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文集。四十九卷。明焦竑撰?？谌f歷三十四年(1606年)。
焦竑，字弱侯，號漪園、澹園。生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卒于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江寧(今南京)人。萬歷進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早年識耿定理，主教崇正書院，與李贄過從甚密，又問學于羅汝芳。治學一宗王陽明。皇太子出閣，竑為講官。一身著作甚富，有《澹園集》正、續(xù)編，《焦氏筆乘》、《焦氏類村》、《國朝獻征錄》、《國史經(jīng)籍志》、《老子翼》、《莊子翼》等。
《澹園集》卷一至卷三十五為文，包括疏、論、書、序、銘、贊等類，卷三十六至四十九為詩詞。反映了其生平軌跡和治學思想。
焦竑治學，最推重陳獻章、王陽明及其后學，以為“至白沙、陽明兩先生橫發(fā)，直指孔孟之宗，豁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弗可尚已。”(《周朝從祀四先生要語序》),又論王艮“其人不由文字，超悟于魚鹽之中，可謂曠代之偉人。”(《明德堂答問》)推羅汝芳于王艮之后“衍其余緒，則可謂橫發(fā)直指，無復余蘊矣。”(《羅楊二先生祠堂記》)故此而對宋儒諸家有異論，以為孔孟之學屬“盡性至命之學”,但是從漢唐以來，其學有明若晦。雖然周敦頤、程顥、邵雍、陸九淵都有所得，但程朱之學“不從性宗悟入，而以依效形似為工，則未得孔孟為之依舊故耳?！?《答錢侍郎》)以至“旁搜物理，而于一片身心反置之不講?！?《答友人問》)同時，又將“用敬”與“致知”分為兩截，不如王陽明以“良知”統(tǒng)一于自身切實、有益。
對于學派間的紛爭，《澹園集》許多篇章強調(diào)道只是一個。學者治學只是求道而已，而不在這個道是哪一家發(fā)現(xiàn)的，而這又是與普天下之心都是相同的有關(guān)，因而不應該為學派所限。由此，他便反對當時譏誚心學為佛釋的說法，以為儒、佛兩家都講道，固應兼容并蓄，即“道是吾自有之物，只煩宣尼與瞿曇道破耳，非圣人一道，佛又一道也?！?《明德堂答問》)佛教雖然晚出，但它的宗旨與堯舜周禮卻沒有兩樣，講的都是盡性至命之理，大部分都在儒家的經(jīng)籍中可以見得，“所言本來無外者，即“中庸末發(fā)之中之意也?！?《答耿師》)焦竑因此而說“釋氏諸經(jīng)即孔孟之義疏”,而且是最及本質(zhì)的義疏，比之漢宋諸儒的解釋，釋氏能直指人心，不像儒家那樣存有“支離纏繞之病”,因而便可以通過釋氏諸經(jīng)而后通曉儒學。同樣，對于道家也一樣，不應從宗派出發(fā)而排斥之。在《讀莊子七則》一篇中他說莊子看似棄絕儒教的仁義禮樂，但他只是在文字上非難世教，相反卻在根本處肯定世教，因為莊子所說的虛無之理，是世教所確立的基礎。正是在這些論證下，《澹園集》是以三教本出一源為理論旨歸。
集中還多次提到治學方式，以為雖目的是盡性至命，然仍須下學而上達，由博而返約，即所謂“某所謂盡性至命，非舍下學而妄意上達也。學期于上達，譬掘井期于及泉也。”(《答耿師》)如果只是“吐棄事物，索之竊冥之鄉(xiāng)以為道，”(《送翁郡侯周埜之撫州序》)也無法上達至道。除了讀書之外，“視聽言動”等實際活動當然也屬于博的一個方面，以至通過積累，“豁然得其肯綮”。但同時又反對那種限于疏注章句等的逐末之學，因而更重視“直指本心”。將這兩方面結(jié)合起來用之教學，則“為事詳，而其妙則不可思，為物博，而其精則不可為。圣人使?jié)u劘涵泳以由之，而其妙則不可思與為者，從容以聽其自悟，如此而已?！?《內(nèi)黃縣重修儒學記》)又主張讀活書，批評一切教條和僵死的東西，及限于經(jīng)學、義理、詞章等。
一些文章則談政事，如疏議中的部分。在《因旱修省陳言時政疏》中，提出吏治的兩大要害，即理財與用人，以為“財積于上而不流，吏蠹于下而不去”,以致引起老百姓的積怨，使政權(quán)不得穩(wěn)定。在《備荒弭盜議》中以為“盜賊”問題的實質(zhì)是因為貧困，故要從“富民”入手，消除社會動亂因素?！秶嬜h》以為善于管理國家即在經(jīng)常使財政能滿足于用“事”,因而要保證財政的有余，并提出解決其中危機的四條建議，即“議墾田”、“議關(guān)稅”、“議贖鍰”、“議內(nèi)供”。并以為重功利實用便是重仁義。在《廷試策一道》中主張君主要有“實政”、“實心”。實政即整飭制度，嚴明法典，實行即懲罰玩愒，謹慎律己，既如此，便能一方面“其具彰而有以成整齊天下之化”;另一方面則“其本立而有以妙轉(zhuǎn)天下之機”。而為官者之首務是通曉政事，能處理各種具體事務，“此外治經(jīng)第一，詩文次之”(《答樂禮部》)。
該書有明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刻本，清代列為禁書，后入《廣理學備考》。又有《澹園續(xù)集》三十五卷，有明萬歷三十九年(1611年)刻本。一九一四年上元蔣慎修書屋《金陵叢書》將兩集刊入，正集仍為四十九卷，據(jù)明刻本，續(xù)集二十七卷，據(jù)舊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