上拒絕簽字，早知日本方面必有此舉。惟既拒簽于前，在理勢二方面說，均無今日反接受直接談判之理?！?sup>[16]他還向山東代表說：“余宗祖墳墓均在山東，余之愛山東，決不后于國人?？傊綎|一案，本人在閣一日，必不至草草從事，余對此案，已抱定‘尊重民意，保持主權’八字?！?sup>[17]因此，安福系決定發(fā)動倒閣運動。
1月間，由于安福系的刁難和作對，即有靳閣不穩(wěn)之說。2月26日，因徐世昌不同意在罷免趙倜、任命吳光新為河南督軍的命令上簽字，安福系把罪過歸咨于靳云鵬的暗中作梗，乘機向段褀瑞進讒說：“靳對公之至戚尚懷排斥，何能保其不叛公而去?！?sup>[18]因此，當晚靳云鵬去見段祺瑞時，段斥責靳說：“你如此無用，如何能配做總理?！?sup>[19]27日，靳即向徐世昌請假，并于29日以“病迫才拙”為辭提出辭呈。徐世昌對靳辭職表示殷切挽留，當即派秘書吳笈孫將原呈退回。吳向靳轉(zhuǎn)達徐的話說，“同是為國家做事，不必過于堅持”。靳說：“總統(tǒng)好意，固極感激，但某方面有意為難，如不改就妥洽，實難再任國事?！?sup>[20]徐還派人請段祺瑞出面挽勸，段也表示希望靳勿辭職。靳在徐勸挽之下，便打消辭意，于3月3日銷假視事。但安福系把靳云鵬看成是直系在中央政府的代言人，必欲倒之而后快，于是便以“和議無期，而國會開會后諸端待理”^[21]為表面理由，電促上海王揖唐“即日回京”,實際上是要他來主持倒閣運動。
3月4日，靳云鵬一早到院，整理積壓案件，預備提交國務會議。開會時，安福系閣員李思浩、曾毓雋、朱深等臨時逃席，出席者僅田文烈、薩鎮(zhèn)冰及傅岳棻三人。靳多次用電話催促，并派田文烈赴各處勸說，均無效果，直至下午2時，仍只三人，致國務會議終于未能開成。對此，靳云鵬很氣憤。徐世昌也認為安福系這樣做“殊欠堂皇”^[22],表示不滿。在徐看來，維持靳內(nèi)閣，可以收到府院一致之效，在對付安福系專橫方面，靳云鵬可以是自己的一大幫手。因此，3月4日，徐世昌派吳笈孫向安福系斡旋疏通，提出：“時局孔艱，內(nèi)閣不宜搖動，務須相與維持，免釀政潮?！?sup>[23]安福系便提出三條要求：一、更易河南督軍；二、山東問題必須按該黨方針辦理；三、委派該黨之人充任外交(總長陸徵祥因外交問題棘手于2月初提出辭職)、農(nóng)商、教育三部總長；如不滿足這些要求，就決不與靳并立。對于這些條件，徐世昌自然不會同意。靳云鵬以閣員中安福系已有李思浩、曾毓雋、朱深三人，如果外交、教育、農(nóng)商三總長再為其把持，將來閣務更難辦理，也表示決不答應，誓將以去就相爭^[24]。其他兩項，也因八省同盟督軍和全國人民反對，靳表示不能同意。
為了倒閣，3月9日李思浩、曾毓雋、朱深三人向徐世昌提出辭職，不出席閣議，聲稱：“靳總理為人過于執(zhí)拗，共事實難，不如另找合手替代”^[25],想以此相要挾，迫靳下臺。11日，安福系開會決定對外交、農(nóng)商、教育三部提人問題堅不退讓。安福系之所以如此，不僅是想進一步操縱閣務，其目的還在于：外交部一得手，即可實行其對日直接交涉；掌握了農(nóng)商、教育兩部，便能聯(lián)絡各省總商會、勸學所，可為下次選舉提供方便條件，且便于取締學潮。徐一面對曾毓雋等辭職表示慰留，將辭呈退還，一面勸他們體諒靳的苦衷，勿以意氣用事^[26];而對于安福系提出的要求，則置之不理。靳云鵬由于內(nèi)有徐世昌支持，外得曹錕、張作霖等的援助，對于安福系的倒閣，也采取了比較強硬的態(tài)度，表示“閣員如必辭職，則先以各該部次長暫代部務，再作計議”^[27];并說：“他們?nèi)缤腋刹粊?，只有任憑他去他的，我干我的，我不肯自己塌臺，難道說他能把我拆臺么？”^[28]曾、李、朱看到硬干不行，同時又擔心徐世昌另委代理人員，失去了自己固有的職位，于是采取暗中拆臺的辦法，在靳閣施政方面設置種種障礙。
