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31日，秘書長盧郁文率工作人員等十人先行前往北平。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團及顧問、隨員一行十九人乘中國航空公司“天王號”飛機啟程前往北平，翁文灝(代表李宗仁)、何應欽等到機場送行，立法院特休會半天，也全體到明故宮機場送行，對和平談判的成功寄予很大的希望。張治中在登機前致詞，表示要“不負各位先生的盛意和全國人民熱烈的期望”^[1]。同時，代表團發(fā)表了書面的談話。與南京的“熱烈”氣氛相反，北平接待的氣氛十分冷淡。張治中原以為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周恩來會來西苑機場迎接，實際上只來了秘書長齊燕銘等寥寥數(shù)人，而且，南京代表們多不認識。張治中的情緒頓時低沉下來。到了住地六國飯店，一進門就看到了“歡迎真和平，反對假和平”的大標語。又是當頭一棒。張治中悄悄地對屈武說：“看起來中共對我們的誠意是有所懷疑的?！?sup>[2]
張治中和南京政府的代表們對中共的政治路線和策略，顯然缺乏研究。民革和民盟等民主黨派中一些人的中間路線傾向都已受到中共的一再批評，從而改變了立場，接受中共領導。代表團帶著劃江而治、對等的聯(lián)合政府等等企圖保存國民黨軍政勢力的方案，來北平談判，怎么可能受到中共的歡迎？傅作義交出軍隊，接受北平和平協(xié)議時的政治態(tài)度，尚且受到中共的嚴厲駁斥，何況南京保存軍事和政治實力的野心？南京代表團帶著要求中共改變政治路線、討價還價的談判方針而來，在中共看來，又有何和平誠意可言？中共對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路線，在原則上已經(jīng)不會向任何人讓步。南京政府代表團簡直是熟視無睹。
中共的和談方針，在剛剛結束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已經(jīng)確定，毛澤東說：“我們的方針是不拒絕談判，要求對方完全承認八條，不許討價還價。其交換條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國民黨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編他們的軍隊；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員允許其加入政治協(xié)商會議和聯(lián)合政府；對上海和南方資產(chǎn)階級的某些利益允許給以保護?！?sup>[3]而具體的談判策略，仍與北平談判及與上海和平代表團談判時相似。在政治原則問題上，首先以嚴峻的態(tài)度，指出國民黨的內戰(zhàn)罪行，剝奪他們在政治路線問題上的發(fā)言權，然后再以溫和的態(tài)度，指出出路，給予寬大的待遇，以求和平解決問題，而在以后的政治路線問題上，不給對手留下任何模糊不清的幻想。
當日晚，公宴之后，周恩來、林彪即邀張治中和邵力子談話。周一開始就以嚴肅的態(tài)度質問張治中。據(jù)張治中回憶：“周首先提出質問：‘為什么離開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見蔣？’認為這完全是為了加強蔣的地位，淆亂視聽，且證明蔣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團，大表不滿，并說：‘這種由蔣導演的假和平，我們是不能接受的！’我當時不免動了一點感情，解釋了必到溪口去的種種理由。以后他又提出過兩次，我又加以解釋。一直到商談末期，這段赴溪口的理由才為中共方面所了解，但是對商談、至少對初期商談的情緒是有些影響的。”^[4]看來，張治中始終不明白，他的溪口之行，正是給了周恩來一個絕好的口實，以堵住他宣揚其多黨民主的政治路線之口。
當天，張治中避開更敏感的政治問題，向周恩來陳述他對未來國家外交政策的見解，主張“平時蘇美并重，戰(zhàn)時善意中立”,“如果親蘇而反美，則美必武裝日本和用經(jīng)濟封鎖來對付中國”,遭到中共方面的反駁。以后他還一再有所陳說，但終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絕^[5]。
對于和談問題，由于南京方面沒有提出具體方案，周恩來表示：“我們設想，采取今天這樣個別對話的方式，充分聽取你們的意見，如果可能，經(jīng)三四天的商談后，然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東西，讓雙方討論?！?sup>[6]由于南京代表團的代表們有著不同的政治派系、政治思想和經(jīng)歷，分別交換意見顯然有利于中共根據(jù)他們的不同情況做工作。從第二天起，雙方代表開始個別交換意見。
