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事研究會是一部分國民黨人以繼續(xù)反袁為目的而組成的政治團體，是全國革命斗爭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于1914年8月在日本東京成立。
如前所述，孫、黃于二次革命后的思想分歧終于導致了國民黨在組織上的分裂。1913年9月，孫中山在東京發(fā)起組織中華革命黨，并親書入黨誓約，企圖用宣誓效忠黨魁的辦法和按手印“以防偽假”的形式來維護黨的紀律和統(tǒng)一，增強黨的戰(zhàn)斗力，結果卻使中華革命黨退回到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前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的傳統(tǒng)上去，具有濃烈的秘密結社的色彩。有人說中華革命黨是民國時代的興中會，這一評論大概是對的。
奉黃興為首的黨內(nèi)資產(chǎn)階級自由派本不同意孫中山另組新黨，更反對加入新黨時須履行的手續(xù)，認為革命黨人只能服從黨的組織，矢忠三民主義，具有為革命獻身的精神，而不是專重服從黨魁個人；《中華革命黨總章》規(guī)定黨員入黨必須加按手印，“這近乎侮辱”①,且形式上與舊式會黨沒有什么區(qū)別，更為資產(chǎn)階級政黨所不取。黃興曾為此向孫中山提出要求修改章程，胡漢民亦從中調(diào)和，提出將“附從孫先生”改為“服從中華革命黨總理”,據(jù)說孫中山已表同意，但由于陳其美堅決反對沒有成功②。為此，黨內(nèi)持不同意見者認為，孫中山堅持“黨魁統(tǒng)一事權”,“不惜以權利相號召”,實即“反對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義”③;而且《總章》規(guī)定黨員入黨，“指文嚴誓，一反同盟會以來網(wǎng)羅豪俊共求國家宏旨”④,因此，黃興等人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加之陳其美等無端指責黃興攜巨款在東京建造私宅，孫中山也不諒解，表示其“不入會(指中華革命黨)為宜”,“靜養(yǎng)兩年”,愈使黃興的心情十分沉重，認為革命乃個人之天職，豈能以黨魁命令不準他人革命⑤。乃覺灰心，表示：“國事日非，革命希望日見打消，而又自相戕賊若是，故日來悲憤不勝?！雹撄S興在致劉承烈的信中說：“黨事弟久灰心。近來尤極其詭譎之態(tài)。不德如弟，欲圖挽救，轉受毀傷，尚有何說！”⑦是時，又有人乘勢活動，主張“擁黃克強先生另行組黨”⑧,革命黨人的分歧益發(fā)加劇。
在此外鑠內(nèi)攻的情勢下，黃興一方面表示“黨只有國民黨，領袖惟孫中山，其他不知也”⑨;另一方面認為在東京長此相持，不但于黨事無補，反會使“同志之間意見日深，將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給敵以挑撥離間的機會”⑩。為了維護黨內(nèi)團結和孫中山的領袖威信，“避免黨內(nèi)糾紛”(11),黃興乃于6月末借宣傳討袁離日赴美。
黃興離開日本，并沒有能夠緩和革命黨內(nèi)部的矛盾，一些追隨黃興者也紛紛出走，李烈鈞赴歐洲游歷，柏文蔚經(jīng)香港赴南洋，紐永建前往倫敦，已在南洋的陳炯明也宣稱“不問國事”,繼續(xù)留在日本的李根源、程潛等人則進了早稻田大學。
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旅居日本因政見分歧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的部分國民黨人，認為“歐事嚴重”,影響中國局勢至關重要，便經(jīng)常相聚一起，討論世界大戰(zhàn)與中國革命的關系和應付方針。稍后，李根源、彭允彝、殷汝驪、冷通、林虎、程潛等人倡議(12),以討論歐事為名，成立新的組織——歐事研究會。關于這一名稱的確定，據(jù)程潛回憶說：“為什么要取名歐事研究會？對于這個名稱，我們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才決定下來的。最主要的意思，就是想和一般政黨的性質區(qū)別開來。這樣做有三個好處：一來可以避免發(fā)生與中華革命黨對立的誤會；二來可以借此聯(lián)絡僑居日本的同志，隨時隨地，互相商榷；三來不怎么顯眼，一時不致為袁政府所忌，國內(nèi)的人士也可以借此聯(lián)絡，互通聲氣?！?13)
