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穆，初名德枝，后更名穆，字德純，號貞元，亦號無稱子，秀水(今浙江嘉興)人，萬歷時官中書。為著名收藏家項元汴子。穆承家學，故工書，明沈思考《陸沉漫稿》曰： “德純書于晉、唐名家，罔不該會，而心摹手追者逸少，稍稍降格，亦不減率更令，故于 《蘭亭》、《圣教》,必日摹一紙以自程督。”可知其書學傾向所在。所著《書法雅言》,為明代一部較有系統(tǒng)的書學論著，同時的李日華就說項氏“兼精八法，所著《書法雅言》,頗排蘇、米近習，直趨山陰，識者韙之”(《六硯齋筆記》卷一)?？梢姇r人即重此書。全書共十七篇，分為：書統(tǒng)、古今、辨體、形質(zhì)、品格、資學、規(guī)矩、常變、正奇、中和、老少、神化、心相、取舍、功序、器用、知識。
項穆的書論中貫穿著中和的思想。“中和”本是儒家中庸之道的體現(xiàn)，《周禮·春官·大司樂》中就說：“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币詣?cè)釁f(xié)調(diào)為中和。項穆的書論也以儒學為本，他于全書中首標“書統(tǒng)”,以為 “書之為功，同流天地，翼衛(wèi)教經(jīng)者也”。書既可發(fā)明六經(jīng)，弘揚圣道，故其用不可廢。項穆的書論即本于此種儒家功利的文藝觀，而歸于中和：
宣圣曰： “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睂O過庭云：“古不乖時，今不同弊?！睂徦苟Z，與世推移，規(guī)矩從心，中和為的。( 《古今》)
任筆驟馳者，輕率而逾律；臨池猶豫者，矜持而傷神；專尚清勁者，枯峭而罕姿；獨工豐艷者，濃鮮而乏骨。此又偏好任情，甘于暴棄者也。第施教者貴因材，自學者先克己。審斯二語，厭倦兩忘。與世推移，量人進退，何慮書之不中和哉。(《辨體》)
人之所稟，上下不齊，性賦相同，氣習多異，不過曰中行，曰狂，曰狷而已。所以人之與書，得心應手，千形萬狀；不過曰中和，曰肥，曰瘦而已。若而書也，修短合度，輕重協(xié)衡，陰陽得宜，剛?cè)嵯酀?。猶世之論相者，不肥不瘦，不長不短，為端美也，此中行之書也?！R池之士，進退于肥瘦之間，深造于中和之妙，是猶自狂狷而進中行也，慎毋自暴自棄者。( 《形質(zhì)》)
穹壤之間，莫不有規(guī)矩；人心之良，皆好乎中和。宮室，材木之相稱也； 烹炙，滋味之相調(diào)也； 笙簫，音律之相協(xié)也。人皆悅之，使其大小之不稱，酸辛之不調(diào)，宮商之不協(xié)，誰復取之哉？ ( 《規(guī)矩》)
圓而且方，方而復圓，正能合奇，奇不失正，會于中和，斯為美善。中也者，無過不及是也。和也者，無乖無戾是也。然中固不可廢和，和亦不可離中，如禮節(jié)樂和，本然之體也。( 《中和》)
不知正奇參用，斯可與權(quán)。權(quán)之謂者，稱物平施，即中和也。( 《中和》)
評鑒書跡，要訣何存？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宣尼德性，氣質(zhì)渾然，中和氣象也。執(zhí)此以觀人，味此以自學，善書善鑒，具得之矣。( 《知識》)
