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王羨活鼠，寧及尋常人？

得官何須喜，失職何須憂。

不可將財覓，不可智力求。

倘來可柜藏，任去不可留。

任來還任去，運命何須愁？

如果用一句佛經(jīng)上的話來概括這首詩的主題，那就是 “應(yīng)無所住而生其心”。

地位只是暫時寄旅在人身上的東西。死了的國王，對一個活的老鼠都心生羨慕，這哪里比得上一個普通人呢？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樂趣，他們是無須羨慕老鼠的啊。所以，得官時不必高興，失官了也不必憂愁。不能用財富、智力去謀求它，因為它只是意外的、偶然而來的東西。做官的時候就做官，失職的時候就做一個平常人。官來官去兩由之，我們又何必為它發(fā)愁？

這首詩的禪味很濃，其中又滲溢著莊子的氣息。莊子認為，懂得調(diào)養(yǎng)自己心性的人，什么哀樂也不能改變自己的心境，因為他知道須應(yīng)命運的安排，安之若命(《莊子·人間世》)，《莊子·繕性》篇說：“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倘來，寄者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古代人的得志，并不是高官厚祿，而是他感到得到了最大的快樂而已；現(xiàn)在的人的得志，只是高官厚祿。但這官祿并不是性命所固有的，外物偶然而來，只是寄托一時。寄托在身上的東西，來時難以抗拒，去時也無法挽留。所以不必為官位顯達而洋洋得意，也不必因窮困而趨炎附勢。道德高尚的人對待軒冕與窮約一樣樂觀，所以無憂無慮?，F(xiàn)在，如果這種寄托一時的外來之物一旦失去，就會不快樂。由此觀之，今天的人雖因得軒冕而樂，但其志已荒疏(“志軒冕者，志荒于外”《諸子集成·莊子集解》)，這就是為追求外物、患得患失而葬送了自己，由于受時俗的影響而喪失了本性，這就是所謂本末倒置呀！

讀了這段話，我們不難看出，王梵志這首詩簡直是莊子高論的韻語版！ 事實上，莊禪本來就是不分的。這一點近當(dāng)代的思想家們多已意識到了。鈴木大拙的 《禪學(xué)講座》 在談東西方思想的差異時舉出富有禪意的東方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莊子，這是意味深長的。徐復(fù)觀、李澤厚在其著作中也揭示了莊禪合一。禪家認為，名、地位、財富常會蒙蔽了里面的那個真實的“我”; 有了得失之心，就有了悲歡喜惡。而禪者應(yīng)該超越悲歡、喜惡、得失，隨緣即是福； 一切相對的好惡、有無、貧富等等，都是分別心。分別的心使外界的一切都變成了我們的桎梏。心中執(zhí)有分別心，便不能見到真實。所以，涉及到相對的見解，都應(yīng)該加以揚棄，片刻也不讓它停留心中。把這些對立的觀念全打消了，禪境與悟境才會出現(xiàn)?；勰苷f： “無者，離二相諸塵勞，……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 (《壇經(jīng)》)。得失、憂喜、尊卑、來去、窮通、貧富、有無等等，即是“二相”，計較 “二相”，必將障蔽本性，故稱這種煩惱妄見為 “塵勞”。塵指情塵、塵垢； 勞指勞累、煩擾。這也就是《金剛經(jīng)》的名句“應(yīng)無所住而生其心”之意：用不拘束的心，去做一切事情。高興時不為高興所拘束，悲哀時不為悲哀所局限，不染著于物，為物所奴役驅(qū)使，于是心便解脫了。相傳當(dāng)初慧能正是聽了 《金剛經(jīng)》里這句話才決定出家的。

王梵志這首詩弘揚的，就是這種禪的態(tài)度。只要消除了分別心，得亦非得，失亦非失，憂不是憂，喜不是喜。珍惜、體味每一個時刻，那么，你便生活在禪之中了。

在這首詩的底層，我們聽到了莊禪相視時那淵默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