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劉以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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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鈴響的時候，陳熙躺在床上看天花板。電話是吳麗嫦打來的。吳麗嫦約他到“利舞臺”去看五點半那一場的電影。他的情緒頓時振奮起來，以敏捷的動作剃須、梳頭、更換衣服。更換衣服時，噓噓地用口哨吹奏“勇敢的中國人”。換好衣服，站在衣柜前端詳鏡子里的自己，覺得有必要買一件名廠的運動衫了。他愛麗嫦，麗嫦也愛他。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到婚姻注冊處去登記。他剛從美國回來，雖已拿到學位，找工作，仍須依靠運氣。運氣好，很快就可以找到； 運氣不好，可能還要等一個時期。他已寄出七八封應征信，這幾天應有回音。正因為這樣，這幾天他老是呆在家里等那些機構的職員打電話來，非必要，不出街。不過，麗嫦打電話來約他去看電影，他是一定要去的。現(xiàn)在已是四點五十分，必須盡快趕去“利舞臺”。遲到，麗嫦會生氣。于是，大踏步走去拉開大門，拉開鐵閘，走到外邊，轉過身來，關上大門，關上鐵閘，搭電梯，下樓，走出大廈，懷著輕松的心情朝巴士站走去。剛走到巴士站，一輛巴士疾駛而來。巴士在不受控制的情況下沖向巴士站，撞倒陳熙和一個老婦人和一個女童后，將他們壓成肉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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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鈴響的時候，陳熙躺在床上看天花板。電話是吳麗嫦打來的。吳麗嫦約他到“利舞臺”去看五點半那一場的電影。他的情緒頓時振奮起來，以敏捷的動作剃須、梳頭、更換衣服。更換衣服時，噓噓地用口哨吹奏“勇敢的中國人”。換好衣服，站在衣柜前端詳鏡子里的自己，覺得有必要買一件名廠的運動衫了。他愛麗嫦，麗嫦也愛他。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到婚姻注冊處去登記。他剛從美國回來，雖已拿到學位，找工作，仍須依靠運氣。運氣好，很快就可以找到，運氣不好，可能還要等一個時期。他已寄出七八封應征信，這幾天應有回音。正因為這樣，這幾天他老是呆在家里等那些機構的職員打電話來，非必要，不出街。不過，麗嫦打電話來約他去看電影，他是一定要去的?，F(xiàn)在已是四點五十分，必須盡快趕去“利舞臺”。遲到，麗嫦會生氣，于是，大踏步走去拉開大門……
電話鈴又響。
以為是什么機構的職員打來的，掉轉身，疾步走去接聽。
聽筒中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
“請大伯聽電話。”
“誰？”
“大伯?！?br>“沒有這個人?！?br>“大伯母在不在？”
“你要打的電話號碼是……?”
“三——九七五……”
“你想打去九龍？”
“是的?！?br>“打錯了！ 這里是港島！”
憤然將聽筒擲在電話機上，大踏步走去拉開鐵閘，走到外邊，轉過身來，關上大門，關上鐵閘，搭電梯，下樓，走出大廈，懷著輕松的心情朝巴士站走去。走到距離巴士站不足五十碼的地方，意外地見到一輛疾駛而來的巴士在不受控制的情況下沖向巴士站，撞倒一個老婦人和一個女童后，將他們壓成肉漿。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作。是日報載太古城巴士站發(fā)生死亡車禍。)

選自《小說月報》1984年7月

【賞析】 香港老作家劉以鬯先生在其主編的《星島晚報》副刊《大會堂》上，發(fā)表了這篇新穎別致的極短篇小說，立即引起了港島各界的論爭和關注。有人說，小說主人公死了，第一段是明證，第二段只是個“假設”,真為旦夕禍福的主人公之死惋惜。也有人說，主人公最后沒有死。第一段只不過是一“假設”,因他求職心切，錯接了一個電話，延遲了時間，救了他的命，錯得好。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兩種意見都把小說中的兩段故事一作實情一作假設。忽略了小說作為藝術既是從現(xiàn)實生活中來，又都是經(jīng)過作家藝術虛構而成的假定性世界。應該說兩段大同小異的情節(jié)合在一起，才構筑成這篇小說完整統(tǒng)一的自足的藝術世界。它以復沓、“重復”的富有凝重韻味的復合結構方式，寓含著“生命在于瞬間”的藝術意蘊，暗示出人生中偶然的因素也可以決定著一個人禍福和命運的哲理。
重復，是藝術上的大忌，特別是情節(jié)上的大段重復，往往標志著藝術上的單調和貧乏。然而，有意的重復，重復中顯出不重復，重復處見出作者獨特的藝術匠心，表現(xiàn)出異乎尋常的藝術魅力，則是藝術技巧的嫻熟與高超?！洞蝈e了》的可貴之處正在于重復中表露出作者別出心裁的創(chuàng)新才華。文中兩則相對完整的故事都寫同一主人公——從美國學成回港待業(yè)的大學學士陳熙接到女友的電話，相約同去某電影院看電影。他打扮停當，拉開大門，走到巴士站，巧遇失控的巴士，把站上的老婦、女童撞倒，發(fā)生嚴重車禍。第一則的結局主角陳熙也和巴士站上的老少兩人同時罹難，被壓成肉漿，釀成死的悲劇。第二則則加上一個偶然性因素，正當陳熙拉開大門，忽然電話鈴響了，他急忙返回家接電話，原來是一個想往九龍找人的女人打錯了電話，延誤了一、二分鐘時間，當他趕到巴士站時，恰巧剛發(fā)生過這起車禍，壓死了老婦和幼童。主人公卻幸免于難，很平安地去和女友相見，獲得了生的存在。而這個偶然性因素就是時間上的誤差。作為敘事藝術的微型小說，總是離不開具體人物、事件所處的具體時間、空間。人物在特定的時空內活動，必然產(chǎn)生相應的結局。如果其中的時間因素發(fā)生了變化，將會引起這個自足系統(tǒng)內其他因素的重新組合，導致質的嬗變，產(chǎn)生不同的結局。所以英國作家伊利莎白·鮑溫在《小說家的技巧》中精辟地論述說：“時間是小說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我認為時間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凡是我所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說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對時間因素加以戲劇性的利用的”。這篇小說就是利用“打錯了”這個偶然插入事件，對時間作了重新的調整和分配，才產(chǎn)生死與生兩種不同的結局。可見，時間在這里，扮演著何等重要的角色。
偶然性，在這篇小說里則是一位更為活躍的關鍵性角色。有了它的參預，可讓主人公由死而變生，改變他的命運。小說家總是抓住這個角色從而敷演出生動奇異的藝術來。但是，偶然性這個不確定的閃爍朦朧的角色，正如作品中“打錯電話”這一意外性事件，也仍然包含著必然性的因素。凡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一般說來又會受到內、外部必然性的支配。從主人公的內因看，他走出大門聽到電話鈴響，如果不是這幾天老呆在家里等那些求職處的電話，他不會那樣敏感地掉轉身、疾步折回去接聽。從中反映出他求職的艱難。從外因看，香港這個大環(huán)境中，車禍已經(jīng)成為社會的一個公害。寫這小說的當天，作者所處太古城就發(fā)生車禍，觸發(fā)了靈感，疾思成篇，因此，即使主人公陳熙沒有遇上，也會有其他張熙、王熙遇上此類不幸，所以，主人公的偶然性不同遭際正是社會生活的必然反映，偶然中寄寓著必然性的內核，蘊含著哲理的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