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東泛指河北省東部平津一線東北地區(qū)，包括唐山、秦皇島等重要城市及二十二個縣城，面積近3.8萬平方公里，人口約四百余萬人。這一地區(qū)，在《塘沽協(xié)定》簽訂后，大部分被劃入了“停戰(zhàn)區(qū)域”,中國政府不能在此駐軍，而日本關東軍卻虎踞于前，華北駐屯軍又狼顧于后。因而，這一帶實際上已成為日軍的囊中之物。
1933年9月，國民政府批準將冀東二十二縣劃為灤榆和薊密兩區(qū)，在唐山和通縣分別設立兩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由陶尚銘和殷汝耕分任公署專員。陶上任后，不能與日方妥善“合作”,乃為日方所嫉忌和排斥，不得不于1935年7月27日辭職，改任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參議。殷汝耕(1889—1947)系浙江平陽人，早年留學日本，就讀于東京第七高中，曾加入中國同盟會，隨黃興參加辛亥革命?！岸胃锩笔『?，他再次赴日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jīng)濟科。畢業(yè)后，他娶了位日本妻子。然后返回國內(nèi)，先在北京政府中任職，從事中日問題研究。后在1926年參加北伐戰(zhàn)爭。次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他歷任駐日特派員、航空司司長、總司令部參議及上海市政府參事等職。蔣介石看中他精通日本情況，故多次起用他辦理對日交涉。而日本學者卻評論他是“自認為只有依賴日本才有安身之本，任何時候都是心甘情愿地投靠日本”的死心塌地的漢奸①。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他曾代表上海市長吳鐵城參與淞滬停戰(zhàn)談判。1933年，又參加了《塘沽協(xié)定》簽訂前的對日談判，為日方效盡了犬馬之勞，遂深得土肥原等日本軍政要員的青睞。殷汝耕在擔任專員時，竭力巴結日本侵略者，縱容日方以冀東為基地，進行大規(guī)模的武裝走私和販毒活動。
1935年8月4日下午，河北戰(zhàn)區(qū)保安隊第三總隊長劉佐周在灤縣車站迎接梅津美治郎司令官時，突然遇刺身亡， 日本守備隊長溫井險遭狙擊，日憲兵北村亦為流彈擊傷。 日方認為該案有政治陰謀，懷疑是前灤榆區(qū)行政督察專員陶尚銘所策劃。8月5日，華北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和關東軍駐榆關特務機關長儀我誠也，由天津趕到北平，分訪軍分會辦公廳主任鮑文樾和北平政整會代委員長王克敏，提請中方注意劉佐周案詳情，并表示抗議。當天下午3時許，酒井隆辭別鮑、王后，即返至北平日使館，以商談為名，電邀陶尚銘前來會晤。約3時半，陶趕到使館，雙方稍談數(shù)語，陶即被強行扣留于日使館武官室內(nèi)，竟長達兩周之久，直至8月18日方獲釋。這就是所謂的“灤東車站事件”。中日雙方就此事又展開了交涉，而殷汝耕本人這時已兼任了灤榆區(qū)行政專員。8月8日，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就劉佐周案，向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致歉，又電令殷汝耕火速緝兇法辦。事后至21日晚，刺劉案的兇手被擒，而案犯原系劉佐周舊屬救國軍連長李振華。據(jù)供，李犯系因被劉撤職，挾怨報復而行刺，完全證明日方所謂刺劉案系“排日思想”結果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但在處理刺劉案的過程中，殷汝耕積極配合日方的行動，事無巨細，處處稟承日方意旨，卻深深獲得了日本侵略者的歡心。
