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 《袁世凱》。黃小配著，二十二回。宣統(tǒng)元年 (1909)香港實報館排印本，標(biāo)“新小說”,首作者之兄黃伯耀序。

《宦海升沉錄》一名《袁世凱》,可以看作是袁世凱的列傳。但此書寫于1909年，敘事的下限為袁世凱受鐵良排陷去職，終老園林，誓不復(fù)出； 黃小配本人于1912年死于陳炯明之手，更未能看到袁世凱的 “大團圓”,因而他在瞬息萬變的歷史大動蕩的關(guān)頭所作的觀察和思考，必然會有偏頗和混亂的一面。同時，作者對于袁氏的家世也缺乏更多的了解，許多敘述與史實不合，也不可能大段鋪敘他發(fā)跡前的遺聞軼事； 袁世凱在小說中，一開始就是以政界人物的身份登場的。
從總體上講，《宦海升沉錄》企圖通過袁世凱一身之升沉，以反觀風(fēng)潮之變幻，“于描寫人情世故之外，隱寓國勢盛衰之感情”?！痘潞３薄贩怖性疲?“書中有三大事，應(yīng)詳而從略者，如中東之戰(zhàn)役、白蓮教之排外及狗黨之播弄改革，皆不過略記其大概以為引子。因此三大事已各有專書，且是書主腦不在夫此，故從略焉?！庇腥さ氖牵痘潞３薄窂穆缘娜笫?，在《宦海升沉錄》 中都有較詳?shù)拿鑼?，因為它們都與小說的 “主腦”有密切的關(guān)系。在小說中，袁世凱被寫成一個敢于正眼看世界大勢的人物，他反對守舊派大臣盲目自大的排外傾向，當(dāng)面駁斥 “不知外情天花龍鳳” 的大臣要“大起王師，伸張撻伐”、“要把利害給外人看”的大話道： “現(xiàn)在世界情勢，要把利害給外人看，總是不容易的?！?他堅決反對迷信法術(shù)要把外人殺個片甲不留的做法，說：“自古斷無崇尚邪術(shù)能治國家的。今團黨自稱能憑法術(shù)，使刀槍不能傷，槍炮不能損，只能瞞得三歲孩童，焉能欺得智者：且看他們借扶清滅洋之名，專一殘害外人，實在有違公法，破壞國際，又復(fù)大傷人道，將來各國必要興師問罪。試問己國能否對敵各國否呢？若不及早見機，必貽后來大禍。”但袁世凱又不是一個毫無作為的人。他身為駐韓代表，“自從日清兩國開了仗，已把日本軍情，凡自己探得的，已統(tǒng)通電知李相”,所以李鴻章在反省甲午戰(zhàn)爭的責(zé)任時道： “自年前軍興以來，沒一個不誤事的，惟那姓袁的報告軍情，沒一點差錯?！痹诟訃冎?，作為山東巡撫的袁世凱將省內(nèi)團黨，殺個不留。及端王矯詔與各國宣戰(zhàn)，袁世凱默念此事關(guān)系安危，遂分電各省督撫，“力言各國不易抵御，外人不宜殘殺”,促成東南督撫同盟，與各領(lǐng)事訂約，聲明東南各省照公法盡力保護洋人，各國亦不得攻擊東南各省，以致日后太后想起 “若當(dāng)時政府里頭聽袁世凱之言，斷不致有今日之禍”。
不過，《宦海升沉錄》敘寫的重點不是外務(wù)，而是內(nèi)治。既然已經(jīng)清醒地認識到世界的大勢，認識到單憑肆應(yīng)于列強之間的外交活動，已難于挽回已頹之國勢，那么，希望就在于謀求自身的改革。按說，三大事中的戊戌變法，理應(yīng)受到充分的重視。但是，由于個人的與黨派的偏見，黃小配對于康有為的變法采取了全盤否定乃至丑化的態(tài)度。他將變法的動機說成是“欲升官而未得志”的人以圖升遷的手段，又貶低康有為之上書，“統(tǒng)不過是說筑鐵路、開礦產(chǎn)、設(shè)郵政、廢科舉、興學(xué)堂、裁冗員這些話頭，本是平常之極。”這顯然不是歷史主義的態(tài)度。在否定了 “狗黨”之播弄改革以后，小說又以正筆寫袁世凱之力行新政，不過沒有將事情的原委交代清楚，它沒有提到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決行新政的諭旨，更沒有意識到這時候的新政，實際上就是戊戌變法的翻版。