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佛學的關(guān)系，是有排斥有吸收、明排斥暗吸收的關(guān)系。為了防止佛學沖擊儒學，爭奪儒學正統(tǒng)地位，儒學家們經(jīng)常批判、排斥佛教；但佛學畢竟是處在人類辯證思維的較高發(fā)展階段上的一種具有豐富內(nèi)涵的文化形態(tài)，它與儒學相比，雙方互有短長。所以，具有開放特性的儒學在排斥中又努力吸取佛學。既有被動的受容，也有主動出擊的取經(jīng)。儒學對佛學的吸收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nèi)容：
(1)哲學。佛教哲學以現(xiàn)象背后的“本體”以及“佛性”心性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抽象思維水平比較高。而儒學立足于現(xiàn)實的人間社會，強調(diào)“以修身為本”,化民成俗，改良政治，解決現(xiàn)實的社會問題，而較少哲理思辨。儒道合流的玄學在克服儒學這一缺點的道路上邁進了一步，但儒家哲學體系的完整建立還是受惠于佛學。周敦頤、邵雍吸收了佛老思想，構(gòu)筑了儒學的宇宙觀，奠定了宋明理學的基礎(chǔ)。佛教華嚴宗關(guān)于本體和現(xiàn)象的“四法界”說，認為在千差萬別的現(xiàn)象世界(“事法界”)的后面，有個具有同一性的本體世界(“理法界”),理滲透于事，事滲透于理，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理是一個整體，體現(xiàn)在每一事中，理與事的關(guān)系是“理一分殊”的關(guān)系。這一觀點被二程和朱熹所吸收，成為理學的思想來源之一。二程所說的“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朱熹所說的“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源”均取自華嚴宗的“萬理歸于一理”、“無盡事理同一性故”的“理事說”。他們把“真如”、“佛性”等宗教詞匯哲學化了的“理”(又稱“天理”)作為最高哲學范疇，建立了一個永恒存在的“天理”生成一切，支配一切，人人必須順理而行；包括自然哲學、政治哲學、人生哲學在內(nèi)的理學體系，把中國哲學的發(fā)展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禪宗論述宇宙本體與主體心性關(guān)系的頓悟說，則是陸王心學的理論來源之一。陸九淵認為“心即理”,心“便是宇宙”,認識了“本心”便認識了“理”和“宇宙”。這種向內(nèi)追求以“發(fā)明本心”,靠徹悟直接認識整體的方法，與禪宗所謂“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則般若生”(《壇經(jīng)》)、“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同上)的“頓悟”法別無二致。此外，他的自存本心，減除物欲，把一切私念剝落凈盡的道德修養(yǎng)法，與禪宗所謂的“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同上)、“無障無礙，外于一切善惡世界”(同上)的精神也是完全契合的。

山東曲阜孔廟城門

(2)倫理。佛教倫理的基本精神是戒惡行善，利己利他。它要求佛教徒做到“六度”持戒——遵守：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等戒條；布施——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財產(chǎn)，慷慨地施舍眾生，扶貧解困；忍辱——對一切損害自己的言行，都忍氣吞聲，毫不動心；精進——努力修行，堅持不懈；禪定——修習佛教思維；智慧——學習佛教義理。這些，都是與儒家倫理基本一致的。但佛教倫理中眾生平等、不拜王者等思想又與儒家倫理相沖突。佛教徒在譯經(jīng)、傳教過程中，盡量注意避開印度佛教經(jīng)典上常有的“擁抱”、“接吻”、“丈夫侍侯妻子”等內(nèi)容，把“母與父”改成“父與母”,增加“孝諸父母”等內(nèi)容，迎合、調(diào)和儒家倫理。中國佛教的倫理觀念作為一種理想化的道德規(guī)范，豐富了儒家的道德論。理學家們“主靜”、“主敬”的道德修養(yǎng)方法就是對佛教禪定法的改造。朱熹強調(diào)“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朱子語類》卷三)。就是受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修煉模式影響的結(jié)果。佛教倫理對一些儒家知識分子，尤其是近代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的代表人物起過積極作用?？涤袨榘阉淖罡呱鐣硐搿按笸笔澜缗c佛教極樂世界并稱，用佛教“去苦求樂”的慈悲救世主義作為實現(xiàn)資產(chǎn)階段改良主義的思想武器。譚嗣同發(fā)揚佛教“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勇猛無畏、自我犧牲精神，在頑固派的屠刀面前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章太炎則用禪宗“自貴其心，不援鬼神”的精神激勵人們的革命斗志，改造國民道德，改革封建社會。