此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已是惡浪滾滾， 日甚一日。但日方支持的武宜亭香河叛亂，很快即被敉平，土肥原拉攏宋哲元宣布“自治”、搞“中央突破”的招術也遭到挫敗。一向親日、媚日的殷汝耕，窺伺風向，很快把日方策動的華北自治運動，看作其賣身投靠東洋主子，攫取高官厚祿的大好時機。為此，他曾親自潛往東北，晉見關東軍司令官，表示愿為“華北自治”效勞。正當土肥原迭遭挫折之際，殷汝耕的主動投懷，引起了關東軍和土肥原等人的極大興趣。于是，他們決定降格以求，先全力扶植殷汝耕在冀東建立傀儡政權，然后再利用宋哲元懼怕其權力、地盤遭蠶食的心理，誘逼宋哲元走上冀察平津“自治”之路。在土肥原看來，“如殷汝耕很積極的話，說不定宋哲元也會屈服”②。
1935年11月23日，殷汝耕與土肥原在天津進行密謀，二人可謂一拍即合。當土肥原將自己先行建立冀東“自治”政府的計劃出示給殷汝耕時，后者欣喜若狂，不僅完全同意，“而且表示了出乎意料的決心”③。當晚，殷汝耕在天津馬上召集停戰(zhàn)區(qū)各保安隊總隊長開會，決定在停戰(zhàn)區(qū)宣布實行“自治”。次日，殷汝耕匆匆返回通縣，宣布將灤榆、薊密兩區(qū)合并為灤薊區(qū)。當晚，他向閻錫山、宋哲元、韓復榘、商震、蕭振瀛、徐永昌、傅作義、秦德純、程克、沈鴻烈等華北要人發(fā)出通電，宣稱：“南京政府亦不顧宋、韓兩公向五全大會發(fā)出之要請施行憲政，仍欲在獨裁下，逞其亡國之陰謀，欲救人民于水火中，殆已絕望。于茲不肖汝耕順應大勢，基諸戰(zhàn)區(qū)四百萬民眾一致之要求，乃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通州發(fā)表樹立自治臨時政府宣言。為華北柱石、為民眾領袖之諸公，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宜定大計藉救國家之滅亡而負磐石之重任……”④同時又通電全國，發(fā)表反蔣“自治”宣言，指責國民政府施政八年，“其間多為專政黨利計，毫無善施，秕政百出，不符民意”,故自本日起，戰(zhàn)區(qū)“脫離中央，宣布自治，舉聯(lián)省之先聲，以謀東洋之和平”⑤。25日晨8時， 日本的傀儡政權機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在通州正式掛起了招牌，并發(fā)表通電，鼓動宋哲元等人群起效尤。這一傀儡政權由殷逆自任委員長，下設四廳三處二局，其教育廳長為劉碩援，建設廳長王廈材，財政廳長趙從懿(義),民政廳長張仁蠡；秘書處長池宗墨，外交處長霍實，保安處長張慶余；另有鐵路管理局和稅務管理局。該政權核心由9名委員組成，即殷汝耕、張慶余、張硯田、李海天、李允聲、王廈材、池宗墨、殷體新、趙雷等。⑥偽政權的組織大綱規(guī)定，其“外交軍事由委員長掌握”;委員會“一切行政，雖服從中國現(xiàn)行法令，應必要時則發(fā)布單獨法令”;委員會“管理一切之國家收入，即稅收、鐵道、礦山、郵務收入”,另設置特區(qū)各級法院和建設委員會。