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波伏瓦是法國著名的小說家、哲學家、隨筆作家和社會活動家，法國女權主義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1908年1月9日，波伏瓦出生于法國巴黎。在巴黎大學獲得哲學學位。1929年，21歲的波伏瓦結識了后來獲得諾貝爾獎的小說家和哲學家讓-保羅·薩特，從此直到1980年薩特去世，他們一直是學術和生活上的朋友和伴侶。1931年到1944年，波伏瓦曾在幾所中學里教過書，這期間她對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不太關心，只專心于文學。她的第一本小說《女客人》發(fā)表于1943年。德國占領時期她失去了工作，她與薩特只能靠寫作維持生計。1954年，她的小說《一代名流》獲龔古爾獎，這部作品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法國知識分子的境況。她的最著名的著作《第二性》首次發(fā)表于1949年，后來被譯為多種文字。
波伏瓦的政治生活是與薩特分不開的。1940年，由于法國被納粹德國戰(zhàn)敗，薩特旗幟鮮明地參加了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政治活動。他試圖通過編輯評論雜志《現(xiàn)代》和組織民主與革命集團（據(jù)波伏瓦講它是介于改良主義的小資產(chǎn)階級進步派和革命無產(chǎn)階級之間的一股中間力量）來影響戰(zhàn)后的歐洲秩序。它的最初目的是建立獨立于兩個集團的社會主義的歐洲。在冷戰(zhàn)使得中B立主義不可能的情況下，薩特與波伏瓦倒向了當時的蘇聯(lián)，以表明他們與被壓迫者站在一起。但是1968年華沙條約部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他們與前蘇聯(lián)斷絕了關系，不再去前蘇聯(lián)訪問。后來兩人日益卷入了反對殖民主義的第三世界“解放運動”中；他們反對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政策并在“121宣言”上簽名。為了表明他們反對越南戰(zhàn)爭的態(tài)度，兩人一起參加了于1967年在哥本哈根舉辦的貝特蘭·羅素戰(zhàn)犯法庭，判決美國政府犯有滅絕種族罪。1968年法國發(fā)生了學生造反運動，波伏瓦與薩特給予了積極的支持，并由此而支持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雖然她與薩特都沒參加過任何政黨，但是波伏瓦強調(diào)說：創(chuàng)造一個能夠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先鋒隊是完全必要的。
波伏瓦特別關心婦女和老年問題。就這些問題她寫過《第二性》、《老年》、《而立之年》等書。波伏瓦起初并不以女權主義者自居。她認為如果把女權主義者定義為“專門為女權要求而斗爭”，那么她并不認她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因為她認為還有許多比女權更重要的問題。不過到了70年代，她同女權主義密切地結合了起來，開始把婦女問題看做是主要問題。
同薩特一樣，波伏瓦也認為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有一致之處，并試圖把它們結合起來。波伏瓦指出：同存在主義一樣，馬克思主義也把具體的個人置于“歷史和經(jīng)濟世界的‘情境’中”。造反活動包含著對現(xiàn)有階級狀況的否定，從而提出了一種新的生存狀態(tài)和一套通過這種選擇獲得意義的價值觀念。不過，對波伏瓦來說，人的意志不僅僅是客觀條件的反映，無論他或她的個人的、階級的或社會的狀況如何，起來造反的個人只能靠自己作出決定。波伏瓦的晚期著作《長征》和《言論與行動》更加強調(diào)社會經(jīng)濟結構，強調(diào)個人兒童時代的經(jīng)歷是選擇和行為的決定因素。
波伏瓦也把自由設定為自我選擇的目標和根據(jù)。不過，她認為真正的自由不可能是個人的任性，因為個人只能通過他與世界以及其他個體的關系加以規(guī)定，因而依賴他人為其打開未來的大門，并幫助或阻撓他實現(xiàn)自己的計劃。一個人的自由不可避免地要同一切人的自由聯(lián)系在一起。相反地，壓迫必然受到一個人或一切人的反對，因為它把人貶低為物。政治活動的目的是為被壓迫者打開自由的大門，以便使自由可以受到無約束的選擇；因此，惟有道德的政治選擇才是對被壓迫者的支持。不過，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注意革命的手段，避免因為個人的一時沖動而使得整個政治活動轉而成為反對個人而不是為他們服務的活動。
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探索了婦女作為第二性別的一般狀況：婦女有可能成為獨立的主體，但為了實現(xiàn)其女人的特性、滿足性的要求以及維持生存，她必須放棄她的自由選擇的計劃，并且在這個由男人規(guī)定的世界上把自己變成一個客體，變成男人的犧牲品。波伏瓦認為，女人的特性是社會造成的。生物學并沒有決定女人的命運，并非要把她們列入一個從屬的位置。另外，女人往往認為她們自己是由男人規(guī)定的，而不是按照她們自己的真實性質規(guī)定自己。不過，女人的一般狀況是人類的情形決定的，因為它是在歷史上形成的。男人一直能超越他們的種或動物性存在而尋求計劃，通過計劃塑造未來，敢冒生命危險，而女人則總擺脫不了重復著的動物生態(tài)。女人和男人一起贊美男子漢氣質的價值優(yōu)越性，這倒也算公正。但沒有她們自己的價值或沒有她們自己的歷史，她們依然局限在男人劃定的圈子里。按照波伏瓦的說法，一切意識形態(tài)都是男性的，一切男性的意識形態(tài)都傾向于證明壓迫婦女有理。由于社會化過程在最早的童年就開始了，女人被教導去接受并消化這些意識形態(tài)因而同意對她們的壓迫。
為了能夠完成女人的天職，青年女子受到的教育是做到“軟弱、不才、柔順”，保養(yǎng)其外貌，以便作為男人的性的對象，并從而通過婚姻獲取一個可靠的社會和經(jīng)濟地位。由于既要求性欲的滿足和愛情，又不愿意成為犧牲品，青年女子往往過分自相矛盾以致不能抗拒這種社會壓力。然而在婚姻中性交不再能自由地選擇，而是成為一種慣例。妻子失去了她在世間的獨特性，家庭成了她惟一的場所。如果母親本身不幸福，她就往往通過孩子尋求補償，同樣地壓迫她們。只有到了中年，擺脫了家務以后，女人才能再次獲得自由，但這時自由對她已經(jīng)沒有用處了。由于社會不允許她們有所成就，所以許多婦女徒勞地“通過自我陶醉、性愛或宗教”尋求她們的真實存在。獨身女子拒絕委身于男性，但也不愿意放棄她們的性生活。因此，她們依然對未來的職業(yè)和性生活持懷疑態(tài)度。
波伏瓦否認有任何“女人的”本性或特征之類的東西。如果女人獲得解放，她一定成為全面的人，發(fā)展與男人的關系，自由地工作。社會主義承諾了性的平等，但并沒有完全實現(xiàn)它。波伏瓦在其自傳的最后一章寫道：“總之，我過去常常認為，階級斗爭比兩性之間的斗爭要重要?，F(xiàn)在我認為兩者應該一起進行”。
波伏瓦的上述許多思想既成為當代激進女權主義的理論基礎，也成為后現(xiàn)代女權主義的一個思想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