可見項氏論書處處時時不忘中和的原則。如對古今問題，他既要求與世推移，順應書法變化發(fā)展的趨勢，又主張繼承古法，不失規(guī)矩，故以孔子“文質(zhì)彬彬”的論述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chǔ)，要求折中于古今文質(zhì)之間，不能食古不化，也宜防止隨波逐流。如對書法創(chuàng)作，書法風格的論述上他也無時不堅持折中的態(tài)度，如在輕率與矜持，清勁與枯峭，豐艷與骨力，肥與瘦，長與短，輕與重，剛與柔等問題上，他都要求能取中道，主張避免偏頗。因而他主張學書者先要能克己，也就是要克制自己性情的偏執(zhí)之處。孫過庭《書譜》中就說過書法“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質(zhì)直者則??侹不遒， 剛佷者又倔強無潤， 矜斂者弊于拘束，脫易者失于規(guī)矩，溫柔者傷于軟緩，躁勇者過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滯澀，遲重者終于蹇鈍，輕瑣者染于俗吏。”說明由于人性情上的偏頗導致了書風上的局限，故項穆要求作書者能避免偏執(zhí)而歸于中和，克服狂狷而進入中行。故他論書也肯定規(guī)矩的作用，確立規(guī)矩的目的也在于求得中和之美，就像建筑宮室要材料相稱，烹飪食物要眾味協(xié)調(diào)，吹奏笙簫要音律和協(xié)，規(guī)矩就是為了達到這種和諧而制定的，它體現(xiàn)了人心皆好中和的傾向。項氏以為中和便在于協(xié)調(diào)，方圓得體，奇正參用，便是中和。甚至連評鑒書法也宜取不苛刻、不寬縱的折中態(tài)度，力求中和氣象?？梢娝耆∪寮摇斑^猶不及”的中庸思想來論書，其中雖不免有迂闊之見，然也不乏辯證的思想。
項穆論書以中和為本，故標舉雅正，而詆譏詭怪俗惡之書。他說： “《大學》之旨，先務修齊正平；皇極之疇，首戒偏側(cè)反陂。且帝王之典謨訓誥，圣賢之性道文章，皆托書傳，垂教萬載，所以明彝倫而淑人心也。豈有放辟邪侈，而可以昭蕩平正直之道乎？”(《規(guī)矩》)這就是他提倡雅正的理論依據(jù)，其說顯然一本于儒學守正的原則。他強調(diào)規(guī)矩格法，即意在要求不失典正。他在標舉規(guī)矩的同時也立 “神化”一節(jié)以為 “書不變化，匪足語神也”。然而他所謂的變化是要在不失法度雅正基礎(chǔ)上的變化，他說： “人之于書，形質(zhì)法度，端厚和平，參互錯綜，玲瓏飛逸，誠能如是，可以語神矣。世之論神化者，徒指體勢之異常，毫端之奮筆，同聲而贊賞之，所謂何淺陋者哉?！笨梢娝^的神明變化不是指趨怪求異，任意奮筆而書，而是要求在端厚和平基礎(chǔ)上的參以變化，逸趣橫生，然宜始終不離正道。故他說：“欲正而不欲邪，欲熟而不欲生，人之恒心也。規(guī)矩未能精詣，心手尚在矜疑，將志帥而氣不充，意先而筆不到矣。此皆不能從心所欲也。至于欲既從心，豈復矩有所逾者耶？宣尼既云從心欲，復云不逾者，恐越于中道之外爾。”(《神化》)都說明他主張在精詣基礎(chǔ)上的變化，要從心所欲而不逾矩，歸根結(jié)蒂，在于合乎雅正，篤守中道。
在奇正問題上項穆也指出了奇正結(jié)合的辯證關(guān)系，主張：“奇即連于正之內(nèi)，正即列于奇之中。正而無奇，雖莊嚴沈?qū)?，恒樸厚而少文；奇而弗正，雖雄爽飛妍，多譎厲而乏雅。”( 《正奇》)然而，在兩者之中他自然更重視正，以正為本，以奇為變，故奇根柢于正。他以為： “世之厭常以喜新者，每舍正而慕奇，豈知奇不必求，久之自至者哉?！?同上)因而他論述學書的過程也以正為基礎(chǔ)。他說： “始自平整而追奇拔，終自險絕而歸中和。”又說：“大率書有三戒：初學分布，戒不均與欹；繼知規(guī)矩，戒不活與滯；終能純熟，戒狂怪與俗?！? 《取舍》)顯然都要求以平正為本，雖以變化險絕為進而最終得復歸于平正，而必須戒狂怪欹側(cè)之病而歸于中和。故項氏評書分正宗、大家、名家、正源、傍流五等，論正宗曰： “會古通今，不激不厲，規(guī)矩諳練，骨態(tài)清和，眾體兼能，天然逸出，巍然端雅，奕矣奇解?！奔匆阅苋诤瞎沤?，恪守規(guī)矩得中和端雅之美者為正宗。