按照中共方面的要求，談判是以中共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基礎的，但在中共方面的見解，是以南京方面接受八項條件為前提的；而在南京方面的見解，是依據(jù)中共提出的八項條件進行商談，也就是圍繞著八項條件進行討價還價。南京代表們對于懲辦戰(zhàn)犯表示在事實上做不到，在軍事上，希望中共軍隊不過江或緩過江。中共對于戰(zhàn)犯問題毫不放松，對于渡江只表示談判期間不渡江，對于整軍，必須改編為人民軍隊。中共對于南京代表團的立場采取了極為嚴峻的態(tài)度，形勢緊張。周恩來把黃啟漢叫來，要他就兩個問題回南京去向李宗仁問個明白。周恩來氣憤地說：“現(xiàn)在就是他們并沒有接受八項原則為基礎。根據(jù)這兩天來和他們六個代表個別交換意見的情況看，除邵力子外，其余幾個人都異口同聲地說‘懲治戰(zhàn)犯’這一條不能接受。這是什么話呢？李宗仁不是公開宣布承認毛主席提出的八項條件為談判基礎的嗎？怎么，代表團來了，又變卦了呢？”“還有，南京代表團到北平來之前，張治中還到溪口去向蔣介石請示，這就產(chǎn)生另一個問題，你們代表團究竟是代表南京還是代表溪口呢？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和談怎么進行呢？”^[7]
此外，南京學生于4月1日進行游行示威，要求南京政府切實按照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搞真和平，不要搞假和平，遭到國民黨軍警特務的攔截毒打，造成傷亡。對此，中共向南京代表團提出了嚴厲的責問。這一切，使正式會議未能如原設想的那樣在5日舉行。
在非正式會談期間，毛澤東親自撰寫評論文章：《南京政府向何處去？》,于4月5日發(fā)表，嚴厲抨擊李宗仁、何應欽政府鼓吹“平等的光榮的和平”,要求他們處理4月1日的南京慘案，逮捕蔣介石、湯恩伯、張耀明等人，或者協(xié)助渡江南進的解放軍逮捕，“戰(zhàn)犯不除，國無寧日”,并且指出：“人民解放軍就要向江南進軍了。這不是拿空話嚇你們，無論你們簽訂接受八項條件的協(xié)定也好，不簽這個協(xié)定也好，人民解放軍總是要前進的?！痹u論文章更強調指出：“你們或者聽蔣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話，并和他們永遠站在一起，或者聽我們的話，和我們站在一起，對于這二者的選擇，有你們自己的自由。但是選擇的時間沒有很多了，人民解放軍就要進軍了，一點游移的余地也沒有了?！?sup>[8]新華社甚至發(fā)表直截了當?shù)纳缯摚骸兑竽暇┱蛉嗣裢督怠?sup>[9]。
中共對南京代表團嚴厲地闡明了政治立場之后，就來向南京方面說明寬大的底牌和桂系首腦的個人地位安排，以爭取桂系同意達成和平協(xié)議。這個底牌通過兩個途徑去疏通，一是正式的途徑，由毛澤東親自和代表團談，然后正式談判，形成書面協(xié)議。一是通過李、白公開和秘密的私人代表黃啟漢、劉仲容直接去向李、白解釋。
4月3日，周恩來對黃啟漢交待轉告李、白的幾點具體意見：“(1)在和談期間，人民解放軍暫不渡江；但和談后，談成，解放軍要渡江，談不成，也要渡江；(2)白崇禧在武漢指揮的國民黨軍隊，應先撤退到花園(在漢口北)以南一線；(3)希望白在安徽讓出安慶；(4)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要離開南京，能夠爭取更多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同留在南京更好?？紤]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調桂系部隊一個師進駐南京保護，萬一受到蔣軍攻擊，只要守住一天，解放軍就可以來支援了?！崩顫?、邵力子也來向黃托話。李濟深要黃告訴李宗仁“務必當機立斷，同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決裂，向人民靠攏”,并告訴他毛澤東和民主黨派負責人支持李宗仁將來擔任聯(lián)合政府副主席，支持白崇禧繼續(xù)帶兵。邵力子則認為蔣介石死硬派沒有希望，只希望桂系在武漢、南京、廣西接受局部和平。黃啟漢3日到南京，5日到武漢，分別向李、白作了匯報^[10]。
