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寵能與祝、文媲美，其獨樹一幟的小楷固然是身手不凡的一種本領(lǐng)，而獨標真諦的行草又是王寵的另一手高超書藝。
王寵的行草書也像他的小楷以皈依晉人為真諦，而且他像晉人那樣把行草書視為一種抒情寫性的最得心應(yīng)手的書體。王寵也有一顆不凝滯于物的自由心靈，他也欲追隨晉人，用行草書表現(xiàn)出這種蕭散超脫的神韻！文征明曾為王寵撰寫墓志，其中就稱頌他，“君高朗明潔，砥節(jié)而履方，一切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此可見其襟韻高潔，超脫世俗。王寵甚至厭棄喧囂的人世市井，因此遷居在石湖之畔上方山的郊區(qū)僻靜處，如文征明所寫：“性惡喧囂，不樂居廛井?！倍氖纤怪居衷疲骸捌渲局?，必有出于言語文字之上者?！蔽氖峡芍^深知王寵者，王寵的襟懷、志趣、心靈都在他的書法中、詩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露！
王寵的行草書師法“二王”,其中對大令尤多研習。邢侗云： “履吉書元自獻之出，疏拓秀媚，亭亭天拔，即祝之奇倔、文之和雅，尚難議雁行，矧余子乎？”侯一元也云： “先生本學大令，乃自成家，茲所以善也?！?《書林藻鑒》)追蹤二王之風軌，神韻超逸，以拙馭巧，可以說是王寵行草書藝術(shù)獨標的真諦。王世貞曾比較文征明和王寵說： “文以法勝，王以韻勝，不可以優(yōu)劣等也?！?《藝苑卮言》)這也從中道出了王寵行草的真諦。
當然，王寵又從后人對于“二王”筆法的繼承中去體味晉人的風神，因此他又取法智永、歐陽詢。他的草書還汲取了孫過庭的精華。然而愛古人、又不薄今人的王寵又從同時代的祝、文以及蔡羽等人那里汲取行、草書的營養(yǎng)。據(jù)載，嘉靖四年時，文嘉知道祝枝山的經(jīng)濟拮據(jù)，為救濟祝，他在書房準備了蠶絲高麗紙和上等的筆，特意請來祝枝山。果然祝見此紙筆頓時興會，揮寫了行草《古詩十九首卷》,文也就此付給一筆酬金。這是祝枝山人書俱老的佳作，不是出于應(yīng)酬，而是真正的興會淋漓，故遒勁精絕，深得文征明父子之寶愛。王寵曾借到這卷書法，也贊賞不已：“京兆書落筆輒好，《十九首》帖尤為精絕，翩翩然與大令抗衡矣?！蓖鯇櫾陬}跋中還說到自己“臨摹數(shù)過，留案上三閱月，幾欲奪之，以義自止”。而王寵后來創(chuàng)作的草書《古詩十九首卷》就可以看到與祝氏《古詩十九首卷》間的筆墨關(guān)系，他是受過祝的影響的。這一例子也可以說明，王寵以取法晉人為主，同時廣泛熔鑄，而且祝枝山對他的影響又特別深?！栋兹杆略姟肥峭鯇櫷砟瓴輹?。王世貞 《弇州山人稿》中記：王寵 “養(yǎng)疴白雀寺，訪故人王元肅虞山不值，作此歌。元肅拏舟追及之，因以兩丈許桑皮縱筆滿卷為贈，雖結(jié)體小疏而天骨爛然，姿態(tài)橫出，有威鳳千仞之勢”。而顧復鑒賞此卷時曾說：此卷書法“如懷素，穎圓鋒正。開卷時以其為枝山卷，末款識則雅宜也。得享長年，豈讓枝山獨擅名當世哉！ ”顧復開卷時認為枝山所作，也正說明王寵努力學習祝書的又一生動的例證。
然而王寵又加以一一熔鑄成本家面目。他的行草書的特點可以簡略地概括為幾點。一是下筆沉著，多力豐筋。王的行草線條都不是平臥在紙上的，而是含有筋骨，骨肉豐勻。他正鋒、側(cè)鋒并用，兼有挺拔與爛漫；雖然多采用含蓄的筆意，但往往表現(xiàn)得信手而出。二是結(jié)體中，王寵一如他的楷法疏拓、空朗，將筆畫多斷開，多浸入空白，讓筆畫間通過氣息的流通聯(lián)結(jié)在一起，讓字與字間通過氣息的融合而融成相聯(lián)的一片。三是從章法上說，他的行草常每字獨立，有時也兩字聯(lián)綿出之，但很少有更多的聯(lián)綿。行與行之間很少有左侵入右或右侵入左的跨越，行行相隔分明。因此王寵的行草疏朗而蕭散灑脫，含蓄而氣韻深遠，自然而隨心所欲。每觀其拙而思其大巧，每見其書而想其為人。顧復在《平生壯觀》中說： “先君述董文敏論書曰： ‘氣為最，勢次之，筆斯下矣’。余觀明世人書，皆以筆尖作楷，禿筆成行，亦得擅名于時。王履吉沉著雄偉，多力豐筋，得氣得勢，非公而誰？故明之中葉書家，祝、王并稱有以也！ ”顧復的話當不是虛美！王寵正是用這種審美理想結(jié)構(gòu)自己的行草藝術(shù)。若欣賞他的一些行草作品，可以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行草 《千字文卷》,高28厘米，長463. 6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刊于臺灣《故宮歷代法書全集》(四)。