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于器，不在于水?！蕡?、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華，惟好釋氏^①、老氏^②之教，武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jīng)，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車扈從，終日談論苦空^③，未嘗以軍國典章為意。及侯景率兵向闕，尚書郎已下，多不解乘馬，狼狽步走，死者相繼于道路。武帝及簡文^④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⑤在于江陵，為萬紐于謹^⑥所圍，帝猶講《老子》不輟，百寮皆戎服以聽，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縶^⑦。庾信^⑧亦嘆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賦》，乃云：‘宰衡^⑨以干戈為兒戲，縉紳^⑩以清談為廟略^??！耸乱嘧銥殍b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p>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童女數(shù)千人，隨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jù)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p>

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筑長城以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又誅戮李金才^?，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且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虛事，不足在懷?！?/p>

貞觀七年，工部尚書^?段綸奏進巧人^?楊思齊至，太宗令試，綸遣造傀儡戲具^?。太宗謂綸曰：“所進巧匠，將供國事，卿令先造此物，是豈百工相戒無作奇巧之意耶^??”乃詔削綸階級^?，并禁斷此戲。

〔注釋〕　①　釋氏：　指佛教，因佛教創(chuàng)始人釋迦牟尼的漢譯而有此稱。 ②　老氏：　一般多指道教，因為東漢末始創(chuàng)的道教假托老子為創(chuàng)始人。 ③　苦空：　苦和空都是佛教的常談，謂人生為苦，萬物為空。 ④　簡文：　梁武帝第三子蕭綱。武帝為侯景拘囚而餓死，蕭綱即位，不久也為侯景所殺。簡文是謚號。 ⑤　孝元帝：　梁武帝第七子蕭繹。侯景之亂時起兵討伐，于公元552年在江陵(今屬湖北)即位，后為西魏所殺。孝元是謚號。 ⑥　萬紐于謹：　梁承圣三年(554年)攻下江陵的西魏統(tǒng)帥，萬紐于是胡姓。 ⑦　縶(zhí)：　拘囚。 ⑧　庾信：　字子山。幼時聰敏，博覽群書。初仕南梁，善宮體詩，文章綺艷，與徐陵齊名，時號徐庾體。奉使西魏，未被放還。西魏亡，仕北周，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稱“庾開府”。因思念南朝，作《哀江南賦》，著稱于世。 ⑨　宰衡：　宰相。 ⑩　縉紳：　縉是插，紳是束腰的大帶，縉紳是把笏插進大帶。笏為大臣朝見君主時所拿的手板，用來記事及指畫。古代官員，垂紳插笏，又稱縉紳。 ?　廟略：　朝廷的謀略。廟，宗廟，指朝廷。 ?　入海求神仙：　指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入海至三神山求不死藥事。 ?　海側：　海邊。 ?　踟躕：　猶豫，徘徊。 ?　沙丘：　在今河北廣宗西北大平臺。 ?　“漢武帝”句：　漢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方士欒大見武帝，夸口道：“若用我，可以煉就黃金，解決黃河決口之患，可求得不死之藥，也可以為陛下招來神仙?！睗h武帝非常高興，就拜他為五利將軍，又把衛(wèi)長公主嫁給他。后來欒大因為誣罔罪被腰斬。 ?　胡人：　古代泛稱我國北方和西方的少數(shù)民族。 ?　胡床：　即交椅、交床，一種可以折疊的輕便坐具。 ?　令狐行達：　時任校尉，奉宇文化及之命殺死隋煬帝。 ?　李金才：　隋將，名渾，與宇文述有隙，被誣陷滅族。 ?　諸李殆盡，卒何所益：　當時有李姓人取代隋朝君臨天下的謠言，隋煬帝為此大殺李姓大臣、將領、士族等。但代隋而有天下的唐朝天子確為李姓人，故唐太宗說隋煬帝如此所為“卒何所益”。 ?　工部尚書：　工部為尚書省六部之一，掌山澤、屯田、工匠之事，其長官稱尚書。 ?　巧人：　巧匠。 ?　傀儡戲具：　傀儡，木偶。相傳漢高祖劉邦被匈奴冒頓可汗圍困在平城，漢高祖謀臣陳平得知冒頓妻閼氏生性妒忌，就造木偶人，穿衣打扮成美女，在城墻上跳舞。閼氏一見，擔心冒頓攻下城后，會收納為妾，就引軍而退。其后木偶被改造為演戲的道具。 ?　是豈百工相戒無作奇巧之意耶：　這難道就是官府工匠相互告誡不要制作奇巧怪異之物的意思嗎？ ?　階級：　官階、品級。