⑦其自治區(qū)域，包含冀東二十二縣及延慶、龍關、赤城三縣，即：通縣、三河、薊縣、密云、懷柔、遵化、玉田、平谷、順義、興隆、臨榆、遷安、灤縣、昌黎、撫寧、盧龍、豐潤、樂亭(以上十八縣屬停戰(zhàn)區(qū))及寧河、寶坻、昌平、香河、赤城、龍關、延慶等，共計二十五縣。當天，殷汝耕還向所轄各縣發(fā)表布告，宣布即日起“脫離中央，實行防共自治”,“振興實業(yè)以利民生，鏟除盜匪而保民命，使我無辜之人民得安居樂業(yè)，得望實現(xiàn)模范政治”⑧。同日，偽政權又議決在唐山設立辦事處，并派霍實和殷體新分赴北平日使館及武官室、華北駐屯軍司令部及日駐天津領事館，向其主子報告傀儡政權成立經(jīng)過等事。25日上午10時，偽政權成立大會一結束，霍、殷二人即分赴北平天津各處。殷逆如此盡心盡力，連土肥原的助手專田盛壽都感到，“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⑨。
殷汝耕宣布“自治”的消息，給國民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沖擊波。為了防止事態(tài)的擴展，南京行政院于26日晨10時召開緊急會議，孔祥熙、何應欽、朱家驊、王世杰、唐有壬等十余人出席。會議經(jīng)討論作出如下決定：“(一)北平軍分會應即撤銷，其職務由軍委會直接處理；(二)特派何應欽為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三)特派宋哲元為冀察綏靖主任；(四)令冀省府將灤榆區(qū)專員殷汝耕免職拿辦；(五)決議：灤榆薊密兩區(qū)專員公署著即撤銷，其職務由冀省府直接處理；(六)決議：電令宋主任商主席等負責維持地方治安……”⑩當晚，國民政府發(fā)布明令，痛斥殷汝耕“勾結奸徒，企圖叛國，于國家危難之中，為乘機擾亂之舉，喪心病狂，自絕人類”,要求河北省政府對殷逆“迅予免職，嚴行緝拿，依法懲辦”(11)。但冀東地處“非武裝區(qū)”,殷氏又有日軍庇護，南京政府雖明令通緝，實際卻無力懲辦漢奸。蔣介石自己就承認說：“要討伐他，就一定會直接和日本沖突，我們現(xiàn)在力量不夠，不得不暫時容忍?！?12)這也正是殷逆逍遙法外長達十年之久的真正原因所在。但在當時，全國民眾對此傀儡政權深惡痛絕，紛紛予以鞭撻和譴責。11月24日，北平各大學校長、教授蔣夢麟、梅貽琦、傅斯年、任鴻雋、胡適、顧毓秀、張奚若、蔣廷黻、查良釗等二十余人，發(fā)表宣言，堅決“反對一切脫離中央和組織特殊政治機構的陰謀的舉動”,“要求政府用全國力量，維持國家的領土及行政的完整”(13)。26日，河北各院校館全體教職員發(fā)表緊急宣言，痛斥殷汝耕等“無恥之徒，蓄謀擾亂國際和平，破壞國家統(tǒng)一，甘冒不韙，憑借原有政權與地位，組織傀儡機構，悍然表示脫離中央；直國家之罪犯，國民之公敵。河北人民有切膚之痛，勢難緘默，希望中央以全力維護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14)當天，上海商會、總工會、地方協(xié)會、中等學校協(xié)進會、中華婦女運動同盟會等團體分電中央，請明令討伐殷逆。此后，直到1936年初，南京中央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全體教職員，武漢新聞界，戰(zhàn)區(qū)各縣旅平同鄉(xiāng)會及各縣民眾代表聯(lián)合會，江蘇中等學校教職員聯(lián)合會，北平燕大、清華、師大等11所大學及第一女中等四所中學學生自治會，上海文化界馬相伯、沈鈞儒、周建人、陶行知、章乃器、鄭振鐸等283人，廣西南寧學生會，上海律師公會，全國商會聯(lián)合會，會計師公會，記者公會等，先后發(fā)表通電或宣言，要求中央和河北當局討伐殷逆及冀東偽組織。12月4日，旅滬全浙公會決議，開除殷汝耕的會籍，并發(fā)電予以警告。次日，江蘇中等學校教職員聯(lián)合會致電王廈材(江蘇人),促其悔悟。
