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自傳》，寫在一九三二年秋間，算來時間快有半個世紀了。當時我正在青島大學教散文習作。本人學習用筆還不到十年，手中一支筆，也只能說正逐漸在成熟中，慢慢脫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為了補救業(yè)務上的弱點，我得格外努力。因此不斷變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用不同方法處理文字組織故事，進行不同的試探。當時年齡剛過三十，學習情緒格外旺盛。加之海邊氣候對我又特別相宜；每天都有機會到附近山上或距離不及一里的大海邊去，看看遠近云影波光的變化，接受一種對我生命具有重要啟發(fā)性的教育。因此工作效率之高，也為一生所僅有。前一段十年，基本上在學習用筆。后來留下些短短篇章，若還看得過去，大多數(shù)是在青島這兩年半內完成的。并且還影響此后十年的學習和工作。我的作品，下筆看來容易，要自己點頭認可卻比較困難。因為前后二十年，總是把所寫作品當成一個學習過程看待，不大在成敗得失上注意。這個《自傳》的產生卻不同一些。一個朋友準備在上海辦個新書店，開玩笑要我來為“打頭陣”，約定在一個月內必須完成。這種迫促下出題交卷，對我并不習慣。但當時主觀設想，覺得既然是自傳，正不妨解除習慣上的一切束縛，試改換一種方法，干脆明朗，就個人記憶到的寫下去，既可溫習一下個人生命發(fā)展過程，也可以讓讀者明白我是在怎樣環(huán)境下活過來的一個人。特別在生活陷于完全絕望中，還能充滿勇氣和信心始終堅持工作，它的動力來源何在。因此僅僅用了三個星期，寫成后重看一次，就破例寄到上海交了卷。過不久印成單行本后，卻得到些意外好評。部分讀者可能覺得“別具一格，離奇有趣”。只有少數(shù)相知親友，才能體會到近于出入地獄的沉重和辛酸?？墒怯晌艺f來，不過是還不過關的一本“頑童自傳”而已。書中前一部分學生生活占分量過多。雖著重在反對教“子曰”老塾師頑固而無效果的教育方法，一般讀者可能只會得到些“有趣”印象，不可能感到有什么積極意義。因為到他們讀我作品時，時代已不同了，“子曰”早已失去作用，隨之而來的卻是封建軍閥大小割據(jù)、打來殺去，國勢陷于十分危急時期。后一部分寫離開家庭進入大社會后的見聞和生活遭遇，體力和精神兩方面所受災難性挫折和創(chuàng)傷，個人還是不免受到些有形無形限制束縛，不能毫無顧忌的暢所欲言。當時還以為到再版時，將有機會加以調整補充。事實上一九三三年夏回到北平后，新的工作一接手，環(huán)境一變，我的打算全部落了空，不能不放棄了。

時間過了半個世紀，我所經歷的一切和我的創(chuàng)作都成了過時陳跡?，F(xiàn)在《新文學史料》編輯部忽然建議重發(fā)我的《自傳》，我是頗有些猶豫的。時代前進了，我這本《自傳》還能給青年讀者起些什么教育作用，實令人懷疑。但是這本《自傳》確實也說明了一點事實。由此可以明白，一個材質平凡的鄉(xiāng)下青年，在社會劇烈大動蕩下，如何在一個小小天地中度過了二十年噩夢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運動余波的影響才有個轉機，爭取到自己處理自己命運的主動權，完成了向社會學習這一階段的經歷后，并開始進入一個更廣大復雜的社會大學，為進行另一階段的學習作了準備。如今說來，四五十歲生長在大城里的知識分子，已很少有明白我是干什么的人；即部分專業(yè)同行，也很難有機會讀到我過去的作品。即或偶然見到些劫余殘本，對于內中反映的舊社會部分現(xiàn)實，也只會當成“新天方夜談”或“新聊齋志異”看待。只有少數(shù)中的少數(shù)，真正打算采用歷史唯物主義嚴肅認真態(tài)度，不帶任何成見來研究現(xiàn)代文學史的工作者，對他們或許還有點滴用處。因為借此作為線索，才可望深一層明白我一九二五年“良友”印的《習作選題記》、《邊城題記》，一九四七年印的《長河引言》及一九五七年《沈從文小說選題記》中對于寫作的意圖和理想，以及尊重實踐、言簡意深的含義。再用來和我作品互相對照，得到的理解，必將比前人認識明確、深刻而具體。因此我同意把它重新發(fā)表，并作了些補充、修改和校訂。

一九八○年五月十七日

(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從文自傳》)

賞析一個飽受磨難的老人，當他獲得了新生活以后將以怎樣的態(tài)度向過去告別？是憤怒地控訴過去？是滿腹委屈地傾訴積怨？還是樂觀地歌詠未來？他有權選擇任何一種方式。但這任何一種方式都不適合于沈從文，盡管他在新中國被迫擱筆20余年，其間又夾雜著肉體和靈魂的折磨，重獲自由后他卻很少提及“文化大革命”及自己的委屈，只是在必要的時候，冷靜而又淡淡地描述、回憶著過去，似乎這一切和他相距很遙遠。有時，我們把這種文章稱作“老到的文體”，上面這篇《<從文自傳>附記》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文章寫于1980年，是現(xiàn)代文學許多被塵封已久的老作家重見天日的年代。在這以前作者遭受了太多的坎坷，但我們看到作者并沒有借為自傳寫附記的機會為自己鳴冤叫屈，這一切似乎和作者無關，他只是平白而又不帶感情地敘述和自傳有關的前前后后，讓我們宛如看到一個老人娓娓地和我們講著故事。故事雖遙遠卻讓我們感到親切，沒有任何虛假造作的痕跡，讓人讀來感到貼切而又富有余味，試想在作者這恬靜、平淡的文字敘述背后蘊藏著作家多少辛酸的歷史啊！但作者卻冷冷地敘述著這一切。

這一切都和沈從文對“生命”及“文學”的理解有關。細心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在這不足兩千字的文章中作者兩次提及“生命”，而沈從文對“生命”和“生活”的理解是別有深意的。一本自傳有可能寫成生活的流水帳，但作者關注的是“生命”的發(fā)展。在他眼中“生活”是指人的衣、食、住、行等“動物性”行為，而“生命”則是“超越習慣心理和眼光”，有著純樸人性、對自己的命運有著自我認識和自我駕馭能力的最高存在形式。正是在這種條件下，當生活陷于完全絕望的時候，他還能充滿勇氣和信心地工作，才能在遠近云影波光的變化中，接受對生命具有啟發(fā)性的教育。和自然的貼近使作者純樸、親切，在這短短的附記中還為“自傳”曾受到有形無形的限制而感到惋惜，可見作者對“天然去雕飾”這一風格的看重。對“生命”的深刻理解使作者性格堅強、心胸豁達、富有理智，因此對一些和自己息息相關的痛苦也是那么超然。作者非常清楚“作家”的職責，證明一個作家價值的是他的作品，而不以任何人的意愿為轉移。簡而言之，作品一旦完成，作品將證明自身的價值，而作家只需沉默。至此，藝術作為一種獨立的存在形式和另一種存在形式相對抗，作家那出色的藝術表達方式成為對一切不公正的待遇所造成的威脅的回答，作家沒有必要再聲明、抗辯，因為作品已替他做了嚴正的答辯。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平靜、超然地敘述一切的原因已十分明了。藝術家的自信使作家同意重刊《從文自傳》，《<從文自傳>附記》也有了雙重價值：它既是作家生命意識的投影，又是在為研究者指點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