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統(tǒng)治時期，軍閥連年混戰(zhàn)，派系相爭，政務不修，財政困難，政府既無心亦無力處理各種既存社會問題，更遑論考慮社會發(fā)展之長遠規(guī)劃。第一次直奉戰(zhàn)后，直系醉心于“武力統(tǒng)一”與“最高問題”(即曹錕一心想當總統(tǒng)),北京政府內部尚且紛爭不斷，更無暇顧及社會問題，社會的不安與動蕩依舊。1920年—1921年，華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及西北的陜西連逢大旱，災區(qū)逾三百余縣，災民多達二千五百余萬人，死亡五十余萬人，可謂哀鴻遍野，亟待救濟。據(jù)估計，直隸成災有九十二縣，災民592萬，但賑災款項不過百萬(包括政府撥款與募捐);山東成災三十二縣，災民380萬，賑災款項只有區(qū)區(qū)20萬^[1]。“軍政各費，在平時已岌岌不繼，加以本年軍事餉需浩繁，搜羅幾盡。借貸俱窮，又復丁此奇荒，庫款收入，絕無希望，雖欲挪撥而無從。當告災之時，馳電各省，吁求賑濟。雖軍政紳商各界熱心善舉，分途勸募，匯款尚屬寥寥”^[2]。在此情形下，“赤貧者束手待斃，中戶人家爭鬻子女以求食。青春少婦，十齡幼娃，代價不及十元。甚至專為求食，甘心隨人作奴婢，而莫肯收留。每田一畝之價，不能易小米一斗。一家舉火，則數(shù)十家爭往劫餐，于是土匪竄來，非匪者亦變?yōu)榉恕ｐI莩滿地，無疫者亦染成疫”^[3]。
由于北京政府對社會問題的解決不力，使其統(tǒng)治時期的中國社會除了一般性的動蕩之外，更突出表現(xiàn)為兵變與匪禍之頻仍。北京政府統(tǒng)治時期，軍閥以養(yǎng)兵為頭等大事，所謂兵多勢眾，自然是以槍桿子治天下的軍閥所信奉之“真理”。其時中國并無征兵制度，士兵入伍或為強迫拉伕或為自愿投奔，但都需要發(fā)餉，所謂當兵吃糧，是為眾所公認。而軍閥養(yǎng)兵雖多，卻因財政困難而無力按時發(fā)放足額之軍餉，軍費支出遠遠超出財政能夠負擔的范圍，所以吳佩孚“最最注意者，則為將來之軍需問題”,“凡關于財政可以活動之機關，皆握住不松一步”^[4]。但即便如此，以當時“政府歲入，幾以四分之三充軍餉，而尤不能饜貪者之望”^[5]。據(jù)估計，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前后，僅直系軍隊就有二十三個師三十七個旅近40萬人^[6],而當時北京政府財政預算中所列的直軍經費每月為74萬元，直魯豫巡閱使署每月經費7萬元，兩者合計不過80萬元左右^[7],以80萬元的經費維持近40萬人的軍餉，顯然不敷應用，因此直系還要想其他的辦法開支軍費，如截留稅款，擅征稅收，扣留收入，硬性攤派，等等。直系如此，其他大小軍閥亦莫不如此。但在用盡了這些辦法仍然不能足額按時發(fā)放軍餉時，士兵的離隊逃跑以至嘩變兵變等現(xiàn)象也就屢見不鮮。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自1912年至1922年的十年中，全國一共發(fā)生兵變一百七十九起，其中以直系當政的1922年為最多，達到四十五起，地域則幾乎遍及全國各省^[8];而吳佩孚巡署所在的河南亦不能免，僅1922年7月中旬，“旬日中以兵變告者六次”^[9]。