在全國輿論的聲討下，冀東偽組織內(nèi)部人心渙散，稍具愛國心者紛紛離去。1935年11月27日，偽外交處長霍實在北平發(fā)表聲明，脫離偽組織；冀東臨榆、昌黎、樂亭、盧龍、遷安五縣縣長拒絕加入偽組織，在本日先后離縣赴省。30日，戰(zhàn)區(qū)昌平、香河、玉田、寧河、順義、三河、平谷、樂亭、臨榆、撫寧、盧龍十一縣，先后聲明絕不附逆。南京國民政府迫于輿情，也一直堅持對偽政權不承認的方針。11月26日，國民黨中央電示河北省及平津軍政當局，要求在可能范圍內(nèi)對殷逆行動加以注意。29日，南京外交部分別照會各國駐華使節(jié)，聲明殷氏一切行為，均應視為無效；同時又電令駐外各使節(jié)，分別通知所在國政府，告知國民政府絕不承認冀東政權。對于南京政府的態(tài)度，日方頗為惱火。11月27日晚，日駐南京總領事須磨訪晤孔祥熙，強烈反對通緝殷汝耕。當天，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亦發(fā)表公告，宣稱中國當局對“自治”運動，“如以武力鎮(zhèn)壓，實屬徒勞”;勸告國民黨“采取適當之步驟，以應付自治之要求”(15)。同時， 日方又不斷經(jīng)山海關向平津調(diào)集軍隊， 日旅順要塞部海軍第14艦隊也派出“菊”、“葵”兩艘驅(qū)逐艦，由秦皇島向塘沽開進，企圖以武力威逼宋哲元等效法殷汝耕。
鑒于華北局勢急劇惡化，蔣介石乃派何應欽、陳儀、熊式輝、殷同等分途北上，酌情處理河北問題。隨后，在12月18日正式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圖回避雙方激烈沖突，起個緩沖作用。?這樣，日方的下一步計劃，就是要千方百計使冀察政務委員會與冀東偽組織“合流”,將宋哲元“改造”為華北的溥儀。為適應這一要求，12月18日當天，秦德純、蕭振瀛與土肥原會商冀東、察北問題。土肥原表示：冀察政務委員會如改為“冀察防共自治會”,彼愿與殷商榷取消冀東政權之事，否則不能考慮。12月24日，冀東偽組織發(fā)出布告：“(一)冀察政委會為受南京政府指令者，決不與之合作；(二)冀東防共自治會為自治政府，軍事、外交、政治、財政實行純正自治；(三)區(qū)內(nèi)一切關站國稅，概歸本會收支；(四)本自治區(qū)內(nèi)納稅，禁用中行鈔票?！?17)次日，殷汝耕宣布，將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改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26日晨，又公布了偽政權的組織大綱十四條。它規(guī)定：設偽自治政府于通縣，管轄灤東戰(zhàn)區(qū)二十二縣。設委員“參政八人，參贊政務長官施行政務”?！霸O政務長官一人”,由殷逆擔任，“總攬本區(qū)域內(nèi)軍政一切事宜。政府置秘書、保安、外交三處和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四廳。偽政府委員一律由殷逆“聘任”,各廳、處長、參事等由殷逆全權任命。當天公布的各廳處長為：民政廳長張仁蠡，財政廳長趙從懿，建設兼教育廳長王廈材；保安處長董鳳祥，秘書長兼外交處長池宗墨。