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與漢民俗的淵源關系
民俗是與人類社會生活一起產生、形成、發(fā)展的。我國是一個具有異常豐富而多姿多彩的民俗的古老大國。各個民族、各個地區(qū)，都有著獨特的民俗文化，從古到今，始終是人們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民俗所反映的我們各民族的文化特征、人民的精神面貌、心理狀態(tài)、倫理道德觀念、生活習慣和方式、生產習俗等等的差別，體現了民俗生成的自發(fā)性、原生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點；另一方面，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整體民俗性格和精神風貌，又體現了漢民族文化的主體精神和強大的親和力。
在我國民俗文化發(fā)展的歷史中，只有華夏一漢民族在民俗原生期便能充分注意到民俗與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的重要關系，因而極其重視對民俗的了解和提倡，以達到正風俗、移民情、穩(wěn)定社會生活秩序的目的?！吨芏Y》說：“禮，履也，國人所踐履，定其法式，大而冠婚喪祭，小而視聽言動，皆有其節(jié)文也。”“俗者習也，上所化者曰風，下所習者曰俗?！币虼?，必須注意“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禮記·曲禮》)?！稘h書·食貨志》記述周代的統治者極重視風俗民情，并因此而建立采風制度的情況：每年春天初臨，專職的行吟詩人便到民間采詩(反映民情風俗的民謠一類的民間詩歌創(chuàng)作),然后匯總交給王家專職樂師。樂師整理后譜上音樂曲調，然后獻給天子。何休《公羊傳注》也有類似記述。東漢末期著名學者應劭所著《風俗通義》更強調：“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正是華夏族早期先進的文化意識和價值觀念，使華夏—漢民俗得以在原生期便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和介入，將無序的純屬民間自發(fā)生成的風俗，加以改造，使之成為有序的，具有某種法的約束力的社會政治文化的組成部分，而又能相對獨立地成為自成體系的民俗文化。也正是華夏—漢民俗文化的系統性、社會性、可操作性和經由統治階級有意識地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的改造所形成的權威性和合法性，使?jié)h民俗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其傳承性的慣性力量，在大多數民俗事象中，竟可延續(xù)二千年以上。自秦以后，嶺南原生期民俗，便直接受著如此先進的華夏—漢民俗文化的沖擊、鍥入、改造、融合，最終被取代。因此，說到嶺南民俗的淵源，就只能是華夏—漢民俗文化與之關系最為深遠顯著。
先秦時期嶺南的主要居民南越族文化是一種原生型的地域文化，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俗文化，同樣處于原生狀態(tài)：以適應生存發(fā)展為價值取向的自發(fā)、無序、原始、野性、生態(tài)環(huán)境特征顯著，是先秦處于原生狀態(tài)的嶺南民俗的主要形態(tài)和特征。諸如圖騰崇拜與祖先崇拜合而為一的原始宗教俗信所引生的斷發(fā)紋身、祀鬼、雞卜等迷信習俗；因以水為生而形成的嗜食海產生物的食俗；因生態(tài)環(huán)境而創(chuàng)造的干欄式巢居習俗；因仍處于父系氏族向奴隸社會的轉型期而殘存的母系、父系氏族社會生活。觀念、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等方面的不知有父，只知有母、鼻飲(用鼻吸喝水)手抓食物、父子同川而浴、穿著只有脖子處開口的套衣(卉服)、行成年禮時要鑿去兩只門牙(鑿齒);甚至吃頭生兒子來求多生后代(宜弟之俗)、捕人而食，以人肉為祭品；農業(yè)生產上極端原始的火耕水耨等等。
自秦漢以后，中原禮樂教化在嶺南原生民俗中產生了日益顯著的改造、融匯、整合作用。其中倫理道德方面，更因統治階級賦予刑法的權威性和強制性而顯得更為突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儒學精神貫串于漢民俗中，更使嶺南民俗納入了儒文化的軌道。
秦始皇統一全國后，曾多次出巡，每到一處，便刻石為頌，其中也夾雜一些有關移風易俗的法令，強迫全民遵守。如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巡游到浙江，登上會嵇山祭祀大禹后，刻石立碑，頌揚始皇功德。其中便說到：有夫棄子而嫁，背夫不貞無情。以禮分別內外，禁止縱欲放蕩，男女都應潔誠。丈夫在外淫亂，殺了無罪，男子須守規(guī)程。妻子棄夫逃嫁，子不認她為母，都要感化清正。治理蕩滌惡俗，全民承教化，天下沐浴新風(《史記·秦始皇本紀》)。
嶺南雖是新辟初郡，但因秦始皇的嚴刑峻法，無人敢于違抗，身為嶺南郡守的任囂、趙佗等官員，自然也會積極執(zhí)行。