只是在敘及清俄聯(lián)盟時提到，俄人 “又說這會欲助中國自強，又說要扶中國什么維新，種種甘言，弄得北京政府里頭，神魂顛倒”,談的就是這件事。又第十七回寫慶王召見袁世凱，道： “明天在政務(wù)處會議新政，因日前足下在任上奏陳組織立憲應(yīng)辦事件，力主先建內(nèi)閣，明天會議，就為此事”,則新政已將立憲提到日程上來了。小說寫袁世凱之辦理新政，“不特安逸之所不敢圖，即毀譽亦不敢計”,如在政務(wù)會議上，倡言“方今朝廷有鑒于世界大勢，茍非立憲，不足以息內(nèi)亂而圖自強”,主張 “欲行立憲，先建內(nèi)閣為本，然后分建上下議院，君主端拱于上，即不勞而治”。袁世凱的主張，受到了滿清特權(quán)集團的強烈反對，醇王詰問道：“我國開基二百余年，許多宗室人員，承繼先勛，得個襲蔭，未必便無人才，斷不把政體放在你手里，你休要妄想！”袁世凱道：“政黨既立，自然因才而選，斷不能因親而用。若云立憲，又欲使宗室人員盤踞權(quán)要，不特與朝旨滿漢平等之說不符，且既云立憲，亦無此理?！贝纪跖溃?“什么政黨？你也要做黨人？我偏不愿聞那個黨字。你說沒有此理，我偏說有的，看我這話驗不驗。你不過要奪我的宗室政權(quán)罷了，我偏不著你的道兒！”立欲拔槍攀擊。政治體制的改革就這樣同個人的特權(quán)發(fā)生了沖突。并與民族矛盾糾纏到了一起。小說最后通過袁世凱的被斥，大嘆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從而歸結(jié)到： “方今種族昌明，民情可見矣。藉非國民主動，必不足以實行立憲； 茍欲得將來之建設(shè)，舍現(xiàn)在之破壞，無他道焉。”《宦海潮》、《宦海升沉錄》就這樣從外交內(nèi)治兩個方面，寫了兩個對世界大勢有較清醒認識的人物被頑固腐敗的滿清特權(quán)集團所屈殺、所驅(qū)逐的命運，來證明現(xiàn)實政治已不可為，唯有排滿革命，才是真正的出路。作為一個革命派小說家，黃小配以這種眼光來作清議之 《春秋》,編個人之 《綱鑒》,無疑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
但是，透過小說的表象去考察一下背后的嚴峻事實，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用于袁世凱的筆法不少是取舍抑揚失當(dāng)?shù)?，甚至是是非倒置的。對于甲午?zhàn)爭的失敗，袁世凱是要負相當(dāng)責(zé)任的。作為駐韓代表，袁世凱事先對于日本的陰謀毫無覺察，光緒二十年 (1894) 五月初一日，日本署使杉村往晤袁世凱，袁竟謂“杉與凱舊好，察其語意，重在商民，似無他意?！倍逄旌笕哲娂撮_赴朝鮮，袁世凱之麻痹輕敵，貽誤了戰(zhàn)機。及形勢惡化，袁世凱大懼，于六月初三日電李鴻章，言日決無和意，“凱在此無辦法，徒困辱，擬赴津面稟詳情，估籌和戰(zhàn)”,最后竟以重病為名，在大戰(zhàn)暴發(fā)前倉皇逃跑回國，而小說卻說袁世凱在日清開戰(zhàn)后，把日本軍情統(tǒng)通電知李相，只是被張佩綸私自涂改電文，方誤大事，此純屬無中生有，為袁開脫。又如戊戌變政，明明是譚嗣同只身往說袁世凱勤王，并將皇帝的密詔付袁，“以文忠 (指榮祿) 大逆不道，令赴津傳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補授，并帶兵入京，圍頤和園”,袁世凱出首，政變作，維新運動失敗。