同時，“將戰(zhàn)區(qū)保安隊改編為偽政府軍隊，換著正式軍服及有偽組織字樣肩章。張慶余、張硯田、李海天、趙雷、李允聲等部，皆改稱為 ‘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第一二三四五師，張等五人，分充師長”(18)。當天上午，殷汝耕接見中外記者，發(fā)表談話宣稱：偽政府“修明庶政，貫徹初衷，但不脫離中華民國，故不自制國旗，僅于二十六日通告各國，宣告成立，不要求他國承認，亦不擬承認他國；惟 ‘滿洲國’因接壤故，事實上不能不發(fā)生外交關系”(19)。
冀東偽政權成立后，曾遭到多方面的反對與抵制。殷汝耕在日軍的支持下，乃不惜使用武力，強力推行“自治”,并蓄意尋釁滋事，以借機擴張其地盤。1935年12月3日，戰(zhàn)區(qū)特警隊張慶余部一大隊以武力接收了河北寶坻縣，由殷逆派日本浪人一名充作顧問，在該縣組織了偽治安維持會。同月15日，偽組織保安隊第四總隊趙雷部開抵塘沽，強逼第三十二軍第一四二師呂濟部讓出營房，雙方為此發(fā)生了沖突。次日， 呂濟部奉令后撤至新河附近，趙雷部得以進占塘沽。殷汝耕遂將塘沽、大沽亦劃入其偽政權轄區(qū)范圍，大沽造船廠、塘沽稅局查驗所皆被進占。17日，宋哲元的第二十九軍接防津東，趙登禹師二千余人開駐到軍糧城、新河、北塘一帶。翌日，趙雷部得寸進尺，又派兩個中隊進入新河，搶占了原三十二軍防地，阻止二十九軍接防塘沽。至20日，國民黨中央及河北省派駐塘沽的各機關，竟被冀東偽組織全部接收。為了避免沖突，二十九軍趙登禹的一三二師只好撤駐津郊曹家花園和楊柳青等地。1936年1月27日，殷汝耕命偽新編灤縣民團蕭再興部一千余人，以武力開駐昌平，結果與當?shù)厥讶勘０碴狇T壽彭部發(fā)生沖突，蕭部強行占領了縣城。后宋哲元令二十九軍進行反擊，于2月7日擊潰蕭部，蕭再興下落不明，日本顧問聞風而逃；昌平善后事務，仍由偽政權命唐祖熙縣長負責辦理。到了7月初，偽組織又企圖收編玉田縣民團為其保安隊，激起變故，民團與保安隊在縣城內(nèi)外交火，相互對峙。11月初，殷汝耕派其外交處主任秘書林東銘率保安隊張硯田部，武力接受了北戴河海濱自治區(qū)。次月初，冀東偽政府復強行接收了冀東各縣的司法機關，在通縣、唐山、玉田、遷安各設一地方法院，另在通縣設置了偽最高法院。類似上述事件，可謂舉不勝舉。除肆意擴張偽組織外，殷汝耕一伙又不斷強化其在冀東的傀儡統(tǒng)治，以種種方法加強其武力。1936年7月29日，殷汝耕為加強對各縣的控制，通令冀東二十二縣，限于8月15日前抽選各地壯丁，組織防共義勇軍。要求每縣至少成立5隊，每隊約3 000人；凡無壯丁應征之家，則須納捐100元。8月，殷汝耕又對保安總隊進行縮編整頓。共編為四個總隊、一個教導隊，由張慶余、張硯田、李海天、趙雷分任總隊長；每總隊轄兩個區(qū)隊，每區(qū)隊轄三個大隊；每大隊有官兵480人，配備機槍8挺及山炮、野炮等，并增設特務中隊。這樣，每總隊人數(shù)均超過3 500人，又由日方接濟配置了不少重武器，實際武力頗有增長。各保安總隊統(tǒng)歸保安處長劉宗紀轄制，但殷逆自己卻兼任了教導隊長，直接掌握部分武裝力量，以增強其個人威勢。