在這次倒閣運動中，出面站在前臺活動的，是李思浩、曾毓雋、朱深三人，而在背后興風作浪的則是徐樹錚。安福系每次陰謀策劃會議，均由徐樹錚暗中主持。看風使舵的李、曾、朱等人，惟徐馬首是瞻。3月28日，由于徐、靳間的斗爭激烈，段避居團河，閉門謝客，表示“不管閑事”。就在此時，徐樹錚捏造了一封北洋系同人聯(lián)合署名致靳云鵬的書信，對靳進行恫嚇，信中說：“自公蒞席總揆以來，吾黨謂公必有一番振作，以為北洋系光榮。乃近來舉止顛倒，長外藩囂張之氣，生宵小覬覦之心，中央威信，喪失殆盡。以合肥提攜，我公方有今日，而我公反令合肥出走，公清夜自思，何以對合肥？何以對吾黨？仆等亦無他言，請公作良心上之裁判。”^[29]此信辭鋒所指，咄咄逼人，不啻一紙逼靳下臺的通牒。31日，靳得此信后，即刻驅(qū)車前往公府謁見徐世昌，將書信呈徐閱覽，并提出辭職。徐閱畢后將書信交還靳，說：“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理他作什么？……倘若足下干不了，難道我又干得了嗎？總而言之一句話，足下是不能走的。如萬一他們逼迫，我們倆可以同時辭職?！?sup>[30]經(jīng)徐世昌慰留，靳又打消辭意。
如前所述，靳云鵬組閣，是得到曹錕、張作霖贊助的。靳上臺后，沒有按照安福系的旨意行事，在內(nèi)政、外交上采取比較獨立的立場，而且與直系的主張比較一致，因此直系和奉系對靳閣給予全力支持，堅決反對安福系掀起的倒閣運動。靳云鵬和徐樹錚安福系之間的斗爭，一變而為直皖之間的斗爭，并使這一斗爭進一步尖銳化。
靳云鵬提出辭職后，2月28日，曹錕致電勸他“勉力為國，萬勿遽萌退志”,并通電各省擁護靳內(nèi)閣^[31]。直系長江三督李純、王占元、陳光遠和河南督軍趙倜也都要求維持靳內(nèi)閣。3月1日，張作霖致靳的電文中說得很懇切：“吾弟綜握政衡，全國視線所集，豈宜于一發(fā)千鈞之際遽萌退志，牽動根本。……務祈以國家為重，早日銷假視事，藉副全體上下一致期望之殷，大局前途，實利賴之?！?sup>[32]3月15日，張作霖還致書段祺瑞，責備段縱容安福系干涉政權，植黨營私，希望他以后“勿納宵小之言為盛德之累”^[33]。所謂“宵小”,就是指的徐樹錚。
八省同盟的建立和做出擁護靳內(nèi)閣、解散安福系的決議，加強了反皖力量的結合，不僅使徐世昌反對安福系倒閣采取了比較堅定的態(tài)度，而且使段祺瑞不得不對安福系有所約束，對靳云鵬表示支持。4月1日，當靳云鵬持上述徐樹錚捏造的北洋系同人的信件去見段祺瑞，訴說自己難以維持閣務時，段對他說：“你做總理以來，輿論很好，東海(徐世昌)和各省督軍對你都很融洽，此是難得之事，何故必要辭職?！?sup>[34]他還表示自己并不與聞徐樹錚等的主張，要靳不必多心。
4月間，閣潮一度平息，北京政局表面上顯得比較平靜穩(wěn)定。但安福系倒閣計謀并未放棄，活動并沒有中止。5月初，靳云鵬為財政、外交所迫，再次提出辭職，決心不再干下去。