以上述標準來衡量歷代書家，項氏以王羲之為正宗，他以為王羲之在書學中之地位猶如孔子之于儒術(shù)，“宰我稱仲尼賢于堯、舜，余則謂逸少兼乎鐘、張，大統(tǒng)斯垂，萬世不易”(《書統(tǒng)》)?！皥?、舜、禹、周，皆圣人也，獨孔子為圣之犬成；史、李、蔡、杜，皆書祖也，惟右軍為書之正鵠?！?《古今》)甚至說： “豈有舍仲尼而可以言正道，異逸少而可以為法書者哉？”( 《規(guī)矩》)項氏之所以獨尊羲之，原因便在于羲之書法最合乎其中和之原則。首先，他以為羲之書能會通古今，兼?zhèn)浔婇L：“逸少以前，專尚篆隸，罕見真行，簡樸端厚，不皆文質(zhì)兩彬，铓勒殘碑，無復完神可仿。逸少一出，會通古今，書法集成，?？蠖ā！?《取舍》)又說： “書之源流，肇自六爻，而盛于兩晉。宣尼稱圣時中，逸少永寶為訓，蓋謂通今會古，集被大成，萬億斯年，不可改易者也?！? 《資學·附評》)他指出了王羲之書集大成的性質(zhì)，他能貫通眾體，文質(zhì)兼?zhèn)洌势鹾现泻椭畼藴?。其次，項氏以為王羲之的書風最能折中于奇正、常變之間。他說：“伯英急就，元常楷跡，去古未遠，猶有分隸余風。逸少一出，揖讓禮樂，森然有法，神彩攸煥，正奇混成?！?《正奇》)又說：“古今論書，獨推兩晉，然晉人風氣，疏宕不羈。右軍多優(yōu)，體裁獨妙。書不入晉，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詎稱逸品？”(《規(guī)矩》)可知他以為羲之之書即有疏宕不羈之氣韻，又不失古雅之法度，最合乎中和之美。
同樣出于中和雅正之趣味，項穆對宋以后之書，特別是蘇軾、米芾的字譏訕甚烈。因蘇、米之書往往任意縱橫，以欹側(cè)取勢而有乖典正。他批評米字說：“自懷素降及大年，變亂古雅之度，競為詭厲之形，暨乎元常，以豪逞卓犖之才，好作鼓弩驚奔之筆?！?《規(guī)矩》)他不滿米芾曾說 “大年 《千文》,觀其偏側(cè)之勢，出二王外”的話，以為： “獨怪偏側(cè)出王之語，肇自元章一時之論，致使淺近之輩，爭賞毫末之奇，不探中和之源，徒規(guī)誕怒之病。殆哉書脈，危幾一縷矣。況元章之筆，妙在轉(zhuǎn)折結(jié)構(gòu)之間，略不思齊鑒仿，徒擬放縱剽勇之夫，妄夸具得神奇，所謂舍其長而攻其短，無其善而有其病也。”可見他對米字的疵議關(guān)鍵在米字的放縱偏側(cè)，特別是學米字者舍長取短，流弊更甚，有失“中和之源”。故其評張旭曰：“其真書絕有繩墨，草字奇幻百出……米芾乃誚其變亂古法，驚諸凡夫，何其苛于責人，而昏于自反邪？”( 《中和》)又譏顏真卿之 《自敘》: “粗魯詭異，且過郁濁，酷非平日意態(tài)。米芾乃獨仿之，亦好奇之病爾?！倍忌畈∶鬃趾闷鏌o法之弊。其實，項穆對蘇、米的譏評是有針砭時風的意義的，因明代中期以后出現(xiàn)了效摹蘇、米之風。項穆在《書法雅言》的第一節(jié)《書統(tǒng)》中就評述了各朝書法的發(fā)展，以為“唐賢求之筋力軌度，其過也嚴而謹矣；宋賢求之意氣精神，其過也縱而肆矣，元賢求性情體態(tài)，其過也溫而柔矣”。他認為明代前期的書風繼承元人，豐坊、祝允明、文徵明等人之書“竊追唐躅，上宗逸少”,未失正規(guī)，“奈自祝、文絕世以后，南北王、馬亂真，邇年以來，竟仿蘇、米，王、馬疏淺俗怪，易知其非，蘇、米激厲矜夸，罕悟其失。斯風一倡，靡不可追，攻乎異端，害則滋甚”。所謂 “王、馬”不知何指，然 “馬”疑即馬一龍，《書史會要續(xù)編》稱其“懸腕運肘，落管如飛，頃刻滿幅，自謂懷素以后一人；然評者謂其奇怪，為書法一大變”?？芍且粋€尚怪趨詭的人，項穆則將此種風氣歸結(jié)到效摹蘇、米的病根上去，故《書法雅言》大有攻乎異端，維系書統(tǒng)的用意，其《取舍》一節(jié)中也云： “蘇、米之跡，世爭臨摹，予獨哂為效顰者，豈妄言無謂哉！”又說：“蘇似肥艷美婢，抬作夫人，舉止邪陋而大足，當令掩口；米若風流公子，染患癰疣，馳馬試劍而叫笑，旁若無人。”故他于宋人書中最重蔡襄，因蔡書典則莊重，最合乎他平和中正的審美趣尚。
