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稱《盱江集》、《直講李先生文集》,后稱《李覯集》。因作者生前創(chuàng)盱江書院，人稱“盱江先生”,故其文集名《盱江文集》。文集。其中清文雜著三十七卷，年譜一卷，外集三卷。北宋李覯撰。大約在宋理宗以前，《盱江文集》已刊行于世，具有了現(xiàn)行文集的規(guī)模。
李覯，字泰伯。生于宋祥符二年(1009年),卒于宋嘉祐四年(1059年)。北宋建昌軍南城(今江西省南城縣)人。李覯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少年時家境即已衰敗。他在青年時代，就勤奮好學，關心時政，二十二歲開始寫作，處處以“康國濟民為意”。曾兩次應試不中。晚年由范仲淹等人薦為太學助教，后為直講。他一生以教授為業(yè)，創(chuàng)建盱江書院，從學者常達數(shù)十百人。
李覯在世時，曾先后自編《退居類稿》十二卷、《皇佑續(xù)稿》八卷，并刊行于世，《盱江文集》系后人在此基礎上增收《常語》三卷、《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后集》六卷而成。其中，《潛書》、《廣潛書》、《禮論》、《周禮致太平論》、《慶歷民言》以及《富國》、《安民》、《強兵》等等，反映了他的政治、經(jīng)濟、法學、軍事等主張和思想，《易論》和《刪定易圖序論》主要表達了他的哲學思想。
《盱江文集》中的經(jīng)濟思想是比較豐富的，它幾乎探討了封建經(jīng)濟的各方面問題，如土地、勞力、徭役賦稅以及農(nóng)商關系等。文中把土地問題看作是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提出“土地，本也”,人們的衣食、禮義都是與土地問題密不可分的。針對北宋當時土地兼并嚴重，導致社會矛盾尖銳的狀況，文中提出了“均田”與“限田”的雙重措施，即一方面使耕者有田，另一方面對各級官吏所占的田畝數(shù)進行嚴格的限制。李覯認為，與土地問題關系最密切、與人民生活影響最大的是賦稅和徭役的問題，北宋的賦稅、徭役，名目雜出，征調(diào)頻繁，這也是導致社會矛盾尖銳的一個重要原因。針對這一狀況，李覯提出的措施是“薄賦稅、平徭役，即對官僚的免役特權也要進行限制，防止厚斂。這完全是從同情下層階級的立場出發(fā)來講話的。文中還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理財思想，李覯一反儒家“貴義賤利”的傳統(tǒng)觀念，大膽地指出：“治國之實，必本于財用”。并把封建國家的政治、法律、軍事、外交、道德、文化、禮教及一切封建秩序，全部放置在“財用”的基礎上，可謂一針見血。至于具體的理財措施，李覯提出的方案是發(fā)展生產(chǎn)，節(jié)約開支，這也是切中當時時弊的。
在政治上，《盱江文集》積極主張改革時政。并認為，改革時政的前提，是要“開諱”,即除掉忌諱，廣開言路，正視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鼓勵臣下諫諍帝王的過失。它要求統(tǒng)治者居安思危、去盜去奸，為子孫患，為萬世計，不要因眼前的積弊還未危及到統(tǒng)治就熟視無睹，無動于衷。在官吏的任用上，它反對官官相薦，而應把田地開墾狀況、百姓樂業(yè)程度等作為真正的標準。
在哲學上，李覯把自然界的一切看作是陰陽二氣的作用而成的。他強調(diào)事物轉(zhuǎn)化的條件性和每一事物所具有的規(guī)定性，指出離開了具體的條件，事物便不能發(fā)生轉(zhuǎn)化；超過了一定限度，事物的性質(zhì)便會遭到破壞。他還提出了“權者，反常者也”的命題，探討了事物的常規(guī)和變動的關系，反對因循守舊，襲故蹈常。李覯重視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對于傳統(tǒng)的“五行相生則吉，相克則兇”的觀點，提出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兇，關鍵在于人們在運用時是否得宜。此外，李覯還從無神論的角度，對佛教、道教、鬼神迷信等，進行了廣泛的批判。
《盱江文集》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被譽為“皆從大處起議論”的“醫(yī)國之書”,同時也是我們研究北宋中期社會的寶貴資料。書中的思想在當時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它提出的功利觀，是王安石和后來陳亮、葉適功利思想的先驅(qū)；它對儒家經(jīng)典的非議。又為顏元、李塨對宋儒的批判開辟了道路。
宋代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著錄李覯的文集，并認為《后集》六卷是李覯門人傅野所編。宋理宗時張淵微為《盱江文集》補正年譜、校正字畫，從而使它有了現(xiàn)行文集的規(guī)模?，F(xiàn)存的《盱江文集》,是明代成化年間左贊編刻的。此外，《盱江文集》的刻本還有：明正德年間的孫甫刻本、萬歷年間的孟慶緒刻本、清光緒年間的謝甘棠刻本。一九八○年，中華書局出版了《盱江文集》的標點排印本。此外，宋代呂祖謙編的《宋文鑒》、清代吳之振編的《宋詩鈔》、清代黃宗羲的《宋元學案》中，收有《盱江文集》中的部分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