原來自李思浩、曾毓雋、朱深取消辭職，出席閣議后，安福系改變策略，決定以不籌款困靳。5月份北京政府所需政費六百余萬元無著，財政部所存現(xiàn)洋僅十五萬元，各方請款之電報如雪片飛來，還有的派專人到財政部坐索。財政部長李思浩一概不管，要求索款者徑直向靳索取，并請靳自行籌款，這實際上是變相的趕他下臺。靳因此如坐針氈，有說不出的苦痛。4月26日，日本政府又送來關于山東問題直接交涉的第二次通牒，催促中國政府迅速答復，措詞強硬，語帶恐嚇。靳云鵬受全國輿論的影響，主張以明令通電全國不直接交涉，安福系不贊成。靳主張答復日本通牒須直截了當?shù)貙懨鞑恢苯咏簧?，不留絲毫余地，而安福系則要求含糊其詞，留有直接交涉之余地。外交次長陳箓(自2月份陸徵祥辭職后，即望坐升總長，傾向安福系，得到日本的支持)所起草給日本的回文，措詞含混，與靳意有很大出入。靳云鵬和徐世昌閱后發(fā)還外交部，令陳箓大加修改。陳箓大為不滿，5月6日閣議即借病不出席，由外交部參事劉崇杰代述修改稿，仍與靳的主張有距離。而李思浩、曾毓雋、朱深為維持黨議，留有機會與日本直接交涉，在會上支持外交部的意見，與靳展開爭論，并對靳旁敲側擊，致會議無結果而散。至此，靳云鵬再也不能忍受，當晚召國務院秘書郭則沄起草辭呈，8日正式送呈徐世昌。徐一再慰留無效，于5月14日簽發(fā)三道命令：一、靳云鵬準假十日；二、由薩鎮(zhèn)冰兼代國務總理；三、羅開榜代理陸軍部部務^[35]。由于靳云鵬堅辭而不肯銷假，以后徐又連續(xù)幾次給假。
是否讓靳云鵬辭職，靳下臺后由誰來繼任，是徐世昌所面臨的一個最棘手的問題，也是當時各派政治勢力尤其是直皖兩派共同關注的中心，斗爭的焦點。徐世昌是挽留靳的，但是他深知靳久為安福系所窘，表示體諒靳的苦衷，萬一不可留時，即屬意周樹模組閣。安福系開始也贊成周組閣，但提出外交、農(nóng)商、教育三部總長必須由己派的人擔任，還須奉行該派的方針大計，作為交換條件。其實，安福系并非真正擁戴周樹模，不過是想藉周以倒靳，靳閣倒后周閣亦不令產(chǎn)生，其時內(nèi)閣當然落在自己手里。徐世昌窺破了這一點，因此他只給靳云鵬一再批假而不準他辭職，也不急于提周，只有等周組閣能保證在國會通過后，才正式提周，并準靳辭職。周樹模是個老官僚，有比較豐富的政治經(jīng)驗，他知道安福系的陰謀權術，當然不會輕易上當，也不愿拜倒在安福系門下充當傀儡。有人問他關于組閣的事，他說：“吾若于安福系條件下組閣，是絕不可能之事也。況徐總統(tǒng)亦并無勸我組閣的話?！?sup>[36]他還向人表示：“為維持現(xiàn)狀計，不如留靳，為組織內(nèi)閣計，則不如擁段，故無硬拉余出山之必要?！?sup>[37]
安福系見此計不成，于是又表示反對周組閣，主張由薩鎮(zhèn)冰組織過渡內(nèi)閣。安福系像一股禍水，誰都怕同它沾邊，薩聞訊后聲稱：“如以組閣相強，即當襆被出京。”^[38]薩鎮(zhèn)冰深知徐樹錚、李思浩、曾毓雋等奸險刁惡，難與共事。當徐世昌開始要他代理總理時，他就聲明不能長期代理，并不負財政責任。靳云鵬續(xù)假十日快滿期時，徐鑒于一再代理，于名義上不甚相宜，提出以改代為署的辦法和薩商量，他堅決回絕，表示如果改署，就將一走了之^[39]。