項穆以中和為本，以雅正為尚的書論主張顯然來自于儒學思想，而且項氏生活于明代中后期，故頗受當時興起的新儒學——陽明心學的影響。王陽明以為 “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強調(diào)心為萬物之根本，心與外物是渾然一體的，他主張意識的能動作用，以為人的各種活動都是心的擴展和外化。項穆顯然受到此種風氣之熏染，故于書法理論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命題——“書者，心也”。這一理論固然繼承了“書為心畫”的傳統(tǒng)，而更強調(diào)了心的作用。
項氏以為書法是心的表現(xiàn)，他說： “學術(shù)經(jīng)綸，皆由心起，其心不正，所動悉邪。宣圣作《春秋》,子輿距楊墨，懼道將日衰也，其言豈得已哉？柳公權(quán)曰：心正則筆正。余則曰：人正則書正。取舍諸篇，不無商、韓之刻；心相等論，實同孔、孟之思。六經(jīng)非心學乎？傳經(jīng)非六書乎？正書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閑圣道也?！彼麖囊磺袑W術(shù)皆由心起的立場出發(fā)，以為書法直接反映人心，故人心正則書法也正；反之亦然，書法正則有助于正人心，因而他將書法之地位抬高到系人心，閑圣道的高度?！侗骟w》中說： “夫人靈于萬物，心主于百骸。故心之所發(fā)，蘊之為道德，顯之為經(jīng)綸，樹之為勛猷，立之心節(jié)操，宣之為文章，運之為字跡。爰作書契，政代結(jié)繩，刪述侔功，神仙等妙，茍非達人上智，孰能玄鑒入神？但人心不同，誠如其面，由中發(fā)外，書亦云然?！彼环矫婵隙宋淖謺ㄊ侨诵囊环N極為玄妙的表現(xiàn)方式，另一方面也指出由于人心的不同，故書法呈現(xiàn)出千姿百態(tài)的面貌。因而項氏論書很注重情性對書風之影響，他以為“人之性情，剛?cè)崾夥A，手之運用，乖合互形”。由于人的性情有謹守、縱逸、速勁、遲重、簡峻、嚴密、莊質(zhì)、流麗、爽健、穩(wěn)熟等各種特征，故書法也各有所偏，“此皆因夫性之所偏，而成其資之所近也”,可見人的性情與書風之密切關(guān)系。其《心相》中更說得明白：“蓋聞德性根心，睟盎生色，得心應手，書亦云然。人品既殊，性情各異，筆勢所運，邪正自形。書之心，主張布算，想像化裁，意在筆端，未形之相也。書之相，旋折進退，威儀神彩，筆隨意發(fā)，既形之心也。”所謂 “書之形”與 “書之相”即意在說明書家內(nèi)心修養(yǎng)與形諸筆端的書法形象之間的關(guān)系。心生意，意生象，故心為未形之象；象隨筆生，筆由意遣，故象為有形之心。他說： “字者，孳也；書者，心也。字雖有象，妙出無為；心雖無形，用從有主。”(《神化》)這種主張極大地強調(diào)了書法創(chuàng)作中心的重要地位，無疑是陽明心學影響下的產(chǎn)物。
總之，項穆的理論可以說是儒家正統(tǒng)藝術(shù)觀在書論中的反映，故他將自己的論書之作取名為《書法雅言》,其標舉典雅中和的傾向昭然可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