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時，駐泊南京下關有三艘日本軍艦，隨后增至七艘。南京當局對日本的戰(zhàn)略意圖判斷失誤，認為日軍進攻上海僅是其“第一目的”,其戰(zhàn)略目標“不外占領南京，控制長江流域”^[1];戰(zhàn)火將擴大至全中國，“中國重要各地亦隨時均有重大危險發(fā)生”^[2]。南京當局懼怕日本的原因在于防守首都南京的兵力空虛，其統(tǒng)轄的主力部隊均集中在鄂、贛等地“圍剿”紅軍，防衛(wèi)京、滬、杭的軍隊，除十九路軍外，只有第八十八、八十七兩個師的兵力。南京當局擔心一旦日軍占領上海，向南京推進后，勢必威脅中央政府的安全，因此決定遷都至中原腹地洛陽。另外，遷都還可顯示國民政府“長期抵抗”日本的姿態(tài)，以彌補“不抵抗主義”招致的責難。
1月30日，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洛陽。國民政府發(fā)表《遷都洛陽宣言》,表示：“茲者政府為完全自由行使職權不受暴力脅迫起見，已決定移駐洛陽辦公?！?sup>[3]隨后，行政院長汪精衛(wèi)、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軍政部長何應欽也各自發(fā)表談話，聲稱日軍對首都南京的威脅將危及國家的政務中樞，重申國民政府遷都的目的是出于長期抵抗的決心。
國民政府各院、部、會等機關從1月30日起，陸續(xù)從南京移至洛陽。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精衛(wèi)等國民黨政要也于當日動身赴洛陽。蔣介石從南京抵達徐州，準備前往洛陽。2月1日、2日將所有印信及案卷輸送洛陽，所有職員一律隨同前往。國民政府遷洛后，軍政部和外交部留守南京，何應欽、羅文幹和陳銘樞仍留南京辦公，由何應欽負責一切事務；汪精衛(wèi)、國民黨中政會在洛陽辦公；蔣介石往來于洛陽、南京、徐州、浦口等地，進行全盤決策；宋子文、郭泰祺、孔祥熙等常駐上海，由宋子文指揮。
3月初召開的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議決洛陽為行都，并設陪都于西安，定名西京。
《淞滬停戰(zhàn)協(xié)定》簽訂后，國民黨統(tǒng)治的中心地區(qū)南京得以暫時茍安，加上“自稱革命的新貴們”的國民黨政要自遷都洛陽后，失去了奢侈的生活條件和享受，立即垂頭喪氣，表示不滿，希望盡快還都南京。5月14日，汪精衛(wèi)、居正通電稱，國難嚴重，政府此時不應遷回南京?；鼐﹩栴}，須待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決定^[4]。6月，國民黨某中央委員表示，國都由洛陽遷回問題，外界傳將于7月進行，但東北問題未解決，理論上固然不好表示遷回，但事實上行政院原在南京辦公，不過送洛陽用印而已^[5]。這樣，還都南京問題暫時擱置。
11月17日，國民黨舉行第四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四十七次常會，決定12月1日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及各院、部、會遷回南京。12月1日，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舉行回京典禮。國民政府遷都洛陽期間，主持召開了國難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