歐事研究會是一個組織松散的政治聯(lián)盟。從表面上看，它頗類似于有一定政治傾向的同人會組織，實則會員仍以堅持反袁斗爭、維護民主共和為職志。因其在反袁斗爭的策略上與中華革命黨的激進方針稍異，而持穩(wěn)健的方針，具有明顯的調(diào)和色彩，故時人稱之為國民黨的溫和派或文治派。成員主要有李烈鈞、李根源、紐永建、程潛、熊克武、陳炯明、林虎、冷通、鄒魯、李書城、柏文蔚、章士釗、陳獨秀、張孝淮、谷鐘秀、張耀曾、楊永泰、文群、沈鈞儒、但懋辛、張秀鸞、方聲濤等數(shù)十人，多屬辛亥革命后各省的統(tǒng)兵大員和政界要人，與黃興關系深厚。如張繼所言：“歐事研究會，多(黃)克強舊屬，計劃討袁，云南起義之發(fā)動最有力?！?14)故奉黃興為名譽領袖。黃興也確與歐事研究會保持著聯(lián)系。還在歐事研究會成立時，李根源、彭允彝、殷汝驪、冷通、林虎、程潛等即聯(lián)名致函在美國的黃興，告知該組織成立的目的和具體做法，并請其加入。黃興欣然贊同，在9月3日的復信中說：“知公等設立歐事研究會，本愛國之精神，抒救國之良策，主旨宏大，規(guī)劃周詳。其著手辦法，尤祛除黨見，取人才集中主義，毋任欽仰。又承決議認弟為本會會員，責任所在，弟何敢推辭。惟材識疏淺，無俾大局，深自愧悚耳?！标P于時局，黃興認為歐戰(zhàn)方起，“群狼臻遠，猛虎當門”,宜持“穩(wěn)慎”的態(tài)度；對袁世凱的斗爭，策略上應取“蓄遠勢毋狃于目前，計全局毋激于一部”的方針。并勉勵大家“一致進行，庶預備方有所著”(15)。這些建議，基本上被歐事研究會所接受，并確定為該會的既定方針。由此可見，歐事研究會從醞釀成立，到確定對時局采取的方針，均由該會會員函告黃興，征詢他的意見。黃興不僅同意歐事研究會的宗旨，明確表示加入該會，而且對歐事研究會也有實際的指導，即“一切計劃，多由克強先生指授”(16)。
歐事研究會的實際負責人是李根源。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號雪生，云南騰越(今騰沖)人。早年畢業(yè)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科，1905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后組織出版《云南》雜志，倡設云南獨立會。1909年回國后，任云南講武堂監(jiān)督，旋升總辦，參加了辛亥革命。云南光復后，任云南軍政府參議院院長，并受中將銜兼軍政總長。1913年任國會眾議員。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與黃興等人交往密切，后又與因反袁亡命南洋的岑春煊等互通聲氣，“漸漸想借此為將來政治活動的基礎”。這種特別的經(jīng)歷及軍人和議員的雙重身份，使他和這兩派人都有密切的聯(lián)系，成為聯(lián)絡兩派的重要人物。他在籌建歐事研究會的過程中，集合同志，或協(xié)同章士釗草擬對外文字，或發(fā)函聯(lián)系國內(nèi)、歐美、南洋各地同志，在籌劃和組織上都起了重要作用(17)。
歐事研究會成立初期，持“緩進”的政治主張，這主要表現(xiàn)在對袁世凱的態(tài)度上。在籌劃反袁斗爭時，黃興表示：“人謂乘歐亂吾人可起而擊袁，不則失此時機，吾人終無倒袁之日。此似是而非之說”,“最足以僨事”?！叭缋么松贁?shù)人之激烈心理，逞一時之憤，或一部之力，必終歸無效，徒自減殺其勢力。”故應“有條理之預備”,“著著蹈實進行”(18)。陳炯明也認為：“機會二字，當具雙方觀察，袁必有可乘之機，在我實有能乘之力，二者湊合，斯為機會成熟。否則袁即一枝之韌，吾黨能力不逾嬰孩，其能折乎？”也就是說，反袁要注重自身實力的培養(yǎng)，不可輕率盲動，而中華革命黨的激進做法實不可取。以上論斷在當時極具有代表性。