【鑒賞】　唐太宗認為，國君要謹慎對待自己的愛好，是本篇的主要內容。

唐太宗引用古人“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于器，不在于水”之語，來闡發(fā)上行下效的道理。君主的言行對臣民是有示范性的。在上位的人有什么愛好，下面的人就會附和并夸大之；國君有什么愛好，會在社會上形成風氣。因此君主一定要謹慎對待自己的愛好。像秦始皇愛好奢華、漢武帝求神問仙、隋煬帝專信邪道、梁武帝嗜好釋老，結果都是誤國誤己。那么，君主應有什么樣的愛好呢？唐太宗認為，應該喜好“堯舜之道、周孔之教”。此語體現(xiàn)出唐太宗對儒、釋、道三教的不同看法及政策。

綜觀整個貞觀時期，唐太宗對儒、釋、道采取的基本政策是三教并用。但不是說三教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對此問題有必要結合歷史背景稍作分析。

唐太宗尊道是以重宗為由的。從唐高祖李淵開始，就以老子為李氏皇帝的遠祖，以此抬高皇族。武德八年(625年)，李淵親自到國子監(jiān)，正式宣布三教的地位：　道教第一，儒學第二，佛教最后。李世民即位后，延續(xù)了這一認祖的做法。貞觀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到弘福寺對佛教徒說：“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親，有生之本。故令在前?！?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丙)唐太宗青睞道教，目的是通過認祖來美化自己的統(tǒng)治。通過尊崇本土道教，證明自己在文化上屬于華夏本支而非“胡族”。還有另一種說法，認為唐太宗承認道教有報恩的心理因素。李世民與李建成爭奪帝位繼承權時，以法琳為首的佛教徒擁護李建成，以王遠知為首的道教徒則擁戴李世民。李世民為獲得支持力量，與道教徒是走得比較近的。李世民在發(fā)動玄武門之變前，讓已被逐出秦王府的房玄齡、杜如晦化裝成道士潛回府中，一起籌劃了事變大計?？梢酝茢?，當時秦王府日常多有道士出沒，所以化裝成道士才不會引人注目。唐太宗成功奪得帝位，內心對道教徒自然有感恩之心，支持道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他曾想重用王遠知，但王遠知固請歸山，太宗遂為其置太平觀。唐太宗雖青睞道教，但對道教并不是全盤接受的。如求仙之事，就認為“本是虛妄，空有其名”。對于以往國君醉心于“清談”、“玄學”，他更是持否定的態(tài)度，認為只會害人害己，梁武帝、孝元帝足以為鑒戒。

