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沃堯。二十七回，光緒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 (1903—1905)連載于《新小說》一卷三期至二卷十二期，因《新小說》?？?，未完。1911年上海廣智書局始出單行本，前有作者寫的《敘》。

小說主要寫宋元之際的歷史故事。宋度宗咸淳七年，蒙古忽必烈建國號“元”,即派兵南下進攻南宋。宋度宗昏庸無能，不理朝政，內(nèi)外大事均付給太監(jiān)總管巫忠和奸相賈似道處理，賈似道暗中通敵，欺君罔上，沉溺酒色，不僅對各地告急文書置之不理，甚至還故意調(diào)換宋軍，使敵人有可乘之機，導(dǎo)致樊城、襄陽、鄂州、江州等連連失陷，宋度宗聞報后，驚嚇而死。
度宗死后，立四歲的趙顯為帝，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派賈似道領(lǐng)兵去蕪胡抗御元軍，賈向元軍乞降，元軍不允，并大敗宋軍，賈逃往揚州，宋朝廷將賈似道革職查辦，由會稽縣尉鄭虎臣押往循州安置，鄭虎臣為報父仇，到福建漳州木棉庵將其推入糞坑淹死后逃走。
元軍攻入平州府， 宋朝廷先后派劉岊、 文天祥前往元營議和。 文天祥慷慨陳辭，被元軍扣押，宋朝廷降元朝，元兵開進臨安，擄掠奸淫，并將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帝押往燕京。文天祥從元營中逃出，投溫州與益王昰信王昺等相遇。到福州后，益王即位，封信王為廣王。文天祥受命登壇掛帥，領(lǐng)兵往江西抗擊元軍。
又有俠士宗仁、宗義、胡仇等投張世杰、文天祥，成立“攘夷會”。文天祥薦宗仁、胡仇前往燕京探望三宮。二人在仙霞嶺與草莽英雄金奎、岳飛的后代岳忠等相會，并介紹他們?nèi)搿叭烈臅?共議以仙霞嶺為抗元基地。宗仁、胡仇繼續(xù)北上，一路上胡仇施展武功，神出鬼沒，殺敵護民。二人到燕京后，幾番周折，均未能見到三宮，卻意外得知宋軍大敗，皇帝落水后驚懼成病而亡，又立廣王為帝。不久文天祥兵敗被俘，元軍在崖山大敗宋軍，陸秀夫背小皇帝跳海自盡，張世杰亦跳海自盡。文天祥被押往燕京，誓不降敵，慷慨就義。在此之前，謝枋得也被送到燕京，亦不降絕食而死。
胡仇、狄琪、金奎等在宋亡后，仍堅持抗元斗爭，不久又聯(lián)結(jié)李復(fù)、柳世英、楊鎮(zhèn)龍等義士在各地舉行武裝起義。消息傳入燕京，元主忽必烈派右丞相蒙固岱領(lǐng)兵前去鎮(zhèn)壓。各地義軍因種種原因，紛紛敗北，一些義軍首領(lǐng)帶殘部奔回仙霞嶺。蒙固岱率大軍攻打仙霞嶺，岳忠、狄琪、宗仁等嚴陣以待，大敗元軍，蒙固岱狼狽逃跑……小說至此，未完而止。
《痛史》產(chǎn)生于資產(chǎn)階級改良運動蓬勃發(fā)展的時期，當時，為了配合政治改良運動，由梁啟超等人首倡，提出了 “改良小說”、“小說革命” 的口號，他們把小說看作是改造社會和人心的有力武器，吳研人就是以自己的小說創(chuàng)作較好地實踐了這些主張的作者之一。因此他的小說無不帶有鮮明的政治性和強烈的現(xiàn)實感，即便是象 《痛史》這樣的歷史小說，也不例外。
在 《痛史》 中，作者首先飽含強烈的民族感情，沉痛地再現(xiàn)了南宋政權(quán)土崩瓦解時，民族所遭受的慘不忍睹的浩劫，揭露了異族侵略者的殘暴，用歷史事實告誡人們： 亡國奴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作品中數(shù)次寫到元軍滅絕人性的屠城，如第三回寫元軍攻進樊城，下令屠城，“只殺的天愁地慘，日月無光，白骨積山，碧血涌浪?！弊髡呓蛔〕鰜砭娴溃骸爸淮吮闶钱愖鍛?zhàn)勝本族的慘狀了，你道可怕不可怕呢？”