與此同時，4月2日，毛澤東親自向李、白的密使劉仲容作了交待，要劉轉告李、白，大意是：“(一)關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暫時不動，還是當他的代總統(tǒng)，照樣在南京發(fā)號施令；(二)關于桂系部隊，只要不出擊，中共也不動它，等到將來再具體商談；至于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也是這樣，如果他們不出擊，不阻礙中共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暫時保留他們的番號，聽候協(xié)商處理；(三)關于國家統(tǒng)一問題，國共雙方正式商談時，如果李宗仁出席，毛主席也親自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來，由何應欽或白崇禧當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則派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參加，來個對等。談判地點在北平，不能在南京。雙方協(xié)商取得一致意見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時，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掛了；(四)現(xiàn)在雙方已經(jīng)開始和平談判，美國和蔣介石反動派是不甘心的，他們一定會插手破壞，希望李先生和白先生要拿定主意，不要上了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大當。毛主席還談到：白崇禧是很喜歡帶軍隊的，他的廣西部隊只有十來萬人，數(shù)字不大，將來和談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國防軍時，我們可以請他繼續(xù)帶兵，請他指揮三十萬軍隊，人盡其才，這對國家也有好處嘛。白先生要我們的軍隊不過江，這辦不到。我們過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長沙再看情況，又不行，他還可以退到廣西嘛。我們來一個君子協(xié)定，只要他不出擊，我們三年不進廣西，好不好？”^[11]
4月5日，劉仲容和民主黨派方面的朱蘊山、李民欣、劉子毅共四人一行秘密飛抵南京，一起去向南京政府方面做工作。
經(jīng)過這一番布置以后，毛澤東在周恩來陪同下，于4月8日上午親自與張治中談話。他采取了與傅作義談判時相同的先緊后松的策略，在中共代表團對南京代表團進行了多天的嚴厲抨擊之后，由自己親自出面，改以溫和、閑暢的態(tài)度，談寬大的條件。毛澤東說：“為了減少南京代表團的困難，可以不在和平條款中提出戰(zhàn)犯的名字，對南京代表團的處境和困難，也表示諒解。并說，和談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擬，拿出方案后正式談判就容易了。將來簽字，如李宗仁、何應欽、于右任、居正、童冠賢等都來參加則更好?！?sup>[12]張治中在正式會議時轉述和毛澤東的談話說：“關于戰(zhàn)爭責任問題，本來在多少次交換意見中，我已一再希望不要作成一個條文，我和毛先生見面時，毛先生已表示很大讓步態(tài)度。”“毛先生表示說：‘今后聯(lián)合政府不知哪天成立，也許要兩個月或三四個月后都說不定。在這時期中，你們南京政府應照常行使職權?！€特別加重語調說：‘不要散掉了，要他們注意，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馑挤浅Ｃ黠@，在聯(lián)合政府沒有成立以前，南京國民政府應該繼續(xù)行使職權?！?sup>[13]南京方面接到的毛澤東談話要點，主要是：“(一)戰(zhàn)犯在條約中，不舉其名，但仍要有追究責任字樣。(二)簽約時須李宗仁、何應欽、于右任、居正、童冠賢、吳忠信等皆到北平參加；(三)改編軍隊，可緩談。(四)共軍必須過江，其時期在簽字后實行，或經(jīng)過若干時日后再過江。(五)聯(lián)合政府之成立，必須有相當時間，甚至須經(jīng)四五個月之久；在此期間，南京政府仍可維持現(xiàn)狀，行使職權，免致社會秩序紊亂?！?sup>[14]毛澤東和其他代表也分別陸續(xù)進行了交談，南京代表們大體對毛澤東的談話感到滿意。
張治中看來對中共的路線和政策相當生疏，與毛澤東談話后竟產(chǎn)生了錯覺。據(jù)說，他表示：“按毛主席精神，和談是可以成功的，因為今天雙方談判距離不大，甚至于沒有距離。爭執(zhí)的焦點為戰(zhàn)犯問題，但我們對戰(zhàn)犯問題原則上是承認的，所爭者僅是時間問題、技術問題，主張不必在此次和平條款中提出戰(zhàn)犯名單，以減少我們的困難?！?sup>[15]他顯然對戰(zhàn)犯問題所包含的戰(zhàn)爭責任和迫降的意義認識不足，對舊政協(xié)及聯(lián)合政府和新政協(xié)及聯(lián)合政府的政治性質，缺乏仔細的邏輯分析。南京代表們向李宗仁、何應欽作了報告，并準備達成協(xié)議，為防蔣介石破壞，議定派黃紹竑回南京阻止南京當局再去溪口向蔣介石請示。