(3)文學。佛教文學為中國文學增添了唯心主義、神秘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宗教情趣，也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文體和新的意境。
中國的翻譯文學是從翻譯佛經(jīng)開始的。翻譯的佛經(jīng)體裁很多，有長篇故事，有小說、戲劇等，而這些體裁在唐代以前的中國基本上是沒有的。
佛教推動了中國音韻學和詩歌的發(fā)展。中國格律詩中平上去入四聲的運用，中國字典上通行的反切注音法，都吸收了印度梵聲的成果。
東晉以后，佛學滲入詩歌，表現(xiàn)了命意構(gòu)思、意境深遠的新特色。晉宋之際之大詩人謝靈運，就常常用自然景物創(chuàng)造的意境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如用“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來表達自己的憂傷。宋代的蘇軾、王安石、黃庭堅、陸游、楊萬里等人把佛理融入詩歌創(chuàng)作，使詩歌的意境更為幽遠。蘇軾的名作《題西林壁》從橫看側(cè)看所見廬山之形的不同，說明了主體觀察角度的局限對認識客體的影響，其中就包含了“徹悟言外”的禪理。
佛教文學具有極其豐富的想象力，上天有路，入地有門，表現(xiàn)了濃烈的浪漫色彩。這對克服中國上古文學作品偏重于寫實，過于拘謹?shù)谋锥?，形成浪漫主義的文學風格，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顏之推的《冤魂志》、吳承恩的《西游記》和《封神演義》中的一些故事，都起源于佛教典籍。
(4)藝術(shù)。佛教宣傳十分重視形象思維，通過建筑、雕塑、繪畫等藝術(shù)手段感化人心。佛教藝術(shù)的成就，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藝術(shù)的發(fā)展。從洛陽白馬寺到廈門南普陀寺，從青海的塔爾寺到西藏的布達拉宮，從西安的大雁塔到南京的報恩寺塔，從山西應(yīng)縣“釋迦塔”到北京北海白塔，……一座座具有藏漢風格的佛寺、佛塔，猶如一顆顆璀璨的明珠，點綴著祖國的青山綠水。其建筑結(jié)構(gòu)、藝術(shù)造型已經(jīng)達到非同凡響、爐火純青的境地，既為我們創(chuàng)造、保存了精湛的技藝，又為我們提供了借鑒，消化了外來文化，使它變?yōu)閲泄鍖毜牡浞丁?br>佛教雕塑是佛教藝術(shù)的集中體現(xiàn)。敦煌莫高窟的彩塑以泥和夾作成造像，再加色彩，形式多種多樣，異常精美壯麗，可謂曠古絕今之杰作。大同云岡的石窟佛像高大、莊嚴、巍峨，魯迅曾將它們與萬里長城并稱為“聳立于風沙中的大建筑，堅固而偉大的藝術(shù)”。龍門石窟的造像軀干碩長，形貌典麗，垂眸微笑，沉雅敦厚，堪稱佛教雕塑藝術(shù)中國化的典型。
佛教繪畫，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據(jù)重要地位。梁朝著名畫家張僧繇學習印度的凹凸畫法，形成了南朝畫壇上制作立體繪畫的絕技。在《中國書畫鑒賞詞典》中，隋唐繪畫被收錄五十個條目，其中佛教壁畫就占了一半。在馳名中外的敦煌壁畫中，有一幅作于北魏的飛天圖，此畫鑒先秦兩漢描繪云氣動勢的經(jīng)驗，借飄動的披帶和飛舞的動態(tài)，絕妙地解決了凌空飛翔這一難度極大的描寫，顯示了作者豐富的想象和精湛的藝術(shù)技巧，同時也體現(xiàn)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成果。
中國佛教音樂家們?nèi)蹥v史悠久的宮廷音樂、宗教音樂、民間音樂于一爐，形成了以“悠、和、淡、靜”為特征的中國梵樂，以悠遠、柔和的形式表現(xiàn)恬淡寂靜的主題，溫和、典雅，成為中國民族音樂的一部分。
此外，佛教在醫(yī)藥、武術(shù)、氣功等方面的成就對于彌補儒家文化的不足，豐富中華文化的內(nèi)涵，繪就中華文化五彩繽紛的生動圖景，也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