對于孫中山，他們除“取尊敬主義”外，還設想在反袁斗爭勝利后，請“孫中山先生出來，共同維持”,并請“轉語中山先生不必疑餒”(19)。黃興贊成這一態(tài)度，認為如此“以維持固有之黨勢人手，既與中山無所沖突，且有事時得予以助力，實為正大穩(wěn)健之至”(20)。
在此認識的基礎上，1914年8月13日，歐事研究會起草了可視為其反袁斗爭策略計劃的“協(xié)議條件”,主要內(nèi)容為：“第一，集中人才，積蓄力量。即對于當代有望人物，取廣義的聯(lián)絡主義，使人才集中，主張 一致?！彼^“廣義的聯(lián)絡”,應“不分黨派；即前為敵黨，但有可以接近之道，即極力與之接近。文事武功，尤宜雙方并進”。因為“全國之中，有政治智識，有政治能力，而又一趨于正軌者，僅此少數(shù)人之才，分則勢孤，或更生有力之敵。此尤以往之經(jīng)驗，須引以為戒者也”。聯(lián)絡的方法，主要是開辦學校和創(chuàng)建實業(yè)。在他們看來，政黨活動容易受到政府方面的猜忌，而開辦學?？梢浴把悠赣忻譃楫斁植患芍瞬拧?還可以在開學后，“因某種學科”成立某種學會，再以學會去“聯(lián)絡當代有望人物，此為現(xiàn)今唯一不二之方法”。這樣，就使“事易成而且不致招忌，至養(yǎng)成無數(shù)青年，為將來政治上之臂助”。他們計劃創(chuàng)建的實業(yè)，主要是指開辦圖書公司，認為“此項事業(yè)，于人才聯(lián)絡上最為相宜；即無聯(lián)絡人才之目的，實業(yè)上亦不可不求一根據(jù)地，以為退藏之所。前次民黨失敗，人才風流云散，欲求一聚首而不可得，此皆實業(yè)上無立足之地故也”。第二，緩和改進，爭取同情。即“對于現(xiàn)今之政局，取緩和的改進主義，使人心漸入輿論同情”。這是因為“政局至此，全國人心已無不心知其非；但必有可以系屬人心之道，始能漸易其趨向，而后可以著手改進”。經(jīng)辛亥、癸丑兩次起事后，國內(nèi)“人人皆喘息不遑，故無論政府如何萬惡，激進之主張，則不能喚起國人之同情，惟有鼓吹共和國家組織之原則，共和國民應具之智識，而于當局之非立憲舉動任人借鏡返觀， 自不難養(yǎng)成健全之輿論”。并且“現(xiàn)今民黨之新聞，一家無存，然除政府直接收買之報館聽其命令外，余皆時露攻訐之態(tài)度，此正輿論變轉之機會”。欲達此目的，最好的辦法是創(chuàng)辦報紙和雜志。因為“日報之關系最巨”;“雜志之效力，固較日報為小，然灌輸上等社會人之智識，統(tǒng)一同志之主張，亦甚重要”(21)。通過向全國人民的廣泛宣傳，造成強大的輿論壓力，才能取得反袁斗爭的勝利。
“協(xié)議條件”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歐事研究會力圖聯(lián)合各派，以“緩進”的方針堅持討袁的政治主張。表明在革命處于低潮的形勢下，歐事研究會仍然堅持了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的立場，并且在根本點上與中華革命黨是一致的。兩者的分歧主要是在斗爭策略上各有所見，其術雖異，其旨則一。當然，歐事研究會的“緩進”方針中，存在著過高估計敵人力量的消極因素；但其反對以“少數(shù)人之激烈心理，逞一時之憤”的做法和“蓄遠勢毋狃于目前，計全局毋激于一部”、“似迂緩而實迅速，且可以立于不敗之地位”的主張，則應是對中華革命黨軍事上冒險盲動的校正。此外，歐事研究會反對中華革命黨組織發(fā)展上的宗派主義傾向，主張不分黨界，廣聚人才，聯(lián)合一切能夠聯(lián)合的力量共同討袁，也是應該給予肯定的。
