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日休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汴河，今人稱為大運河，即隋煬帝時疏浚開掘的通濟渠，因其主干在汴水一段，故唐以來，人們習(xí)慣上呼為汴河。隋大業(yè)元年，煬帝發(fā)民工百余萬人修通濟渠，因耗費過大，加之煬帝乘興南游江都，勞民傷財，隋之亡國也隨著運河的開掘接踵而至，唐詩人憑吊古跡，多就這一歷史發(fā)表自己的見解，并以此借古鑒今。本詩在眾多詠汴河作品中，以其客觀公正的歷史眼光評判古人功過，不作矮子觀場語，不發(fā)人云亦云之辭而著稱后世，顯示了詩人以詩論史的出眾才華。

詩開篇即云：人們眾口一辭認定隋之亡國是因開鑿汴河引起的?！氨M道”二字，指出汴河亡隋已是天下公論，鐵案難翻，仿佛作者亦持此論。次句筆鋒突轉(zhuǎn)，“至今千里賴通波”，字字以不可動搖的事實擺出了汴河修成后澤潤后世之利，在漫長的時間(“至今”)和廣闊的空間(“千里”)中，汴河已成為國計民生不可或缺的水利設(shè)施和交通要道(“賴通波”)。這人所未發(fā)的新穎之論，令人耳目一新，人稱“翻案法”，但它又非作者故意標(biāo)新立異、嘩眾取寵，而是深思熟慮的結(jié)果。在《汴河銘》中，作者指出：“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復(fù)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zhuǎn)輸，其為利也博哉”，詩人評判歷史功過，立足于“利”、“害”二字，汴河之利，后世共睹，利大于害不言而喻，那么，運河修建之功應(yīng)該肯定，鐵案就這樣輕輕被詩人推翻。但隋之亡國確與汴河有涉，這又當(dāng)如何解釋？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這兩句專論隋煬帝功過。隋煬帝開運河的動機何在？或云通江、淮漕運，或云以觀下情，或云伐高麗，或云為巡幸滿足私欲，平心而論，諸種因素都有。不過，隋立國未久，開鑿運河巳耗巨資，煬帝復(fù)又三番南游，運河的真正價值在隋不曾顯示出來，隋亡已至。詩人以“若無”為前提，假設(shè)出一個與大禹論功的條件，欲奪先予，將煬帝修河功績放到極高之處，然“水殿龍舟”之事，在煬帝的荒淫本性支配下，不可能不發(fā)生，并且已是陳跡，既然如此，煬帝又豈能與大禹相提并論！這兩句詩寫得極好，它用了兩種品德的反襯，在“春風(fēng)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隱《隋宮》)乘興南游的煬帝，和衣衫襤褸，勞身焦思，治水十三年過家門不入的大禹事跡兩組鏡頭對比下，褒貶之情昭然若揭，可謂神筆所至，入木三分。

吳喬說：“古人詠史，但敘事而不出己意，則史也，非詩也”(《圍爐詩話》)，皮日休充分運用了詠史詩的特質(zhì)，以形象之筆，“于作史者不到處別生耳目”(《唐音癸簽》)，既批判了隋煬帝的私欲，又肯定了大運河的開鑿。這種以詩論史，而注重形象，不落俗套的技藝，正說明了詩人對七絕詠史的駕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