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三章] 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十二章] 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五十三章]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余；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鑒賞〕　我們知道，從地理因素上來講，農業(yè)生產是中華文明產生之初的一個重要因素。具體而言，古代中國在北方、西方、東南方都有天然的屏障，同外界的聯(lián)系受到很大的限制，基本上處于一個半封閉的狀態(tài)，而中國本土又有著廣袤的平原和黃河、長江等諸多河流，這種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了我們祖先的生存主要以農業(yè)為主。而作為中國早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老子并沒有像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虛玄地談“道”，恰恰相反，老子極端地重視民生，強調農業(yè)生產的地位。對此，老子在《五十九章》中有非常清晰的闡明：“治人事天，莫若嗇?！痹谶@里，“嗇”即“穡”也，如《說文》就說：“田夫謂之嗇夫”;這句話突出反映了老子的重農思想，認為“治人事天”，沒有比農業(yè)生產更為重要的事了，并且這是“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五十九章》)。

正是因為認識到農業(yè)在民眾生活、社會政治中極端重要的地位，老子提出了“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三章》)，以及“圣人為腹不為目”(《十二章》)的政治主張；并且，老子還提出了與中國農業(yè)社會特點相吻合的“使民重死而不遠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八十章》)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與此相反的是，老子嚴厲控訴了“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五十三章》)，以及“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七十五章》)的暴政，譴責這種暴政對于農業(yè)生產、對于民生的破壞。

可以說，從老子開始，之后的先秦思想家不管在哲學的核心觀念上與老子有多么大的歧義，在重農這一點上，都是與老子的思想相吻合的。如孔子就指出禹、稷是“躬稼而有天下”的(《論語·憲問》);孟子接著說：“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滕文公上》)。孟子甚至還突出以農為本的仁政看法，說：“天下有善養(yǎng)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yǎng)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yǎng)其老”(《盡心上》)。對于這些，管子說得更明確：“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xiāng)重家”(《管子·治國》)，“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管子·治國》);管子還認為這“粟多”(糧足)不僅僅關系到國強民富，還關系到社會的道德禮儀，所以管子在《牧民》中說道：“倉廩實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也出于以農為本的觀點，荀子要求農夫眾庶要“掩地表畝，剌屮(草)殖谷，多糞肥田”，“使年谷復熟而陳積有余”以達到富國的目的(《管子·富國》)。而到了韓非子那里，則公開提出“富國以農”，說：“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韓非子·五蠹》)……諸子百家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說作為諸子百家中的農家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就概括說：“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播百谷，勸耕桑，以足衣食”，真正地是以民為本。

然而，就是這如此重要的“農”卻有著自身的特征。其特征是，如果說相對于“農”的“工”可以確定的話，相對于“工”的“農”卻具有不確定性。其他不說，就說表現(xiàn)在勞動產品上，工匠制器，只要單位時間確定制器數(shù)量(如一年生產10輛大車)，那么，在人力物力不變的情況下，相應增加的時間數(shù)量(如三年)，也就必然可測所生產的大車數(shù)量(10×3=30輛大車)。因為這工匠制器極少受天時地理之影響的。同樣，這工匠制器，如同制器數(shù)量可測一樣，這“器”的質量也是可測可控，能確定。

但是，農夫的勞動產品(農作物糧食的收獲數(shù)量)就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難以可測可控。這是因為傳統(tǒng)農業(yè)離不開“靠天吃飯”這一點。在天地自然面前，農夫之勤快、農藝之精到，顯得非常脆弱，難以“人定勝天”。如遇災害荒年(兇年)，你農夫就是再多的“勤快”和“善治”，也不起作用，顆粒無收(絕收)的事經常發(fā)生，否則就不會有“只管耕耘不問收獲”這句無奈話了。所以年成的好壞(兇與穰)，決定了這農作物糧食收獲的多少。由此反映在先秦諸子那里，就在其著作中提到諸如此類的話，如《論語·顏淵》說到“年饑”(年成不好，糧食歉收)，《孟子·梁惠王下》說到“兇年饑歲”(荒年，糧食絕收)和“樂歲”(年成好，糧食豐收)。同樣，《管子·國蓄》說到“中歲”(年成中等)。諸如此類的“樂歲”、“兇年”和“中歲”這樣的字眼出現(xiàn)，實際上是說明了作為農產品的糧食收獲多少，實在是無法一以貫之地常規(guī)預測，具有不確定性。

由于社會要存在，日益增長著的人口要糧吃，于是中國古人為了解決此問題，就想出“糴糶之法”——糧食歉收買進和糧食豐收賣出，以想使原本不可測、不確定、不可控的糧食產量變?yōu)榭蓽y、可控、確定的糧食產量，以解決日益增長著的人口吃糧問題。對此，《管子·國蓄》說：“故善(治)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比欢还苁恰坝杏唷辟u出還是“不足”買進，它背后反映的是農產品糧食在單位時間上的不可預測性、不確定性。

同時，與此數(shù)量不可測相聯(lián)系的是，農產品的質量也是不可預測的。

由于農夫在勞動產品上的質量和數(shù)量均難以預測、具有不確定性，所以管子會在《管子·治國》中這樣說：“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反之，因工匠的勞動產品之數(shù)量質量可控可測能確定，所以管子同樣在《管子·治國》中說到“巧者(制器)，一日作而五日食”。這即是說，制器工匠干一天足夠五天吃用，而農夫終年勞作有時還難以維持自己的生活；其背后起作用的是，農業(yè)產品糧食的不可控和不確定性。

諸如此類，使生活在其中，且又重農的老子又怎么會不感受到這不確定性的厚重呢？身受這不確定性的壓迫，老子于是借“道”來說事，吶喊著闡發(fā)著這不確定、不可識、不清楚的“道”之思想。因此，老子在《十五章》會說：道“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在《二十一章》會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在《十四章》會說：道“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正是因為由農業(yè)生產而產生的不確定之體驗，老子在首章即開門見山地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強調萬事萬物的周流轉化、變易不息；也正是由此“變易之道”的不確定性、模糊性出發(fā)，老子才進一步思入了宇宙萬物的最深處，試圖在這種不確定性中把握某種確定的東西，以昭示于世人，于是才有了《老子》“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傳世。

總而言之，與西方哲學極端重視抽象思維不同，中國哲人一開始就把哲思根基深深地扎在了社會生活的泥土中，即使被常人視為喜歡虛玄的老子其實也是如此，其“道”也是“不遠人”的，它與國計民生有著千絲萬縷的勾連，特別是與中國古代農業(yè)社會的特點密切相關。具體來說，如果說西方哲學的產生是由于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是由于好奇或驚異而開始哲學思考的；那么，中國哲學的產生則是源于哲人們對于民眾生活的悲憫之情，中國哲學從一開始就是“人學”。老子在其五千言的簡短篇幅中反復申言農業(yè)生產對于國計民生的重要性，并且又由農業(yè)生產之不確定性思及“道”之“變易”性、不確定性，從而繼續(xù)深思，希望尋找出一條“大道”以使人們在這種不確定性中把握確定性，盡可能地避免不確定的災難的發(fā)生，便是中國哲學關注于“人”的一個典型例證。正是由此，即使老子的“重農”思想在當今或許有些過時了，但他從農業(yè)生產中所悟出的“道”，以及他對于民生疾苦的悲憫之情，卻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