而小說卻道是康無謂(有為)頻頻催促袁世凱發(fā)兵圍頤和園，拿密詔給袁看，只露出上半截“善保朕躬” 四字，袁世凱識破康之褐心，方才發(fā)告榮祿，這更是為袁洗刷告密之名。再如康子國變中，袁世凱不贊成盲目排外，表現(xiàn)了一定的政治遠見，但他于拳民殘酷鎮(zhèn)壓，“屠民”之惡名，“流傳幾遍中外”,而小說卻以贊揚的口氣說：“可嘆朝臣容左道，全憑疆吏剿邪魔”。再如小說寫袁世凱于光緒歿后，奉太后之旨，扶立溥儀入嗣有功，而事實是太后臨危，召張之洞夜半定策，“之洞于監(jiān)國密商處置世凱事，累日不決”,卒罷袁氏。在許多細節(jié)上，小說也往往憑空杜撰，如“不學(xué)有術(shù)”的袁世凱，竟然在翁同龢面前自稱要撰一部《滿州史》,更是無稽之談。總之，《宦海升沉錄》所敘袁世凱歷史，虛多實少，已非信史。
如果說以上諸事尚與小說之“主腦”不相牴牾，那么，以下幾件以濃墨重彩敘寫的大事，就不能不說與小說的基本傾向大有關(guān)礙了：
第一，關(guān)于拒俄義勇隊派代表返國向袁世凱請愿事。馮自由 《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鈕永建名下云：“癸卯夏東渡，與葉瀾、秦毓鎏等發(fā)起拒俄義勇隊，被舉赴天津謁袁世凱請愿出兵拒俄，為袁拒絕?！毙≌f卻說袁世凱以學(xué)生代表“讀書外洋還不忘中國”,甚為欽敬，“不特不加罪他，還與他一力周旋，以殊禮相待”,再三聲明 “國家斷無聯(lián)俄之事”,懇切接受學(xué)生代表 “力圖自強，勿以與強國聯(lián)盟為可靠”的意見。小說表現(xiàn)了袁世凱對于后生青年的關(guān)心，勉勵他們“奮力前途，學(xué)業(yè)有成，好歸救國”,還虛心向代表詢問東洋軍政，領(lǐng)他們往看北洋新軍，致二位代表誠惶誠恐，感激不置。
第二，關(guān)于對待革命黨的態(tài)度。歷史上的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為防止青年學(xué)生昌言革命，‘惑亂人心’,他頒布了集會章程，規(guī)定學(xué)生集會超過十五人者，必須于三日前稟明地方官。定出賞格，嚴飭查拿革命黨人，獲得黨首一人者，賞給千金，并奏請獎勵； 獲得脅從一名者，賞給五百金。派人在總督門首隱匿之處秘密拍攝生人照片，以便稽查黨人。向慈禧密陳遏止 ‘亂萌’大計，請求嚴懲國事犯，派人游說華僑，使之內(nèi)向，限制學(xué)生出洋，申明國家主義，不受革命黨人影響。并將所獲黨人消息隨時密電外省市，通知緝拿?！毙≌f卻寫袁世凱擒獲前來暗殺的虛無黨人賈炳仁，獨自訊問： 賈炳仁直供不諱。袁世凱聽了，笑道：“你不知東京拒俄義勇隊舉代表來見我么？我那有主張聯(lián)俄這等下策！我初只道你是有點見地的人，不想道路傳言，就信以為真，致自輕生命，冒險來干這等事。”袁世凱感佩賈炳仁的志氣和膽量，不僅不發(fā)具嚴訊，株連同黨，反要將其悄悄省釋回去：

賈炳仁這時，覺袁世凱此話，真是開誠布公，料他真別有深意，這樣如何好負他？ 因此直說道：“我被拿時，本不望有再生之日，惟若得邀大人高量，俾得重生，這點私恩，卻不能不忘；惟我宗旨不能改變，只自悔學(xué)問未優(yōu)，作事不密，既已被捕，又靠省釋于人，此后惟有埋名隱姓，老守田園，不復(fù)問天下事罷了。若感私情而變初心，慕勢利而受驅(qū)策，是某所不能為也。” 袁世凱道： “古人說得好，道是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又道是士各有志，不能相強。足下此言，實如披肝瀝膽，令人敬佩。但是下言不愿受人驅(qū)策，難道本部堂除了足下，就沒人使住不成？ 