李宗仁在接到黃啟漢、劉仲容的報告后，于4月7日致電毛澤東，進一步表示謀和誠意：“凡所有之歷史錯誤，足以妨礙和平如所謂戰(zhàn)犯也者，縱有湯鑊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辭。至立國大計，決遵孫總理之不朽遺囑，與貴黨攜手，并與各民主人士共負努力建設新中國之使命?！?sup>[16]8日，毛澤東復電表示：“總以是否有利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yè)之推進，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為標準，在此標準下，我們準備采取寬大的政策。”^[17]兩電詞意溫和，似乎為和談的成功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氣氛。而實際上，雙方的政治觀點依然尖銳地對立，一落實到具體問題時也就依然無法折中。
中共自劉仲容到達北平之后，認為李宗仁、白崇禧對中共和他們聯(lián)合反對蔣黨的計劃已有初步認識，決定采取實際軍事部署。中共中央軍委一方面于4月3日批準了總前委的《京滬杭戰(zhàn)役實施綱要》,在報紙上強烈宣傳解放軍的渡江準備活動，一方面和劉仲容商定了解放軍不逼近武漢的軍事界線，準備和平接收。對于安慶，要求桂系軍隊撤退，4月10日，又根據(jù)白崇禧方面的請求，同意停止攻擊，以待和談解決。而南京方面對和談的態(tài)度實際上十分嚴峻。
白崇禧在武漢聽取了黃啟漢的報告，仍堅持以長江為界，劃區(qū)而治。不久即到南京，聽取劉仲容的報告，并和李宗仁商量。白崇禧聽了劉報告的毛澤東所談條件后，堅持說：“對我個人出處，現(xiàn)在不是我考慮的時候，目前要緊的是，共產(chǎn)黨如果有和平的誠意，就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不要過江。能讓步的我們盡量讓步，不能讓步的絕對不能讓步。過江問題為一切問題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戰(zhàn)斗過江’,和談的決裂，那就不可避免?！?sup>[18]顯然，白崇禧意在保存桂系的軍政實力，不會接受中共的寬大的投降條件。
與此同時，蔣介石仍在對北平和談施加壓力。4月6日，蔣經(jīng)國奉蔣介石之命，向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轉達補充指示：“(一)和談必須先訂停戰(zhàn)協(xié)定，(二)共匪何日渡江，則和談何日停止；其破壞責任應由共方負之?！?sup>[19]何應欽6日到廣州，7日國民黨中常委即通過蔣介石的和談方針，并決定五項和談原則，由何應欽于9日轉告張治中。8日，又決議設立和談問題特種委員會(又稱指導委員會、決策委員會),依據(jù)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之原則，協(xié)助政府負責處理和談有關問題，以李宗仁、何應欽、于右任、居正、孫科、張群、吳鐵城、吳忠信、朱家驊、徐永昌、童冠賢十一人為委員，由李、何召集。當時，李宗仁覺得北平和談十分困難，于10日間，致書蔣介石，由閻錫山于11日帶往溪口說，共產(chǎn)黨“節(jié)節(jié)進逼，陳兵江北，所提條件苛刻，似非使我方作城下之盟不止，萬一和談破裂，實難肩此重任，請公預籌應付之策”。蔣復電李宗仁，要他“在個人惟有不失道義，對黨國不失志節(jié)”^[20]。張治中在北平深感蔣介石在阻礙和談，于13日曾致電蔣說，“到北平后，共黨言論態(tài)度，意在逼降”,勸蔣“毅然放下一切”^[21],并作長信勸蔣出國^[22]。當然不能為蔣所接受。
12日，和談問題特種委員會在南京作出了五項決議，對代表團報告的毛澤東談話作出回應：“(一)戰(zhàn)爭責任問題，可依據(jù)代表團所談原則處理；(二)所邀南京參加簽字各位，屆時再作決定；(三)簽約后駐軍，第一期最好各駐原地；(四)新政協(xié)及聯(lián)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后再行研究；(五)渡江問題應嚴加拒絕?！?sup>[23]由何應欽電達代表團。分歧似乎僅在渡江問題上，但實際上如上所說，張治中和南京代表團對毛澤東談話中對人事和步驟的寬大條件，誤解為政治前提的讓步。這個決議與和談情形，李宗仁托居正到溪口向蔣介石匯報。蔣介石在知道中共突然放松和談條件后，深恐和談成功，囑蔣經(jīng)國電約何應欽、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到杭州會商對策，“進一步加強內部團結，一致反共”^[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