兵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欠餉，因“欠餉過多，迭謀變亂”^[10]。當時即有論者指出：“國家兵費，支出雖多，地方捐稅雖重，而并未能悉用之于兵餉。大抵至少半數(shù)以上，皆散入各級軍官之私囊。是以國庫已竭，而兵餉仍虛，地方凋敝，而兵變不免?！?sup>[11] 這些兵變雖然因欠餉而對長官發(fā)出實際的抗議，有其理所必至之處，但究其過程與結果，總是以燒殺搶掠共始終，給民眾帶來了許多苦難，“使大多數(shù)人民蒙極重之犧牲”,也加劇了社會的動蕩不安。如1922年5月，因助奉反直的豫東鎮(zhèn)守使兼暫編第二師師長寶德全被馮玉祥在開封處死，其留守商丘之部五營于5月17日發(fā)動兵變，“肆行搶掠，城內商號無一幸免，并且到處放火，東西南北大街，所有市房，多成灰燼，直至十八日天明，始行捆載而逸。統(tǒng)計城內商民，除焚死數(shù)十人不計外，其損失財物，合洋為數(shù)實達一百一十余萬元”^[12]。8月2日九江兵變，“劫全埠商店居戶，……縱火焚燒西大街商店百余戶，全市精華殆盡，損失三百余萬，并傷店主及平民數(shù)十人，因傷重斃命者不下十余人”^[13]。不僅如此，因缺餉而離隊嘩變的士兵，因生活無著，許多又淪落為匪，他們與眾多流民相結合，使北京政府統(tǒng)治時期的“匪禍”尤為多發(fā)并具有破壞性。由兵變與“匪禍”而致之社會動蕩，常常因天災而加劇，又因政府人謀不臧而更趨惡化，不獨直系當政時期如此，即北京政府統(tǒng)治時期亦然。
北京政府統(tǒng)治時期的“匪禍”表現(xiàn)形式不一，人數(shù)眾多，全國各省，幾無省不“鬧匪”,“小股數(shù)十人”,“大股數(shù)千人”^[14],使當局極為頭疼。除了一般性“打家劫舍”的土匪之外，還有一些打出政治旗號的武裝集團，可以視為歷代農民起事的延續(xù)，如河南的李明盛“高揭自治軍總司令之旗”,賈青云“自稱靖國軍駐豫總司令”^[15];浙江的袁化南號為“民治軍”,等等^[16]。有些武裝集團與軍政界有某種關系，也是軍政界人物或軍閥派系爭斗時拉攏的對象，如湖北的周孟容自稱“援贛游擊隊”^[17]。還有些武裝集團與外國勢力有一定瓜葛，如有傳媒揭露青島有股匪所用槍械“由日人供給”,“掠奪之款，也分給日人”^[18]。而日本也特別注意扶植滿蒙地區(qū)的民間武裝力量。因此，對北京政府統(tǒng)治時期的“匪禍”不可一概而論，其形成原因是復雜的，表現(xiàn)形式是多樣的，但其中的大多數(shù)雖其情可憫，然畢竟不為正常社會接納；至于其中少數(shù)提出了一定政治目標的武裝集團，因為其目標的不確定性，更因為其沒有堅強的領導與嚴密的紀律，只能是曇花一現(xiàn)，以悲劇結局告終，不足為訓。
北京政府統(tǒng)治時期“匪禍”的又一“時代”特色是，不少土匪特別著意綁架外國人為人質，同時以傳媒為媒介，將事態(tài)公共化、擴大化，以利用當局在處理對外關系時的緊張心理，討價還價，獲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身份的合法化，其中又以“老洋人”起事和臨城劫車案為代表。
直系當政時期發(fā)生的“老洋人”起事，是北京政府統(tǒng)治時期發(fā)生的一次規(guī)模較大的農民起事。“老洋人”名張慶，又名張廷獻、張國信，河南臨汝縣人，1886年出生，曾經參加民國初年的白朗起事，后投河南督軍趙倜之弟趙杰所部宏威軍，任巡防隊長^[19]。第一次直奉戰(zhàn)后，趙倜、趙杰兄弟因助奉反直而被迫下臺，所部潰散后形成眾多武裝團伙，“人數(shù)超過原來匪數(shù)之大半”^[20],“老洋人”即為其中的一支。張原本在豫東發(fā)展，后由于官軍追剿，改奔豫西，聯(lián)絡其他部眾，聲勢迅即壯大，1922年6月底攻下魯山縣城，部屬發(fā)展到一萬余眾?！袄涎笕恕逼鹗卤緹o什么政治理念，而是抱著借此被“招安”而升官發(fā)財?shù)哪铑^，河南地方的軍事將領起初也愿意接納“老洋人”部以壯大自己的實力，但坐鎮(zhèn)洛陽的吳佩孚卻力主剿辦并督促進行，決定在全省分區(qū)清剿，限兩個月內肅清，并對外宣稱“河南匪患，不須旬日即可肅清?！薄袄涎笕恕笔?，與趙倜、趙杰舊部集合，改稱“河南自治軍”,“老洋人”自任總司令，打出了反直旗號，而其實際行事風格，仍不過是四處流動作戰(zhàn)以獲取資財^[21]。