作品也寫到在元統(tǒng)治區(qū)，人民豬狗不如，生命財產(chǎn)毫無保障，十戶人家只允許用一把刀。平民百姓是如此，而貴為天子的皇帝同樣也逃不脫恥辱的惡運。第七回寫皇帝與太后等為圖旦夕之安，情愿奉表投降，不料元軍一進臨安，便將他們趕出皇宮，囚在元營，連米飯也不給吃，接著又將他們押往燕京，百般折磨和羞辱他們。作者在這里，用咎由自取的筆法，對最高統(tǒng)治者的昏庸誤國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對于那些弄權(quán)媚敵，荒淫無恥的權(quán)臣和叛國求榮的漢奸，作者更是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如書中寫奸相賈似道在元兵壓境，各路告急文書雪片似飛來時，欺君罔上，置之不理，卻與太監(jiān)總管巫忠狼狽為奸，費盡心思將一個已入宮的美女葉氏弄出來供己淫樂。甚至恬不知恥地說：“一朝蒙古兵到了，我只要拜上一張降表，他新得天下，正在待人而治，怕用我不著么？那時我倒變成了大朝廷的大臣了呢?！焙髞沓⑴伤麕П鶖常麉s暗中通敵，臨陣逃跑。作者最后寫他被淹死在糞坑，正是這類人罪有應(yīng)得的下場。而對于那些賣國求榮，為虎作倀的漢奸，作者更是恨之入骨，指斥這些漢奸 “往往把自己祖國的江山，甘心雙手奉與敵人，還要帶了敵人去殺戳自己同國的人，非但絕無一點惻隱羞惡之心，而且還自以為榮耀。這種人的心肝，我實在不懂他是用甚么材料造成的?！睍袑懙降膹埡敕侗闶且粋€漢奸的典型，他自己是中國人，卻極仇視自己的同胞，“見了中國人，大有滅此朝食之概?！弊鳛樵姷母苯y(tǒng)帥，他攻城略地，萬分賣力，最后在崖山海面，也是他帶兵滅了南宋朝廷。書中有一個細節(jié)，極具諷刺意義： 寫張弘范攻下崖山后，在那里勒石記功，刻了 “張弘范滅宋于此”,七個大字。到后來卻有人在前面加了 一個 “宋” 字，變成 “宋張弘范滅宋于此” 一字之加，便把他賣國求榮的漢奸嘴臉暴露無遺，作者最后寫他 “兔死狗烹”的下場，亦大快人心，這也是一切背叛祖國的民族敗類的必然下場。
《痛史》在揭露、鞭撻的同時，更以淋漓盡致的筆墨，熱情謳歌了眾多忠臣義士和廣大下層人民在國難當頭的嚴重時刻，為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所作的不屈不撓的悲壯斗爭。弘揚了浩大的民族正氣，充滿了高昂的愛國主義精神。一方面，作者滿懷欽敬的心情，成功地塑造了文天祥、張世杰、謝枋得、陸秀夫等宋末文臣武將的光輝形象。作者或?qū)懰麄兂錾胨?，英勇奮戰(zhàn)，全身心地投入挽救國家民族命運的斗爭； 或?qū)懰麄冦∈貧夤?jié)，大義凜然，為維護民族的尊嚴視死如歸。比如文天祥，在元軍兵臨城下，朝廷商議投降的形勢下，冒死前往敵營，大義凜然，慷慨陳辭。被元軍軟禁后，又伺機逃脫，在溫州與益王等相會后，重又登壇掛帥，率兵江西抗擊元軍，以圖“蕩除胡虜”“復(fù)我邦族”,不幸兵敗被俘。元主慕其名節(jié)，以丞相之職，誘其投降，文天祥毫不動心，昂然道： “堂堂中國丈夫，豈有投降夷狄之理！”最后從容就義，以身殉國。其他如張世杰、謝枋得、陸秀夫，莫不如是，他們都把國家民族利益放在個人的生死榮辱之上。雖然他們的努力最終未能挽救南宋的衰亡，但他們的浩然正氣，卻成為中華民族的精魂而永存天地之間。
與忠臣相映襯，小說另一方面還塑造眾多義士的英雄形象，高度贊頌了他們精忠報國的民族氣節(jié)和神出鬼沒的超人武藝。如金奎、宗仁、胡仇、狄琪、岳忠等等，這些人為了保國衛(wèi)民，自發(fā)組織 “攘夷會”,并有意識地營建根據(jù)地，以進行長期的抗元斗爭，在國勢危急乃至于亡國之后，也從未停止過以自己的方式打擊敵人。他們或逞神威飛檐走壁智取韃子首級，志在為民除害； 或舉義旗號召八方奪回淪陷國土，意欲光復(fù)宋朝。雖然他們的斗爭顯得力量微弱而于大勢無補，他們不分良莠殺一切蒙古人的做法也不盡可取，但他們的斗爭的勇氣和精神卻永遠值得我們贊揚，他們同樣是我們民族的驕傲。