在經(jīng)濟方面，據(jù)統(tǒng)計，冀東偽政府全年各種稅收為：田賦及附捐800萬元，關稅420萬元，煙600萬元，監(jiān)稅協(xié)款300萬元，北寧路協(xié)款120萬元，鴉片煙稅500萬元，共計達2 740萬元。(20)這些款項的取得，也多是偽政權四處攘奪所致。1935年11月，偽組織一經(jīng)成立，即派殷體新到唐山，接收了唐山統(tǒng)稅管理所，截留該地稅款，導致唐山人心不穩(wěn)，物價上漲，百姓叫苦連天。(21)另委任陸逑為北寧鐵路新榆段監(jiān)理處處長，接收了監(jiān)理鐵路運行事務的權力。此后，冀東的資源、工業(yè)、關稅幾乎完全落入日軍手中，日方并利用該地為走私、販毒的根據(jù)地。冀東雖限于一隅，但稅收和交通機關收入，卻占到河北省年收入總額的22%,這對河北省而言，無疑是財政上的巨大損失。12月11日，殷汝耕又下令截留冀東關、鹽兩稅。1936年1月初，偽政府北寧路新榆段監(jiān)理處開始截扣唐山以東各站每日收入路款。后經(jīng)鐵道部長張嘉璈、北寧路局局長陳覺生與日方交涉，至12日達成協(xié)議：撤銷新榆段監(jiān)理處，停止扣款；由北寧路局每月?lián)芙o冀東偽政府“協(xié)款”十萬元，以作補償。在此前后，偽冀東防共自治軍趙雷部侵入塘沽，占領產(chǎn)鹽區(qū)，并向長蘆鹽運稽核所勒索，要求每月支付60萬元，否則，即阻停新榆段運鹽車輛。后經(jīng)交涉，在15日達成協(xié)議，偽組織一方?？埯}稅，由長蘆運署每月接濟偽政權25萬元。兩天后，日駐天津總領事召開各分館領事、副領事會議，決定支持殷汝耕實行“關稅自主”,并與殷氏締結互惠協(xié)定。為了打擊國民政府的財政基礎，增加偽組織的經(jīng)濟收入，1936年2月中旬，殷汝耕決定，對走私貨物只征取相當于中央政府海關稅額四分之一的查驗費(特別關稅),即準允私貨“合法”運銷。由此，日本私貨充斥華北市場，并流入中國內(nèi)地，給中國民族工商業(yè)造成了巨大的打擊。
偽政權建立后，便在冀東各縣竭力實施奴化教育，鼓吹中日滿“親善”、“提攜”,以消弭民眾的反抗斗志。1936年1月15日，殷汝耕頒令，要求冀東各學校更改課本，將小學教科書改訂為親日內(nèi)容，并為此向“日滿文化協(xié)會”請求援助和指導。2月16日，冀東偽政府創(chuàng)辦的機關報《冀東日報》在唐山發(fā)刊，報紙上整天充斥著中日“親善”及為日軍侵華無恥辯護的言辭。20日，冀東各小學一律采用新教科書，其內(nèi)容力言東洋民族大團結，提倡所謂東洋固有文化，尤其是孔孟的道德思想，并大談什么中、 日、“滿”三國協(xié)調(diào)。同年7月17日，偽政府教育廳下令，各縣中、小學必須統(tǒng)一加授日本史地。19日，又通令規(guī)定，中學生升大學，應向偽教育廳呈請審核，由該廳免費送往東京或偽滿大同學院肄業(yè)；小學畢業(yè)后也只能在冀東升學，不得前往平津就讀。8月13日，殷汝耕再令冀東二十二縣，每縣應聘一名日籍教育指導官。又令各中小學實施親日奴化教育，所有教員都應兼習日語和日本史地，并每年考試一次。凡違背親日政策及考試不及格的校長、教員， 日籍教育指導官均有權予以撤換。然而，這種奴化教育不僅無助于冀東偽政權的鞏固，反而激起了各縣民眾的強烈憎恨和反抗。
冀東偽政權乃日軍卵翼下的產(chǎn)物， 自然要與日方及偽滿發(fā)生種種聯(lián)系。1936年1月11日，偽滿外交部次長大橋忠一前赴通縣，代表偽滿洲國與殷汝耕商談雙方締結軍事、外交、交通協(xié)定事宜。4月14日，冀東第二號傀儡池宗墨，率保安處長劉宗紀及屈星舫、殷體新、夏運生、那廷棟、曲世和等偽官員、秘書，偕顧問莊村謙吉、參議金井房太郎，出訪偽滿洲國。其目的是公開表示“與鄰邦敦睦友誼，并專誠答謝關東軍”。池氏一行每到一處，即大肆攻擊國民政府，肉麻吹捧偽滿洲國為“王道樂土，蕩蕩平平，新興氣象，蓬蓬勃勃，一切建設有突飛猛進之勢”(22)。并謬稱什么“中日滿三國同文同種，利害最為密切，此后應本共存共榮之義，以保東亞之和平，以謀人類之福祉”;信誓旦旦地保證要以日滿“王道樂土精神，灌輸于我冀東二十二縣”?。5月18日，偽滿官員高崇祿、李垣等以答禮專、副使名義，專程回訪冀東偽政府，以互相安撫，并決定在適當時機雙方“正式訂立條約”。
