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各派都聲稱自家學說接續(xù)了道統(tǒng)。道統(tǒng)既然要由孟子那里接續(xù)，所以理學家都是尊孟的。由此可以看出宋、明儒學與漢、唐儒學之不同。漢、唐儒者往往尊尚荀學，而冷落孟學，宋、明儒者則冷落荀子，抬高孟子的地位。因而荀學中的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性惡、禮偽諸說皆見擯于理學，而孟子的天人合一、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義利之辨等思想?yún)s普遍為理學家所認同?？傊韺W各派都是以思、孟一系儒學為主，并以各自方式融會佛、老心性理論形成的。這種理論來源及其結合方式內在地決定了理學的思想特點。
社會在其文明的發(fā)展過程中，階級的分化，貴賤貧富的懸殊差別，在任何時代都會造成人們心理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的心理狀態(tài)在“士”這樣的知識階層中表現(xiàn)尤為敏感和突出。古代所謂“士”,本都是政治舞臺上的競逐者，而在許多時候，仕途險惡、世態(tài)炎涼、人情反復、命運無常，造成知識階層的精神痛苦，所謂“人生識字憂煩始”,這種時候，知識階層的思想中出現(xiàn)價值觀念的危機，他們經常反?。喝说纳囊饬x究竟是什么？ 這種不平衡的心理狀態(tài)怎樣才能得到安寧？ 應該說，這種精神上的病態(tài)是極為普遍的，由此而有“安身立命”的哲學需求。從這種意義說，佛教、道教、儒學都有其存在的意義。所不同的是儒學回避了宗教神學的迷信路線，采取了倫理道德的理性路線。儒學所采取的是一種入世的態(tài)度，不是佛、道那種出世的態(tài)度。出世畢竟不是人生的康莊大路。
理學繼承孔孟儒學的傳統(tǒng)，在宗教神學與世俗功利之學之間取一中道，高揚儒家的道德精神，把它作為一種宇宙精神、一種信仰對象來看待。
理學是一種信仰，但不是宗教。宗教往往有進入另一美好世界(天堂、仙境、極樂世界等)的引誘和許諾，而理學卻沒有。那么理學靠什么建立起信仰的呢？這個問題很重要。
我們似乎可以肯定，人們的精神本性，有一種使自我提高向上的企求。人在未涉世俗的青少年時期，這種企求往往表現(xiàn)為對英雄偉人的崇拜和向往。可是一進入世俗社會，這種精神向上的企求，便會被現(xiàn)實的物質欲求所纏縛和消磨。當從前的美好幻想破滅的時候，他的心靈上或許會掠過一絲絲的悲哀，但很快又被現(xiàn)實的困苦、憂煩所掩埋。然而人們希求精神解脫的愿望并沒有泯滅，宗教便是利用這種心理對人們加以引導的。
理學繼承了儒學的傳統(tǒng)，它對人們的引導采取了另外的形式，它不像一般宗教那樣去渲染現(xiàn)實的困苦和憂煩，而是倡導一種高尚的精神生活。
理學是一種“學圣人”的思想運動。在中國人的文化傳統(tǒng)中，一般的英雄、偉人并不在話下，最崇高的是圣人。圣人是道德與智慧的最完美的典型。在漢代，圣人曾被說成是“前知千歲，后知萬世”,“不學自知，不問自曉”的神人。理學家則認為，圣人也是人，提出“學以至圣人”,要自己和別人按照圣人的榜樣去塑造自我。理學家以“圣人”為學習的目標，因而在精神上不懈地努力，以完善自己的道德品格。而道德修養(yǎng)的自覺性，則有賴于對道德本身的信仰，因此理學家全部理論都集中在為儒家倫理學說安置一個崇高至上的道德本體——天理或良知。海闊天空，鳥飛魚躍，四時佳興，人倫日用，使人時時處處感覺到天理流行、良知萌露，處處感到自己與“道”同在。這是一種既現(xiàn)實而又超現(xiàn)實的精神境界，理學家浸潤其中，自得其樂。
理學家對于“道”的篤誠追求，是理學的生命力所在。從理學的創(chuàng)始者那里，我們可以體驗到他們的人格理想的感召力。以周敦頤為例，他砥修廉隅的品格，“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操，“胸襟灑落，如光風霽月”的氣象，本身就是一首詩。這種境界，就像人由污濁的名利場中，突然投身到大自然的懷抱，沐浴著春風清泉，蕩滌盡一切憂愁、煩惱，灑灑落落，使人感到一種人性的復歸，認識到人之所以為人的真正價值。理學不是一個純粹的知識系統(tǒng)，但卻是一個貫徹一切的道德價值體系，因而理學家體認世界、人生的思想境界就體現(xiàn)在人倫日用的生活實踐之中。
理學高揚儒家的道德精神，在回應佛、老思想挑戰(zhàn)方面算是成功的。但由于其理論來源的先天缺陷，它也埋伏了導致自身衰亡的因子。
理學的信仰既然建立在道德本體之上，那道德本體一旦被懷疑，便有可能動搖理學的理論根據(jù)。例如朱熹的“性即理”說，竟然經不住一個年輕門人——甘節(jié)的直率提問：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 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乎嬰孩，高談每及于性命？ 與眾人曰：他只管來這里摸這性，性若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為五教，孝于親，忠于君。又曰：必有本，如惻隱之類，知其自仁中發(fā)；事得其宜，知其自義中出；恭敬，知其自禮中出；是是非非，知其自智中出；信者，實有此四者。眼前，無非性，且于分明處作工夫。又曰：體不可得而見，且于用上著工夫，則體在其中。次夜曰：吉甫昨晚問要見性中仁義禮智，無故不解發(fā)惻隱之類出來，有仁義禮智，故有惻隱之類?！?《朱子語類》卷一一五)
“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甘節(jié)一問，捅到了孟學以及理學的要害，朱熹始則惱怒，繼之說而又說。他所解釋的不外這樣一個意思：性體不可得而見，人們可以由惻隱之心的發(fā)明推知心本有仁之理。這樣的回答顯然是無力的。這個疑問仍然存在。
理學要人提升道德品格，直至達于圣人的境地。而要提升道德品格，就要排除功利之心。所以理學始終與功利主義相對立。理學是一種道德至上論。就此而論，可以說它繼承了孔孟的“道統(tǒng)”。孔、孟生當春秋戰(zhàn)國爭亂之世，他們是極富悲憫情懷的偉大思想家，他們反對以“力”把持天下，以戰(zhàn)爭解決問題，主張“禮讓為國”,建立“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的社會和諧秩序。這是一種極富遠見的人類生存智慧。但在當時，弱肉強食，許多弱小國家亡國在即，孔、孟的道德說教被看作迂腐之談?？?、孟重視“德”化，對于“力”則過于忽視。理學家也有同樣的傾向，兩宋、明朝之亡，真正原因未必在于理學，但理學家臨事無能為力，儒家學者不能不為此深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