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派是南宋后期的詩歌流派。江湖派之名是由南宋書商兼詩人的陳起刊行《江湖集》(指《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續(xù)集》、《中興江湖集》等詩集)而來。江湖集中的作者有一百多人，其中大多是一些落第文士，因功名不成，政治上又沒有地位，于是只好流轉(zhuǎn)江湖，以文字游食四方。江湖派的作者比較雜，但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生活接觸面比較狹，對政治不甚關(guān)心，只希望在文學上有所成就，以贏得時人的賞識，近于所謂“狷者”。一類是生活接觸面比較廣，對當時南宋的政治形勢比較關(guān)心，愛好高談闊論以博取時名，近于所謂“狂者”。
永嘉四靈影響的擴大，逐漸形成了與江西詩派相對立的又一支詩歌流派——江湖派。永嘉四靈以“唐詩”樹幟，排斥江西詩派，他們的詩歌針對江西詩派的末流而發(fā)，順應了當時詩風亟待改革的文學潮流，故響應者甚眾。清人全祖望《宋詩紀事序》說： “乃永嘉徐、趙諸公以清虛便利之調(diào)行之，見賞于水心，則四靈派也，而宋詩又一變。嘉定以后，《江湖小集》盛行，多四靈之徒也?！?《鮚埼亭集·外編》)這段話不但對永嘉四靈在宋詩發(fā)展中所居的地位作了比較客觀的估價，而且指出了永嘉四靈廣泛影響的結(jié)果，產(chǎn)生了江湖派。當時，一般江湖派詩人大多崇尚賈島、姚合，推崇永嘉四靈，并向他們學詩。江湖派中的著名詩人劉克莊《林子顯(詩)序》感慨地說： “惜湖山寂寞，不及與四靈上下共論”。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二說： “后村晚節(jié)飽滿四靈。”清人紀盷解釋說： “‘飽滿四靈’，猶曰撐腸拄肚，礧是四靈語耳，此蓋當日方言?！边@就十分清楚地道出了劉克莊在創(chuàng)作上與永嘉四靈的密切關(guān)系。江湖派的另一位著名詩人戴復古，與永嘉四靈的關(guān)系也十分密切。南宋趙希意說趙師秀曾“與天臺戴石屏講明句法”(《南宋群賢小集·適安藏拙余稿》跋)。戴復古《哭趙紫芝》詩云： “憶在藏春圃，花邊細話時?！庇纱丝梢姡鲝凸排c永嘉四靈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也有過一番共同的探討。從以上的記載中，十分清楚地說明了劉克莊、戴復古等江湖派詩人，與永嘉四靈的密切關(guān)系和創(chuàng)作上所受的影響。在永嘉四靈的家鄉(xiāng)，這種現(xiàn)象就更為突出了。南宋王綽《薛瓜廬墓志銘》說： “永嘉之作唐詩者首四靈。續(xù)靈之后，則有劉詠道、戴文子、張直翁、潘幼明、趙幾道、劉成道、盧次夔、趙叔魯、趙端行、陳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從容指論，則又有瓜廬隱君薛景石者焉?！^諸家后，又有徐太古，陳居端、胡象德、高竹友之倫。風流相沿，用意益篤。永嘉視昔之江西幾似矣，豈不盛哉！”(《南宋群賢小集·瓜廬詩》附)這里所例舉的十余位詩人中，大多是江湖派的知名作家，在今天所存的江湖派總集中，還能看到他們的作品，其陣營真可謂不小。由此可見，永嘉四靈對江湖派形成的廣泛影響。
江湖派最著名的作家有戴復古、劉克莊、方岳等人。
戴復古(1167—1250？ )字式之，號石屏，浙江黃巖人，著有《石屏新語》、《石屏集》、《石屏詞》。他一生沒有做過官，長期浪跡江湖，除四川外，他的足跡幾乎遍及了當時中國南部的各個重要地區(qū)。在《論詩十絕》中，他不滿當時文人流連光景、字句雕琢和以文章為戲謔的作風，強調(diào)詩歌的獨創(chuàng)性與健筆縱橫，主張重視作品的現(xiàn)實性與社會作用。因此，他十分推崇初唐
的陳子昂和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杜甫，寫下了不少反映現(xiàn)實的詩篇。如《淮村兵后》：

小桃無主自開花，煙草茫茫帶晚鴉。
幾處敗垣圍故井，向來一一是人家。

又如《庚子薦饑》：

餓走拋家舍，縱橫死路歧。
有天不雨粟，無地可埋尸。
劫數(shù)慘如此，吾曹忍見之！
官司行賑恤，不過是文移。

這兩首詩，描寫了兵后的蕭條和饑荒的慘象，揭露了金人入侵的罪惡與官司賑濟的欺騙性。
戴復古也曾向陸游學詩，他的《石屏詩集》里有不少抒發(fā)愛國情思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陸游的愛國主義精神。如他的代表作《聞時事》：