“老洋人”部公開打出反直旗號，吳佩孚不能不下令派兵進剿，由豫西鎮(zhèn)守使丁香玲督率進行。“老洋人”部行動飄忽，避實就虛，先是在豫西伏牛山一帶與丁部周旋，然后乘隙突圍而出，乘丁部主力集中前線、后方空虛之際，于8月17日進占豫西鎮(zhèn)守使署所在地陜縣縣城，在大加搶掠之余，強行帶走隴海鐵路局外籍員工二人。次日，“老洋人”部又占靈寶縣城，聲勢大震，令吳佩孚大丟顏面^[22]。在吳佩孚加派兵力進剿后，“老洋人”部忽而西進豫陜交界處，忽而東返到其家鄉(xiāng)魯山、臨汝一帶活動。10月下旬，豫督馮玉祥派出大軍進剿，“老洋人”部為避其鋒，越過京漢鐵路東進，先后攻破新蔡、項城、沈丘等城，并繼續(xù)東進。11月1日攻破皖北重鎮(zhèn)阜陽，城中民眾死傷不少，財產損失巨大，精華被劫掠損毀凈盡。其后，“老洋人”部重返河南，在攻破息縣、遂平后，再度越過京漢鐵路，進入豫西。
“老洋人”部竄擾河南，在征戰(zhàn)過程中強行帶走外國傳教士多人(共有七名外國人為其扣押),其所經之處的外國傳教士聞之風聲鶴唳，紛紛逃往大城市躲避^[23],釀成涉外事件。逃亡外國傳教士集聚的漢口外國僑民舉行“萬國居民大會”,請求北京公使團采取切實步驟，保護僑民安全^[24]。11月16日，駐京英、美、法、意、瑞典公使聯(lián)合向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遞交照會，聲稱“此等情形，對于中國政府之榮譽，有非常之損害”。顧維鈞答稱，已發(fā)電敦促吳佩孚等將領盡快設法救出被擄之外人，并謂營救工作必先采用和平方法，以免危及被擄外人之生命^[25]。對于外國駐京公使團的態(tài)度，北京政府不能不予重視。其后吳佩孚任命靳云鶚為河南“剿匪”總司令，在駐馬店設總部，由豫、皖、鄂三省軍隊聯(lián)合會剿“老洋人”部。^[26] 但是，此時的“老洋人”部聲勢頗盛，官軍幾次進攻未收成效，又擔心大力進剿將危及外國人質的生命安全，遂與“老洋人”部接觸，開出“招安”價碼，以剿迫降；而“老洋人”亦希望經由“招安”而成官軍，升官發(fā)財，其方針是以擾求撫。經過一番討價還價的談判，雙方于1922年12月下旬達成協(xié)議，“老洋人”部釋放全部外國人質，所部被改編為三個支隊，分歸豫東和豫西鎮(zhèn)守使節(jié)制^[27]。
“老洋人”部雖被收編，但官軍對“老洋人”部并不信任，改編不過是權宜之計。1923年春，“老洋人”部東開受編，正值此時，山東發(fā)生臨城劫車案，北京政府在列強壓力下，決定大舉“剿匪”,“老洋人”部雖已受編，但也被暗中列為解決對象，“老洋人”風聞所及，不安于位。10月初，吳佩孚通過河南省當局令“老洋人”部入川作戰(zhàn)，圖謀借刀殺人?！袄涎笕恕笨姑蛔?，率部脫離駐地再叛，回到其發(fā)家地魯山地區(qū)。其后，河南督理張福來親臨許昌，指揮各部約5萬人，對“老洋人”部發(fā)起大規(guī)模進剿。“老洋人”率部轉戰(zhàn)于豫西、鄂北、陜南間，受到直軍四面圍困，層層截擊，難以立足，補給困難，部眾連年長途征戰(zhàn)，軍心渙散，怨言四起，“老洋人”眾叛親離，對部眾漸失控制。1924年1月上旬，當“老洋人”率部奔回豫西魯山行至郟縣時身亡，“老洋人”部最終潰散^[28]。
就在“老洋人”部剛剛受撫就編后不久，山東又發(fā)生了臨城劫車案，演成了直系當政時期也是北京政府統(tǒng)治時期最為轟動、影響最大的一起外國人質劫持案和涉外交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