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猛精進的積極進取心理使其自戀自負的性格心理獲得了生命力，從而構(gòu)成絢爛之極的李叔同時期和平淡空逸的弘一時期，文化建樹面之廣，所涉之深，令世人贊嘆。從風流倜儻的公子、洋裝翩翩的留學生、嚴謹誨人的教師，一變而為出家之高僧。這文化行為的變遷，即使世人困惑不解，又使其一切文化建樹蒙上了一種神秘傳奇的色彩。在諸文藝之中，書法是其終身的伴侶。既然“書為心畫”,“足以表示作者之性格”,那么把握李叔同書法就意味把握其心靈及律動之軌跡。
很多人都認為李叔同出家之前的書法 “絢爛之極”,可與在塵世時的絢爛之文化行為和形象相對照。在塵世時，如何絢爛？從廣涉諸種文藝、廣交文化名流到出入勾欄、挾日妾而歸等等。書法又如何絢爛呢？有的說“上規(guī)秦漢篆隸，而天發(fā)神讖、張猛龍、龍門二十品諸碑，更是法乳所在”。有的說胎息六朝，別具一格。碑版過眼，便能神似。所窺涉者甚廣，尤致力于天發(fā)神讖、張猛龍及魏齊諸造像，摹寫皆不下百余通。嚴格地說，這些古代書法，無一具有絢爛的藝術(shù)風格特征，大多以古樸、質(zhì)厚、雄強的藝術(shù)特色而存于書史。絢爛之極的李叔同書法的表現(xiàn)，當從另一角度來分析。
李叔同十三四歲起臨摹篆書，尤喜臨《石鼓文》,兼習 《說文解字》,起步甚高古，與一般學童從楷書入手不一樣。而且臨池之勤，每日雞鳴即起，數(shù)十年如一日。在上海南洋公學讀書時，同學黃炎培見他獨居之室內(nèi)“四壁都是書畫”。在虎跑寺斷食時，仍以寫字為常課，三星期斷食期內(nèi)寫有魏碑、篆書、隸書，筆力比平日并不減弱，身心反覺輕快，比平時靈敏。斷食后書“靈化”橫披，一如上述“勇猛精進”四字，點畫粗墨凝重，結(jié)構(gòu)長方而密，難從點畫之間感其 “靈化”之意。
1929年，李叔同五十歲。夏丐尊把他出家時所贈臨書之作，選輯一冊《李息翁臨古法書》。所臨古法書，上自周秦漢魏，下至黃庭堅《松風閣帖》,以篆、楷為主，兼有行書，不見草書和東漢碑隸，側(cè)重在北朝碑版。葉圣陶在夏丐尊處親眼見這批習字書跡，說：“……各體的碑帖他都臨摹，寫什么象什么。這大概由于他畫過西洋畫的緣故。西洋畫的基本練習是木炭素描，一條線條，一筆烘托，都得和擺在面前的實物不差分毫。經(jīng)過這樣訓練的手腕和眼力，運用起來自然能夠十分準確，達到得心應手的境界。于是寫什么像什么了”(《弘一法師的書法》)?！皩懯裁聪袷裁础?與豐子愷說李叔同 “做什么像什么”可謂異口同聲。得古書之形似，得力于素描，形體的敏感能力和表現(xiàn)能力，似可察知。這批習書，點畫之形、結(jié)構(gòu)之形，悉如原書，但點畫之間，又似一以貫之——斂才入力，鋒不旁出，處處用實，不著虛筆，屏息運筆，竭力而使，毫不怠懈，唯恐不能再現(xiàn)其力和形，且似用禿筆，撇、捺、垂露難見毫芒，故圓渾，方折處似刀鑿石，極力追尋碑版原貌，不矯不縱，嚴謹甚極。這一書法視覺形象，實難同構(gòu)于風流公子之形象，只能同構(gòu)于勇猛精進的執(zhí)著精神。其絢爛處，難以在其點畫形象上尋得，只能在其遍臨各碑帖而均能得形似之能處體味。在眾碑帖間，轉(zhuǎn)換臨習，得之自如，可顯才華之絢爛。
出家后，李叔同曾在泉州承天寺、廈門南普陀寺對青年學僧講過學書的方法。他說，要想寫好字，其道在多看多寫中得古人神髓。多看，是多搜集古人的書法碑帖，比較研究，用心揣摩；多寫，是臨之摹之，熟習到真假不分的程度。先由篆字下手，再學隸書，然后入楷，再學草書。寫字最要緊的是章法，字的好壞，章法占七分，書法占三分。并說： “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br>重章法之說，正如“故朽人所寫之字，應作一張圖案畫觀之斯可矣”之言，與沈尹默等人主張重筆法不同。浸淫過西畫的，對視覺造型自有一種眼力，形式感特別強。但此西畫形式感，跟中國畫的形式感，又有不同。林散之深受中國山水畫的浸淫，其書法的章法構(gòu)成和墨法構(gòu)成，均顯現(xiàn)出山水水墨畫的底蘊。而李叔同的章法構(gòu)成，側(cè)重在形式的有序上，左右上下四角一如西畫之畫框，字行之間也十分有序。這就是中西繪畫浸淫書法的不同了。中國畫把有序性消解在無序性的藝術(shù)意象之內(nèi)，西畫把無序性明確表現(xiàn)為有序的直觀形象(抽象畫除外)。用中國水墨山水畫的眼光來鑒賞他的書法，包括出家后寫的，是難得其妙處的。還不如以 “空”的佛境體驗去觀之。
對于創(chuàng)作與人的關(guān)系，李叔同持傳統(tǒng)的 “如人”說，強調(diào)人格修善，完成“書如其人”的審美構(gòu)成。但文藝作品，包括書法，以其自身的魅力流傳千古，比比皆是，察其創(chuàng)作者，則一無所知，為無名氏。這又是什么“傳”現(xiàn)象？他所臨古法書，大多不知書者姓名，何來 “以人傳”之說。強調(diào)人格修養(yǎng)，提高藝術(shù)品格，是對的，但不必以“文藝以人傳”作為論據(jù)，否則難免偏頗。
總之，李叔同時期的書法，是以法古為主調(diào)，在法古的廣博上和詩稿的行書上體現(xiàn)出絢爛的才華。而法古之作，形似有余，意趣不足；滿紙著實，虛靈不足；力貫強勁，卻有刻板之弊。詩稿、尺牘、行書，則初具規(guī)模，頗有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