總而言之，本部堂之意，務(wù)欲成全足下，萬勿以他意生疑才好。” 賈炳仁道： “大人之言，亦是實話。惟欲成全于我，敢問大人所以成全之道。莫不是聽某一言，有感于心，故改念為國民造福，以成某之志乎？ 抑以某此來，甘蹈白刃，為聶政荊卿之所為，今已被擒，故欲先殺我首，使吾如荊卿一般傳之后世，因此成名乎？ 若是不然，有何成全之法，務(wù)請大人明示。” 袁世凱笑道： “足下所言皆非也。本部堂所處地位，不能行足下之志，故目下與足下宗旨不同；若謂必殺足下，然后足下成名，又萬無此成全之法。昔張良矢志與韓報仇，終輕舉妄動，而無濟于事。本部堂雖不能比得秦皇，惟足下究與昔日張良相仿佛，故所謂成全足下者，亦如黃石公之成全張良而已。本部堂雖無張良之才，但足下既懷救國大志，惟以血氣用事，象東家郭解一流，究是沒用的，是以本部堂決意將足下省釋。此后望足下奮力于國家，仍須光明正大，若區(qū)區(qū)求刺刃于個人，事本無補，且足下縱輕一死，試問足下有若干頭顱，有若干性命，能死得若干次？ 若小用其才，自輕其命，此匹夫匹婦之氣，若有志國家者可不必為，足下以為然否？” 賈炳仁道： “大人既國士相許，那敢不勉？ 總而言之，大人行大人之志，某亦將有以慰大人成全之苦心也，余外倒不必多說?！痹绖P聽罷大喜。

小說還寫段芝貴以形跡可疑拘拿黨人張惠等二十人，袁世凱責(zé)備道：“人言不足成讞，若只從形跡上求他罪名，必至弄成冤獄，事關(guān)人命，你們總要謹慎些。若一心一意要當(dāng)他是革黨，然后用刑求他，實在大誤，你們慎勿存一點僥幸功勞的心。況使確是黨人，亦不必株連太過?！痹邳S小配筆下，袁世凱竟成了一個開明通達、寬容大度的人物。
總之，《宦海升沉錄》之寫袁世凱，不是提供更多的細節(jié)和遺聞軼事來補正史之不足，而是在眾多的歷史事實中，更為大膽甚至主觀地進行取舍抑揚乃至虛構(gòu)，來達到“言志”的目的。當(dāng)然，不應(yīng)該否認作者藝術(shù)虛構(gòu)的權(quán)利，但是，如果擺脫所謂“藝術(shù)真實”的拘縛，我們就可以感到一種可悲的危機的存在。小說在塑造一個同歷史真實完全相悖的深明大義、同情革命的袁世凱形象的同時，十分傳神地反映了革命黨人對于袁世凱的幻想。革黨張惠、褟重光見袁世凱“有偌大兵權(quán)，他的部下又最服他的，一旦號令起來，沒有不從的”,想向袁世凱運動，“欲行宋太祖黃袍加身的故事”; 歐洲的留學(xué)生索性致書袁世凱，以“位高招尤”相聳動，謂： “為足下計，與其跼蹐待罪，不如奮起求全，復(fù)故國之河山，造同胞之幸福，足下行之，直反手事耳。憶昔法倡革命，實啟民權(quán)；美苦煩苛，乃倡獨立，造世英雄，華拏未遠，某固不以庸庸厚福待足下，而以造世英雄待足下也。”盡管作者批評這種舉動之無謂，指出： “不知袁世凱固是無此思想，且他向做專制官吏，但是獨立得來，終不脫專制政治，于國民斷無幸福?！钡诟星樯?、在藝術(shù)形象的內(nèi)在魅力上，小說還是萬分傾心于袁氏，并為這一“造世英雄”的最終被斥而深深惋惜的。革命派以排滿而否定立憲，倡破壞而輕視建設(shè)，狹隘的民族情緒，模糊了革命黨人的視線，使他們對于漢族軍閥袁世凱抱有極為幼稚的幻想，由此看來，辛亥革命之后革命黨人輕易地把政權(quán)拱手讓給了袁世凱，確實可以在其自身找到內(nèi)因。蓋棺方能論定，在黃小配是不能看到袁世凱日后之倒行逆施的罪惡表演了，但通過小說所精確地刻畫出來的革命黨人的微妙心態(tài)，已經(jīng)預(yù)示了歷史的某種必然性，這也許是《宦海升沉錄》 的歷史價值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