以法琳為首的佛教勢力在皇位繼承問題上偏向隱太子李建成，曾是唐太宗的敵對勢力。佛教雖為東漢傳入的胡教，卻善于與中國文化融合，擁有日益廣泛的群眾基礎。隋文帝楊堅、隋煬帝楊廣均崇信佛教，使得隋朝佛教迅猛發(fā)展，成為廣大民眾相當普遍的信仰。全國佛寺林立，僧尼眾多，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下至普通百姓，上至朝廷高官，崇佛的風氣很濃厚。唐初高級官僚中，不少人篤信佛教。如蕭瑀，襲先祖梁武帝的傳統(tǒng)，家族中有近20位男女出家。再如虞世南，為法琳《破邪論》作序。正因為此，唐太宗即位后，沒有簡單實行打壓佛教的政策。他很清醒地意識到，佛教在泯滅人們的對等級制度的不滿情緒上有它特殊的功用：“釋教慈心，均異同于平等?！?《唐太宗集·為戰(zhàn)陣處立寺詔》)佛教對維護統(tǒng)治是有穩(wěn)定人心作用的，唐太宗懂得“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斗，知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皆紛紛而群起矣”(本覺《釋氏通鑒卷第十一》)的道理。故唐太宗對佛教表現(xiàn)出寬容甚至是禮敬態(tài)度，目的仍然是利用它為自己的統(tǒng)治服務。但當佛教勢力強大到對皇權有所干擾時，唐太宗會立即警覺起來。貞觀八年(634年)，有人上書要求皇帝引“十大德”(10位高僧)上殿，并以天子身份參拜，大有政權要向教權低頭之勢。唐太宗以厭惡的口吻向長孫無忌等人提起此事，魏徵則當即引經(jīng)據(jù)典，駁回了佛教徒的建言。至于梁武帝沉迷佛教以至于滅國，唐太宗是絕對不允許自己犯同樣的錯誤的。

事實上，作為一個強調實用的帝王，唐太宗認為一切個人的偏好都要服從政治需要。他明確指出，為了國家利益，“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道教也好，佛教也罷，都只能被有限地加以利用和控制。不管道、佛如何排序，都無法動搖唐太宗內心對儒學的尊崇。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立孔子廟堂于國子監(jiān)，尊孔子為先圣，顏子為先師；選歷代著名儒生21人，一起配享于孔子廟堂；考定五經(jīng)，尊儒學為國學，等等(詳見《崇儒學》)，都充分表明了唐太宗尊崇儒學的態(tài)度。唐太宗把尊儒崇經(jīng)、推行仁政，定為了治國的根本方針。在他下令孔穎達撰《五經(jīng)正義》之后，經(jīng)學統(tǒng)于一尊，儒經(jīng)從文字到解釋都有標準本，違反它，就是違反朝廷。儒學的統(tǒng)一，進一步促使了其在三教中的主導地位。唐太宗在位期間，對釋、道都有利用之處，但他以入世的儒學為根本是無疑的。由于當時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去除虛妄、重視實際，所以在唐初的官吏中才能出現(xiàn)勵精圖治的風氣，才開創(chuàng)了“貞觀之治”的局面。

第四章記載了工部尚書段綸因引見巧匠制造木偶戲具而被降級一事，反映了唐太宗重道輕技的傾向。重視道德、輕視技藝，是儒家一以貫之的傳統(tǒng)。隋代哲學家王通對智而不仁有嚴厲的批評：“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文中子·天地》)“仁”為道德，是向善；“智”為知識，是求真。儒家并非排斥知識的獲取，但與人倫道德相比，求真就會黯然失色。人的知識是對客觀現(xiàn)象的認識和對現(xiàn)實秩序的把握，在以農業(yè)與手工業(yè)為主的封建社會里，知識的凝固和升華，常常是以制造器物的技藝表現(xiàn)出來的。因而技藝在儒家看來，是奇技淫巧、雕蟲小技，不屑一顧的。王通以為“任智”是國家不安定與盜賊叢生的根子，其所主張的是一種價值判斷，即重德輕技。唐太宗對虞世南的評價，重德輕技的傾向一目了然：“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任賢》)在以“仁術”治國、“所好者，惟在周、孔之道”的唐太宗看來，“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而已”，其他的事情“不足為懷”。對于能工巧匠的制作，他們的所長只是“奇巧”罷了，“不足在懷”。工部尚書段綸引巧匠楊思齊見唐太宗，被削職就是很正常的了。唐太宗的“重德輕技”，即便是今天看來，亦不乏警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