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

選自宋代范仲淹《岳陽樓記》。

廟堂：代指朝廷。

江湖：指處在民間。

進：進用。

退：退隱。

先：在……之先。

天下：指天下的人。

【賞析】

《岳陽樓記》是范仲淹受朋友滕宗諒(字子京)之請寫成的名篇。滕子京與范仲淹為同榜進士，宋仁宗時，西夏犯邊，范仲淹以西北主帥鎮(zhèn)守延州時，滕子京又與范仲淹共同抗擊西夏入侵。后被貶為岳州知州。而范仲淹本人也因改革失敗，罷去副相之職，出知鄧州。二人同為“遷客”。由于滕子京有才能、有抱負(fù)，所以內(nèi)心的憤郁不平時時流露出來。而且豪邁自負(fù)，很難聽人勸解。范仲淹愛其才，擔(dān)心他言語貽禍，于是在《岳陽樓記》中，提出為人的見解和主張，表達宣示博大的政治胸懷，與朋友共勉：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yuǎn)，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歟！”

意思說：在朝廷做官就為老百姓憂慮，到了民間退居歸隱又替君主憂慮。因此，進朝為官也擔(dān)憂，退居江湖也擔(dān)憂。那么，什么時候才能有真正的快樂呢？他們必定會說，真正的快樂就是憂在天下人之先，樂在天下人之后吧！

范仲淹寫作此文時，正貶官鄧州。而岳陽樓上，自唐、宋以來，已有不少遷客騷人，登樓覽物，傷春悲秋，發(fā)為篇什，留下了許許多多人生坎坷的感傷題詠。作為一個同樣棄置遠(yuǎn)外之地的遷客，范仲淹也是處于人生最失意的階段，又面對著容易引發(fā)貶謫之慨的洞庭湖景色，按理說，發(fā)一通哀怨感傷之言，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作為胸有抱負(fù)的范仲淹來說，卻有自己對社會、對人生獨特的感受和領(lǐng)悟，因此沒有陷入前人的感情窠臼，去表達悲楚的情緒，而是從登樓的所見所感，生發(fā)出了超越個人窮通榮辱、心系國家人民的偉大感受。

作者用筆的一個特色，就是先鋪陳湖上的景色，表現(xiàn)普通登樓者共同的“以物喜”(遇外界環(huán)境順心而高興)、“以己悲”(個人命運遭受不幸而悲傷)的覽物之情，而后將這些悲喜情感否定掉，另出新意，主張像古仁人一樣，抱負(fù)宏大，拋開隨物悲喜之情，不因外界景物變化而影響自己的思想情緒，也不在意個人的得失榮辱；而是在位為官時，擔(dān)心人民的苦難，賦閑隱逸時，擔(dān)心國家民族的命運，“進亦憂，退亦憂”，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抱負(fù)和理想。

范仲淹是一個充滿憂患意識的政治家，所以力求像古仁人一樣，追求一種更深沉、更壯闊而內(nèi)在的美德----仁人的理想光輝。由于胸懷寬廣，仰慕古仁人的品德，結(jié)合自己的人生志向，人生體會，因而熔鑄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

北宋初年，朝廷政治腐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契丹的威脅、西夏的侵略)日益嚴(yán)重。不少有遠(yuǎn)見的知識分子要求實行政治改革。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以后，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執(zhí)掌政權(quán)，提出了許多革新政治的主張：如范仲淹給仁宗的上書中，提出“明黜陟、抑僥幸、擇長官、均公田、厚農(nóng)桑、修武備、減徭役”等改革方案，對內(nèi)外職官嚴(yán)加考核，非有功績，不得升遷，嚴(yán)選各路監(jiān)司，有不稱職者，就班簿上一筆勾去。又更定蔭子法：公卿大臣除長子不限年齡外，其他子孫非年過十五、弟侄非年過二十，不得蔭官。這些措施，立刻引起許多貴族、舊臣、濫官污吏的不滿，范仲淹也因此受到保守派的抵制和攻擊，并于慶歷五年，被罷免了參知政事之職。

然而，范仲淹在遭受了貶官和政治失意之后，身處逆境，卻仍然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積極用世精神，尤其令人欽佩。有什么樣的胸襟和抱負(fù)，就有什么樣的人格和志向。范仲淹這種“以天下為己任”，心憂天下的開闊胸襟和氣象，正是他愛國主義精神、個人高尚志趣及人格精神的寫照。宋代王十朋的《讀<岳陽樓記>》詩高度評價說：“先憂后樂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軻。暇日登臨固宜樂，其如天下有憂何？”王十朋認(rèn)為，比起孟子“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以及“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范仲淹憂于民先，樂于民后的思想有著更高的境界。

千百年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深入人心，化為廣大志士仁人關(guān)心天下、獻身民眾的巨大精神力量。同時，岳陽樓也因《岳陽樓記》的廣泛傳播而名聲卓著，成為著名的旅游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