此幅作品，可見對“二王”書的精熟，并已達到逼近的地步。字字都是活潑自足，一個字就是洋溢著生命情趣的一個 “自我”,且個個獨立不羈。字與字之間雖形斷而氣脈貫通，在字與字的彼傾此仄、彼呼此應(yīng)，上啟下承、上映下襯中氣韻流蕩。這和王羲之《十七帖》極其接近。而用筆的圓轉(zhuǎn)妍潤，勁爽遒麗，也極類王大令。王寵確能深得“二王”之韻趣，晉人的那種蕭散的風度、高雅的神韻也似乎從王寵的這幅作品中展現(xiàn)出來，因此歷代對此卷評價都很高。詹景風跋語云： “明興，弘正而下，書法莫盛于吳。然求其能入晉人格轍，則王履吉一人已矣。是卷遒勁疏爽，翩翩幾為大令。而行草千字文又希有矣。”乾隆也頗喜此帖，稱贊王寵取法王羲之已極精熟，其跋語云：“明王寵行楷全法右軍，此卷尤極熟之候。晴窗載展，猶睹瓣香。予向愛臨閣帖，愧未津逮也?！边@些評價也可以讓我們進一步體會到王寵書入晉人格轍的境界。
王寵的 《古詩十九首卷》則不獨以 “二王”為規(guī)矩，另外融進章草的筆法。關(guān)于后一點，清趙爾萃在《古詩十九首卷》跋語中說： “雅宜山人草書古詩十九首，氣味涵永，筆力沉厚，頗得章草遺意，非僅僅規(guī)矩二王也?！秴侵型芟褓潯贩Q其晚年以拙取巧，信為知言?！币虼送鯇櫟男胁蒿@得高古。清青嶼周光跋此卷云： “今閱此卷，其法度高朗，韻致飛越，又出于尋常者，則其懷又如何哉？”確實，王的高朗明潔的胸懷與他的書法是很一致的。
若是把王寵的行草書大體分類的話，那么他的《千字文卷》、《古詩十九首卷》所表現(xiàn)的風格或許可以說是構(gòu)成王寵行草疏拓、圓渾的風格的一種類型。屬于這種類型的，還有 《雜詩卷》 (刊于臺灣 《故宮歷代法書全集》〔七〕)、《石湖八絕句卷》 (同刊于上書)、《李白古風詩卷》(刊于日本 《中國書道全集》〔七〕)、《題文征明參竹齋圖》(刊于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 〔二〕)、《宋之問詩》(刊于日本 《書道全集》〔十七〕) 等等。
王寵行草的另一種類型風格與疏拓、圓渾風格大異其趣，屬奔放縱逸，但是較為少見。王寵在正德十三年(1518),即二十五歲時曾創(chuàng)作的 《自書詩卷》,高23. 6厘米，長320. 6厘米，現(xiàn)藏上海博物館，香港書譜社有影印本。其前為行草書《送孫太初卜隱苕溪》等詩十二首，可以看到他用筆迅猛，多露鋒芒，字勢雄強，意志縱肆。后來他學“二王”更為深入，這種縱肆的書法不大多作，但偶也書之，如其書于嘉靖丁亥(1527)的《贈南巖顧君詩軸》即是典型。此幅書 “幽居北山北”,五律一首，為書贈南巖顧君，連款識共六行。(刊于《上海博物館藏明清法書選》)此中多見縱肆率意之筆，結(jié)字大小較懸殊，字勢往往取險勢，上下兩字常連綿而出，行氣多起伏，整幅中顯得跌宕變幻。如果說《自書詩卷》還是王寵早期所作的行草風貌，那么十年后作的這幅《贈南巖顧君詩軸》,則可看出其對于“二王”書法已很精熟。他再創(chuàng)作這種風貌的書法，已不是早年那種書風的回歸，而是他針對贈送人的性情而采用的一種藝術(shù)處理手法。王寵雖縱肆率意，但他的書法創(chuàng)作不再向前邁到狂飆雷電式的狂草書藝中去。王寵不作狂草，又作何解釋呢？或許是他過早地去世，尚未來得及去探幽；或許是一心以“二王”為本，而不作唐人興起的狂草；或許是一種蕭散的個性所致?？傊^少見其狂草之作。
另外，王寵行草書對晉人書法的追慕也表現(xiàn)在他的尺牘藝術(shù)中。晉人的尺牘，往往不過數(shù)行，也只寫些吊喪候病，敘睽離，通音訊，傳遞于家人朋友間。但在不經(jīng)意的隨手揮灑中，百態(tài)橫生，意趣無窮。后世人得之往往驚絕，視為奇玩，并想見和仰慕晉人的風神高致。王寵的尺牘也很得晉人之意趣，隨手揮寫，而逸筆余興，筆墨風情，燦然在目。比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刊于臺灣《故宮歷代法書全集》(二十二)的尺牘便可欣賞到王氏的這種藝術(shù)。《致石璧尊兄先生執(zhí)事尺牘》行草，凡七行共五十一字，淋漓揮灑，神氣完足，字多露鋒芒，鉤曲盤旋，多見兩字連綿出之，縱逸爛漫。而 《致休承先生尺牘》與前札不同，行筆工穩(wěn)，字取獨立，各自圓足，顯示出清逸灑脫的韻致。這兩幅尺牘行草書法很典型，后者頗近王寵的第一種行草風格，而前者《致石璧尊兄先生執(zhí)事尺牘》則又近王的另一種奔放縱逸的風格。王寵顯然是根據(jù)不同的對象，采用了不同的藝術(shù)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