昨報西師奏凱還，近聞北顧一時寬。
淮西勛業(yè)歸裴度，江右聲名屬謝安。
夜雨忽晴看月好，春風漸老惜花殘。
事關(guān)氣數(shù)君知否，麥到秋時天又寒。

此詩揭露了南宋聯(lián)合蒙古貴族滅金之后，統(tǒng)治集團為這回光返照的虛假勝利所陶醉，搞什么論功行賞，指出了這一虛假的勝利是不可靠的，跟著來的將象麥秋寒雨一樣，必然是國家遭到更大的危機，十分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后期的政治形勢。
又如《江陰浮遠堂》：

橫崗下瞰大江流，浮遠堂前萬里愁。
最苦無山遮望眼，淮南極目盡神州。

此詩健筆縱橫，氣勢雄渾，隱寓南宋淮河自守、中原不能收復、英雄為之愁嘆之意。與他的“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淚”(《頻酌淮河水》)，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們的寫景詩，不但形神兼?zhèn)?，而且極富情趣，如描寫江村晚景的《江村晚眺》：

江頭落日照平沙，潮退漁船閣岸斜。
白鳥一雙臨水立，見人驚起入蘆花。

因此，方萬里跋：“石屏詩清健輕快，自成一家”。
劉克莊(1187—1269)，字潛夫，號后村居士，莆田(今福建莆田縣)人。宋理宗淳祐中特賜同進士出身，任史事，累官秘書監(jiān)、工部尚書兼侍讀。劉克莊不僅是成就最高的辛派詞人，也是繼承陸游愛國主義傳統(tǒng)的重要詩人。他少年時曾在軍隊里生活，平生足跡遍及江淮、兩湖、嶺南等處，仕途上屢遭挫折，經(jīng)歷和陸游相似。他早年的詩歌明顯沾染了江湖詩人的習氣，南宋江河日下的現(xiàn)實，促使他后來轉(zhuǎn)向?qū)W陸游?！巴砉?jié)初寮集，中年務觀詩”(《前輩》)，“憂時原是詩人職，莫怪吟中感慨多”(《八十吟十絕》)，正是他內(nèi)心世界的真實自白。他著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收入大量的詩、詞、散文。他的詩，初受永嘉四靈的影響比較大。他雖宗賈島、姚合，但還溶合了晚唐諸家，如許渾 王建、張籍，還摹擬過李賀的樂府詩而能近似。他既感江西派“資書以為詩失之腐”，又嫌晚唐體(實指四靈與江湖派)“捐書以為詩失之野”。因此，劉克莊十分推崇梅堯臣、陸游，把他們視為宋代詩歌的集大成者。他說： “然謂詩至唐猶存則可，謂詩至唐而止則不可。本朝詩自有高手。李，杜，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陸，本朝之集大成者也。”(《跋李賈縣尉詩卷》)于是，他在晚唐體輕快之詩中嵌入典故成語，組為精巧的對偶，他不但學了陸游的“好對”、“奇對”，還接受了陸游的現(xiàn)實主義和愛國主義傳統(tǒng)，其成就比戴復古高。他的《北來人》、《戊辰即事》，揭露了南宋王朝的妥脅誤國；他的《筑城行》、《開壕行》、《軍中樂》、《苦寒行》，揭露了工役之間、將軍與士兵之間的嚴重不平等；他的《運糧行》、《書事》，不但反映了人民所受的深重苦難，而且也表達了他對繁重賦斂和征役的痛恨；他的四首七絕《贈防江卒》，一方面譴責和諷刺了統(tǒng)治集團的腐朽與失策，表示了他對國事的深切憂慮；另一方面仍安慰營中少婦和鼓勵沙場上的壯士奮勇殺敵，為國立功。劉克莊的詩歌，為我們真實地描繪出南宋后期的社會畫面：京師貴官是“朱門日高未啟關(guān)，重重幃箔施屏山”；勞動人民是“遺民如蟻饑難給，俠士如鷹飽易揚”；邊城守將是“更闌酒醒山月落，彩縑百段支女樂”；寒風中的傷兵是“夜長甲冷睡難著”，“無錢得合金瘡藥”，這些戍邊者的遭遇是“白棒訶責如風雨”，“役兵大半化為鬼”。作者通過這些色彩對照強烈的畫面，對統(tǒng)治者花天酒地的亨樂生活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對人民與士兵的命運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直寫時事的作品如《戊辰即事》：

詩人安得有青衫？今歲和戎百萬縑！
從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樹養(yǎng)吳蠶。