漢初，劉邦初定天下，為攏絡民心，頒布了多項頗得人心的“圣旨”。其中之一是提倡敬老之風，規(guī)定凡年滿七十歲的老人，都可得到皇帝御賜的拐杖。嶺南時值趙佗為王的南越王國，也仿效漢王朝，由趙佗為七十歲以上老人賜杖，以倡敬老之風。在兩漢的四百多年間，嶺南的歷任各級官員中，極力推行儒家教化，以移風易俗的頗多。如東漢光武年間，河南修武人衛(wèi)颯任桂陽(今廣東陽山、連縣一帶)太守。他大興官學，設立婚姻的禮規(guī)，使當地“教化大行”(范端昂《粵中見聞》)。東漢和帝時，桂陽太守許荊，因感當地風俗脆薄，人民不懂禮義教化，便親自制訂了婚喪儀禮制度，使人民都能依禮行事。一次，許荊到耒陽縣行春，遇上兩兄弟爭財產打官司，許荊對這兄弟二人自責說：我荷負國家重任，卻未能教化子民，這是我的罪過。隨即吩咐文吏寫自罪文書，上報請罪，終于感化了爭訟著的兄弟倆，當場和解，并向許荊請罪(《后漢書·循吏列傳》)。光武帝時，九真太守任延，鑒于當地駱越族人沒有嫁娶禮法，婚姻關系混亂，人們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的情況，行文各縣，規(guī)定男20至50歲，女15至40歲，一律按年齡相匹配。因貧窮無法交納聘金的，由縣內各級官員節(jié)省俸祿支助。自后鄉(xiāng)民生下的子女，才知道自己的種姓。
兩晉以后，適逢自秦漢以后的第一次中原人南遷的移民高潮，帶來了漢族的禮義教化、風俗習尚，嶺南土著居民，深受薰陶。駐任嶺南的各級官吏，也積極推行儒文化。不少官員還親自主持為“孝子”、“烈女”、“節(jié)婦”掃墓、旌表、立坊碑、建祠廟。這是一次帶有決定意義的移風易俗。正如明嘉靖《廣東通志》所說：“自漢末建安至于東晉永嘉之際，中國之人，避地者多入嶺表，子孫往往家焉。其流風遺韻，衣冠氣習，薰陶漸染，故習漸變而俗庶幾中州?！庇纱丝梢?，嶺南民俗作為一種文化基本形態(tài)，實際上是與嶺南整體文化的轉型大致同步，而且是以漢民俗文化為主體的。嶺南民俗文化與漢族民俗文化的深厚淵源，自秦漢始，至南北朝分裂狀態(tài)結束，已有超過800年的歷史。
(2) 嶺南民俗文化的主要特征
嶺南民俗文化具有漢民俗的主要表征和內涵，但又具有鮮明的獨特風采，處處體現著自成一格的特征。
一是秾麗多姿的嶺南風情。嶺南大地全年草木常青，四季鮮花飄香，景色迷人。既有風光險峻雄奇、山歌處處的客家村寨，也有河川交錯，稻浪翻波的潮汕平原；既有魚塘桑田、紅荔如火的珠江三角洲，也有微帶異域情調、風情萬種的僑鄉(xiāng)，也有港灣如新月、漁船進出繁忙的南海漁村；既有繁華熱鬧的南國名城，也有椰林搖曳、檳榔飄香的南海明珠……真可以說是七彩繽紛，風情萬種，蘊含著無限詩意和浪漫情懷，處處散發(fā)著不同于內地的誘人魅力。
二是古南越族民俗的情調和氣質。南越族雖然早已在民族融合中消亡，但作為民俗文化的某些因素，卻仍然可以通過傳承、變異、演進等無形的渠道，不同程度地保存下來，甚至延續(xù)至今，不僅表現在日常生活、生產等民俗事象上，而且滲透到嶺南人的潛意識中，造就了嶺南人勇猛慓悍、坦蕩不羈、不易拘束、務實重信的氣質和性格。這一特征，使嶺南民俗往往與漢民俗出現顯而易見的差異，而且更多地表現為對以儒學為主導的漢民俗的“離經叛道”的傾向，較之漢民俗更具反叛性和靈活性。
三是多元的民俗兼容性和開放性。嶺南民俗文化在形成過程中，不僅以開放、兼容的姿態(tài)接納了漢民俗，而且也以同樣的姿態(tài)接納了楚民俗、吳越民俗和閩民俗。更應注意的是嶺南悠久的與海外交流的歷史。從先秦以來嶺南人便在茫茫大海中探索，并與南洋諸島國居民實現著文化交流。秦漢以后，嶺南的海外交流更日益頻繁，交往的地域也越來越遙遠廣泛，從印度支那半島、南洋諸島而印度、阿拉伯、地中海，直至東非。漢唐時明顯受印度、阿拉伯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的影響。明清以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興起，殖民主義潮流泛濫，嶺南首當其沖，也因此而得西方風氣之先。西方民俗也先是在澳門、香港，繼而在沿海地區(qū)無聲地滲入，加上歸國華僑回鄉(xiāng)定居日多，西方民俗的某些生活習俗、甚至價值觀念，自本世紀30年代以后，逐漸滲入到嶺南民俗中，使嶺南民俗或多或少帶有異域的“洋味”風情。
嶺南民俗多元的兼容性、開放性特點，使嶺南人對民俗的新事象更易于接受，從而賦予嶺南民俗更活躍強勁的生命力。嶺南民俗也因此而更富于變異性和開拓性，往往因此而不惜棄舊迎新。
嶺南民俗文化，既有精華，也有糟粕。總的說來是健康的。大多數的民俗，都是嶺南人民長期社會生活的積累與升華。其中有記錄嶺南先民開基創(chuàng)業(yè)的史詩式的傳說、遺跡；有反映人們對美好生活無限熱愛向往的理想情懷；有的留下飽含血淚的掙扎和反抗；有的充分表現嶺南人民作為龍的傳人的無限忠貞和自豪。最有特色的是反映嶺南風情的日常生活習俗和表現嶺南人民開拓、冒險、創(chuàng)新精神的風尚愛好：那馳名世界的飲食文化，為反抗封建婚姻制度而形成的“哭嫁”、“童養(yǎng)媳”、“不落家”、“自梳”等等不和諧的婚姻變奏曲，為銘記嶺南及中原杰出人物的歷史貢獻而形成的種種獨特習俗、古建筑傳說、歷史人物神化、仙化的浪漫傳奇式的節(jié)日活動和紀念方式……這一切，構成了嶺南民俗的豐富多姿，充滿南國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具有濃郁的生活美、人情美；構成嶺南民俗最有魅力的總體特色。我們將在以下各節(jié)中摘其精采，略加評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