殷逆的偽政權不僅為日本看護著冀東這塊殖民地，而且成了推行分離華北政策的得力工具， 日方土肥原、多田駿等人曾軟硬兼施，極欲促成殷汝耕與宋哲元的合流。但到1936年春，宋哲元集團越來越靠近南京政府，中日間關于冀察問題的多次交涉，亦無大的進展。2月9日，土肥原發(fā)表公開談話，不無沮喪地承認：“冀察政委會與冀東自治會為兩種在基本上互相對立之組織， 一時難有接近?！?24)23日，多田駿也對報界宣稱：“冀東自治政府與冀察政委會合流事，本人甚望其實現(xiàn)。但兩方有不同者，即冀東自治政府所標榜者為防共，而冀察政委會之設立，與南京政府為一命脈，故其目的稍有異點，雙方能達于一水平線上，方可合流?！?25)這時，冀東傀儡政權轄區(qū)內(nèi)局勢頗不穩(wěn)定，各種反抗事件一再發(fā)生。如在3月27日，遷安縣西北的興城大平寨一帶，發(fā)現(xiàn)有抗日救國會組織，各鄉(xiāng)村民紛紛加入，并提出了“反對冀東傀儡，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26)8月初，冀東各縣又出現(xiàn)了“反殷自治軍”,設軍部于馬蘭峪，王道任軍長。8月下旬，石河區(qū)有“反殷人民自衛(wèi)軍”千余人活動，他們派人便衣持槍赴撫寧、灤縣、遵化、玉田等地，宣傳驅(qū)殷，并聯(lián)絡民團，征集槍械壯丁。27日，偽特警張硯田部百余人嘩變，張的總部也連日有人張貼、散發(fā)反殷傳單。為了穩(wěn)定局勢，殷逆一方面責令特警隊嚴密搜殺，另一方面又親至天津，請求日軍增援。但保安隊反正、嘩變和民眾武裝反殷事件，仍層出不窮，令殷逆為之焦頭爛額。在此背景下，該年冬，宋哲元曾打算借綏遠抗戰(zhàn)之機，指揮二十九軍以武力收復通州， 一舉鏟除殷逆的偽組織。冀東保安總隊長張慶余、張硯田、趙雷等人，也曾秘密赴北平見宋，愿作為內(nèi)應，與二十九軍內(nèi)外夾擊殷逆。后因西安事變發(fā)生， 日方又加強了戒備，該計劃才只好放棄。但張慶余、張硯田二人，雖身任偽職，卻素具愛國之心，仍繼續(xù)與宋哲元保持秘密聯(lián)系，按照宋的安排，待機而動。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后，二十九軍與日軍血肉相搏，全面抗戰(zhàn)已成現(xiàn)實。當此之際，二張認為表明心跡、報效國家之機已然來臨，遂于29日率保安第一、第二總隊武裝起義。該日零時，他們聯(lián)名通電反正，迅速捕獲了殷汝耕，殲滅了日本駐通縣特務機關長田木繁以下日軍三百余人，然后率部押著殷逆，撤向北平。當他們行至北平安定門和德勝門之間時，方知第二十九軍因作戰(zhàn)失利，已經(jīng)撤離北平。這時，日軍飛機正趁天明濫炸起義部隊，尾追日軍又圍逼了上來；城內(nèi)日軍也開出二十余輛裝甲車，配合步兵猛攻起義軍。雙方展開混戰(zhàn)，殷逆竟乘亂逃脫，被日軍帶回北平。張慶余等鑒于雙方力量眾寡懸殊，乃令部隊化整為零，分散向保定轉移集中。這樣，殷逆僥幸暫時逃脫了正義的制裁，又得以茍延殘喘了若干年。直到抗戰(zhàn)勝利后的1947年，被國民政府明令槍決，結束了其可恥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