歐事研究會在東京辦有軍事學校浩然廬，另設政法學校，兩校學員多系該會成員。同時辦有《甲寅》雜志作為宣傳陣地，主筆為章士釗?！都滓房d的文章，注重從理論上闡述必須維護民主共和的思想，并深入剖析了封建專制給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在《政本》、《國家與責任》、《開明專制》、《中華民國之新體制》等一系列文章中指出：“開明專制者，人治政治也?！?23)與此相反，“文明國所有法者，其性公，其質固，審判有定員，解釋有定義，所用者法也，而非用法之人。人唯用法而不能自用，故行之而無弊。”(23)因此，要實現(xiàn)民主共和，就必須否定“人治”思想，建立法治觀念。毫無疑問，這對于促使更多的人認清袁世凱假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的本質，對于喚起國民的反袁斗志，擴大討袁的聲勢和力量，都產(chǎn)生了潛在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此后，歐事研究會又陸續(xù)創(chuàng)辦了《正誼》和《新中華》雜志以及《中華新報》,使他們的宣傳活動更加形成聲勢。
在美國，黃興與李書城等人積極進行宣傳，旨在“將袁氏罪狀節(jié)節(jié)宣布，使世界各國皆知袁氏當國一日，即亂國一日，欲保東亞之和平，非先去袁氏不可”(24)。黃興還著重揭露了袁世凱破壞共和，實行獨裁專制的罪惡行徑，列舉了其禍國殃民的五大罪狀：“一、棄滅人道；二、違背約法；三、破壞軍紀；四、混亂財政；五、擾亂地方。”(25)是一個“專制的、狂妄的、叛國的獨裁者”。號召海外僑胞“同心合力，擁護共和，將袁氏驅除”,并表示“將奮斗到底，使中國成為一個實至名歸的共和國”(20)。
在南洋地區(qū)，李烈鈞、陳炯明等人也極力宣傳歐事研究會的主張，準備在南洋“另樹一幟”,以求擴大歐事研究會的影響，并“盡力去辦，務達到倒袁之目的而后已”。經(jīng)過努力，南洋華僑中的陳新政、林義順、蔡熾等人及一些客籍華僑接受了歐會的主張。不久，李烈鈞邀日本東京歐會的成員林虎、趙正平、柏文蔚、耿毅及鄒魯?shù)鹊侥涎箝_展活動。是時，恰遇廣東發(fā)生水災，于是乃組織了“中華水利促進社”,對外宗旨宣稱“擬興辦水利，并計劃在南洋設立世界輪船大公司，分勸募股”(27),實在藉此避開居留政府的干涉，“籌備大款，然后舉事”(28)。但由于與中華革命黨在南洋的支部發(fā)生沖突，故收效甚微，奔波半年，只募得“荷蘭紙幣九萬三千余盾，英紙幣一萬余鎊，共合中國錢十二萬數(shù)千元”(29)。
歐事研究會在國內(nèi)的組織主要集中在上海，“多為國會解散后之議員，未被捕者，若谷鐘秀、歐陽振聲、楊永泰、徐傅霖”,都參加了歐事研究會。殷汝驪后也由東京返回上?；顒樱麄冊诖藙?chuàng)辦了《正誼》雜志，谷鐘秀任主撰；歐陽振聲在稍后又設立了泰東圖書局，并在當時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密圖改革，而資之以聯(lián)絡海內(nèi)外同志之機關，凡黨人至滬或欲有所傳遞，莫不倚泰東書局?！?30)此后，歐事研究會還向云南、湖南等地派遣了方聲濤、程潛等人，進行組織及反袁的聯(lián)絡工作。
就歐事研究會整體的組織來看，發(fā)展規(guī)模始終不大，且既沒有完整的組織機構，又缺乏嚴密的基層組織。是一個局限于上層社會人士的“名流黨”。所有這些，自然都影響了它的號召力和戰(zhàn)斗力。
1916年袁世凱死后，中華革命黨宣布停止黨務活動，歐事研究會亦逐漸消散。不久，國會恢復時，原國民黨籍議員聚集北京。為增強在國會中的戰(zhàn)斗力，以便與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相抗衡，張繼乃“以舊國民黨領袖的資格糾合舊日同志”,于9月9日在北海公園集會，組成“憲政商榷會”(“商榷系”的名稱亦由此而來),但其內(nèi)部派系林立，歐事研究會成員多從屬于其中的“客廬系”。盡管此時歐事研究會名義不復再有，但其成員作為一個政治派別卻始終隱形于國民黨內(nèi)，且其后更有政學會為承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