又如《書事》：

人道山東入職方，書生膽小慮空長。
遺民如蟻饑難給，俠士如鷹飽易揚。
未見馳車修寢廟，先聞鑄印拜侯王。
青齊父老應垂涕，何日鸞旗駐路旁？

這些詩譴責了統(tǒng)治者的腐朽與無能，反映了戰(zhàn)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與災難，表達了作者對時事的憂慮與憤懣。
此外，作者在登臨、游歷、詠史、詠物的詩篇中，如“書生空抱聞雞志，故老能言飲馬年”(《瓜洲城》)，“穴蟻能防患，常于未雨移……誰為謀國者，見事反傷遲”(《穴蟻》)等句，也往往托物寓意或借古諷今，從這些作品看，他的確不愧為南宋后期陸游的最好繼承者。
他的詞集有《后村別調(diào)》，又名《后村長短句》，風格上學辛棄疾，以傷時感亂之作見稱于世，但不如辛詞深刻精警。其代表作如《賀新郎·送陳真州子華》：
北望神州路，試平章這場公事，怎生分付。記得太行山百萬，曾入宗爺駕馭。今把作握蛇騎虎。君去京東豪杰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談笑里，定齊魯。兩河蕭瑟惟狐兔，問當年祖生去后，有人來否？多少新亭揮淚客，誰夢中原塊土，算事業(yè)須由人做。應笑書生心膽怯，向車中閉置如新婦，
空目送，塞鴻去。
這首詞對只圖茍且偷安的人表示了強烈的憤概，寫法雖較粗疏，但寄慨遙深，體現(xiàn)了劉克莊自己的風格。
方岳(1198——1262)，字巨山，號秋崖，祁門(今安徽祁門縣)人，紹定五年進士，著有《秋崖集》。其詞風格與辛棄疾相似，其詩善用白描的手法描繪田園的景象，風格自然樸實，極富生活氣息，顯示出真純清健的情趣。如《農(nóng)謠》二首：

小麥青青大麥黃，護田沙徑繞羊腸，
秧畦岸岸水初飽，塵甄家家飯已香，
雨過一樹桑柘煙，林梢日暮鳥聲妍。
青裙老姥遙相語，今歲春寒蠶未眠。

其次，江湖派中還有劉過、趙汝篴等人較有名，因他們的詩在內(nèi)容上藝術(shù)上較少特色，故不一一贅述。
江湖派的劉克莊，戴復古等人均生活在程朱理學已成為統(tǒng)治思想的時期，又都出于理學家真德秀之門。因此，在他們的作品中不時流露出“頭巾氣”。他們喜歡在詩里發(fā)議論，其議論有時顯得迂腐可笑。如戴復古批評白居易《琵琶行》詩的“不尋黃菊伴淵明，忍泣青衫對商婦”，劉克莊看海棠詩的“莫將花與楊妃比，能與三郎作禍胎”等句，均是如此。至如“萬事盡從忙里錯，一心須向靜中安”(戴復古《處世》)，“講學有時明太極，吟詩無路學熏風”(劉克莊《示兒》)等句，更似三家村老學究說教，表現(xiàn)出宋詩末流的不良傾向。特別是劉克莊晚年與權(quán)臣賈似道結(jié)交，在詩中多有阿諛諂媚之詞，對于封建時代的文人雖不宜苛求，但這畢竟是詩人晚節(jié)中的污點，這也是我們應當看到的。在藝術(shù)上，他們一味追求數(shù)量，往往十首八首，搖筆即來。劉克莊《八十吟》云：“誠齋僅有四千首，惟放翁幾滿萬篇。老子胸中有殘錦，問天乞與放翁年。”他的年齡追上了陸游，但在詩的數(shù)量上還沒有追上，在詩的質(zhì)量上更是遠不及放翁了。江湖派的其他詩人，一般更是流于浮淺，缺乏創(chuàng)新精神。然而，在南宋朝政日非的情況下，江湖派詩人能走出永嘉四靈所劃的狹小圈子，以江湖為標榜，以示不與朝廷合作的心跡，并寫出了不少關(guān)心國家、同情人民、諷諫時政的詩篇，這確實是十分難得的，當時，史彌遠為宰相，立宋理宗趙昀為帝，殺濟王。陳起寫了“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的詩句，遂被認為是哀悼濟王而譏誚史彌遠。劉克莊寫了“東風謬掌花權(quán)柄，卻忌孤高不主張”，也被認為是訕謗朝廷，兩人皆因此獲罪。陳起被流放，劉克莊遭貶斥，刊印《江湖集》的印板也被劈毀，引起詩禁，形成文學上一樁令人注目的事件。因此，江湖派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作用，是值得我們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