5月下旬，吳佩孚從湖南撤兵，南軍步步緊跟，從張敬堯手中奪去了湖南大部分地方，安福系又幾次召開秘密會議，提出請段祺瑞上臺，組織“強有力之政府，以靖國內(nèi)戰(zhàn)爭”^[40]。段祺瑞未嘗不想重新粉墨登場，無奈這太不是時候了，由他出來取代靳云鵬，于己不利，也行不通，所以不愿冒此風險。
靳云鵬提出辭職時，曾派秘書到保定與曹錕聯(lián)系，并和張作霖的駐京代表打招呼，說明自己去志已決，要求他們切勿挽留^[41]。但曹錕、張作霖認為安福系逼靳下臺，是對自己和民意的挑戰(zhàn)，在這個問題上決不能示弱。自靳辭職后，曹、張和長江三督等各反皖督軍，掀起了擁護靳內(nèi)閣，反對安福系的高潮，在短短的二十天內(nèi)，便先后發(fā)表了數(shù)十份通電，并且開始行動起來。
5月9日，曹錕致電徐世昌，陳述靳閣不宜更動的三大理由：“(一)西南各省首領與靳之聯(lián)絡，頗有進步，倘內(nèi)閣突然改組，則前功盡棄；(二)和議正在進行之際，倘內(nèi)閣更動，未免受根本上之影響；(三)若因一黨之意見即更換閣揆，將來恐無人敢膺揆席。”^[42]同日，曹錕還致電靳云鵬，請靳“勿為浮言所動，俾保閣基”,表示如果安福系再行逼迫，他必有辦法對付^[43]。5月10日、11日，反皖各省督軍代表在天津開會，重申前此做出的擁護靳內(nèi)閣、解散安福系的決議，并提出各軍一律撤防，用某種方法掃除一切時局之障礙^[44]。后來又有人提議，這次留靳，“非文電所能為力，必由事實上著手”^[45]。張作霖一方面派其子持密函送呈段祺瑞，規(guī)勸他維持靳閣，“勿輕信僉壬，致失信于天下人”^[46],一方面電請徐世昌“對于中央閣潮，務速行決然手段辦理”,勿再“瞻徇情面，敷衍時局”^[47]。6月13日，吳佩孚在鄭州發(fā)表一個通電，譴責安福系“毒痡四海，腥聞于天”;說安福當?shù)?，國難難平，賣國黨不除，不能長治久安，提出“召集國民大會，以真正民意公決”時局問題，“庶可無偏無黨，永絕后患”^[48]。為了推倒安福系，吳佩孚準備實行兵諫，將部隊撤回河南后，布置在京漢鐵路沿線上待命。張作霖也準備調(diào)遣奉軍第二十七師第五十三旅入關，6月10日駐獨流鎮(zhèn)的奉軍四營經(jīng)過天津開往廊坊。6月15日，吳佩孚偕所部第二、三混成旅旅長閻相文、蕭耀南及曹锳到保定，參加曹錕的軍事會議，張作霖、李純也派代表前往參加。16日，曹錕電請辭去川粵湘贛四省經(jīng)略使。17日，徐樹錚從庫倫返回北京應付時局(徐于4月9日離京赴庫)。直皖之間準備訴諸武力了。
贊成維護靳內(nèi)閣的，除八省同盟外，還有綏遠、察哈爾、熱河、新疆等省的軍民長官，留靳聲浪占了壓倒優(yōu)勢，但安福系仍堅持倒閣。靳云鵬怕卷入兩派的漩渦中，堅不肯復任，從5月初到6月中旬一個多月時間內(nèi)，連續(xù)四上辭呈。被擬定為組閣的那些人，也都知難而退，北京政局陷入嚴重的內(nèi)閣危機之中。直皖兩派劍拔弩張，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平日篤信黃老之學，主張清靜無為的徐世昌，也感到左右為難，惶惶然不可終日了。為了想找到一條擺脫時局危機、避免戰(zhàn)爭的途徑，他電召張作霖、曹錕、李純來京一起會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