阿英在《晚清小說史》 中曾說過，《痛史》“無論是內(nèi)容上抑是技術(shù)上，都有很好成就”。的確，《痛史》不僅在思想內(nèi)容上洋溢著高昂的愛國主義精神，具有積極的教育意義，而且在藝術(shù)上也有獨到之處。首先，在藝術(shù)構(gòu)思上，作者善于運用借古鑒今的筆法，通過敷演歷史來教育、警醒世人，為現(xiàn)實政治服務(wù)。作者在小說的開頭就曾明確指出：“我要將這些人的事跡，記些出來，也是借古鑒今的意思?！币舱绨⒂⒃?《晚清小說史》所指出的： “這真的是吳趼人對于宋代當時人物的憤慨么？ 是在宋代的一些賣國漢奸以外，兼咒詛那些清朝漢奸的。是對鴉片戰(zhàn)爭到八國聯(lián)軍幾十年事件憤慨的總發(fā)泄、總暴露?！钡拇_，我們在小說的字里行間，無時無處不感受到作者那種溢于言表的民族情感和愛國熱忱。
小說在藝術(shù)上的另一個特色是將歷史題材與武俠題材有機地融于一書。作者一方面強調(diào)歷史小說的史實性和教育作用，“以發(fā)明正史事實為宗旨”,“以借古鑒今為誘導(dǎo)”。同時又能注意到歷史小說的文學(xué)性和趣味性。作者把武俠小說的題材引進歷史小說，用較多的篇幅渲染胡仇、狄琪等人的飛檐走壁、神出鬼沒； 金奎、岳忠等人的聚嘯山林、占山為王，很大一個原因就是為了使小說顯得生動，更富有故事性和傳奇色彩，以避免歷史小說由于完全“發(fā)明正史事實”而可能造成的沉悶和枯燥。當然作者在兩種題材的處理上，主次是分明的，即以敷演歷史故事為主，間以穿插武俠故事，同時對俠士劍客的描寫也并沒有游離于作品的主題之外，而是與全書的愛國主題有機地交融在一起，成為全書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第三，在小說結(jié)構(gòu)上，《痛史》也顯示了作者的大家手筆。小說寫的是宋亡元興的歷史大事件，反映的社會生活面相當廣泛，涉及的人物也紛繁復(fù)雜。但作者并沒有一般地按照編年體例流水寫來，而是在歷史事件發(fā)展的大框架中，在錯綜復(fù)雜的矛盾中，主要從歌頌民族英雄，描寫抗元斗爭這個側(cè)面來展開描寫，突出了民族矛盾這一主線，由此帶出對侵略者殘暴的控訴，對奸臣敗類的鞭撻。因此整個結(jié)構(gòu)布局就顯得詳略得當，歷史縱線發(fā)展和表現(xiàn)主題的橫向渲染十分有機地統(tǒng)一于一體，這樣的結(jié)構(gòu)顯得嚴謹而不板滯，很好地表現(xiàn)了作品的愛國主題。另外，小說在語言上也顯得精煉暢達，生動傳神，具有雅俗共賞的妙處，體現(xiàn)了作者運用小說語言的高深造詣。
當然，小說在藝術(shù)上也存有一些不盡人意的缺憾。最突出的是由于作者在創(chuàng)作時感情過于興奮，因此往往忽視了小說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規(guī)律，或忍不住自己出來說教，發(fā)表議論，褒貶是非，而不是把傾向性寓于形象和情節(jié)中； 或把書中人物當作自己思想的傳聲筒，洋洋灑灑，盡情發(fā)揮，由是便造成了個別人物的概念化傾向，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人物的形象性。這當然與作者過分強調(diào)小說的政治教化功能有關(guān)。這一缺點也是近代多數(shù)小說的通病。
《痛史》作為吳趼人第一部歷史小說，在當時發(fā)表以后，影響很大，獲得較高的評價，甚至還影響了當時歷史小說的創(chuàng)作。阿英認為： “在晚清的講史中，這是最好的一部。”這樣的評價，《痛史》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