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野看來，一方好印之中，有詩、有鬼神、有禪理：“不著聲色，寂然淵然，不可涯涘，此印章之有禪理者也；形若飛動、色若照耀、忽龍忽蛇，望之可掬，即之無物，此印章之有鬼神者也；嘗之無味，至味出焉，聽之無音，元音存焉，此印章之有詩者也?！彼q愛玩味漢印：“清曉空齋坐，庭前修竹清，偶持一片石，閑刻古人名。蓄印僅數(shù)鈕，論文盡兩京。徒然留姓氏，何處問生平”。(《印談》)書畫家李流芳也曾這樣述說治印之樂：“余少年游戲此道，偕吾休友人競相摹仿，往往相對，酒闌茶罷，刀筆之聲，扎扎不已，或得意叫嘯，互相標目，前無古人”。(李流芳題《汪果叔印譜》)
這類雅事，明、清筆記和印學著作之中甚多。如周亮工《印人傳》載：“蘭溪姜次生，亦縱于酒，外惟寄意圖章。方侍御邵村，為麗水令，款之署中，釀為生罄矣！ 一夕，漏下數(shù)十刻，忽剝啄甚急，侍御驚起，趨迎問故。曰：我適為公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里也。事孰有急于此乎！遂出握視之。復曰：如此印，不值一醉耶？”姜次生藝術創(chuàng)作的狂熱，躍然紙上。同時也說明，當時的達官貴人視篆刻家為有社會地位的人，一般人在縣令面前哪敢如此放肆。
周亮工本人也是一個印章迷。他官至戶部侍郎，卻嗜印成癖，自稱“生平嗜此，不啻南宮之愛石”、“舊藏晶、玉、犀、凍諸章，恒滿數(shù)十函”(《印人傳》),并遍請名手刻其名號、齋館、詩詞章句印，多達千余鈕。其所交皆一時篆刻名手，后遍采印人事略軼聞著《印人傳》。
唐宋以后，文人直接參與印章制作，并不斷從理論上予以總結，這就有力地推動了篆刻藝術朝更高的審美品位發(fā)展。這從明中葉的篆刻熱涌現(xiàn)的大量印譜中即可窺見一斑。刊刻印譜，自北宋宣和至明中葉這三百五十年時間里，不過寥寥數(shù)種。而明中葉之后，自顧氏《集古印譜》1572年刊行到1644年明亡這七十年時間里，越出越多，僅《歷代印學論文選》輯其序跋的即達三十二種。刊行印譜要耗費大量資財，只有高價售出才能收回成本?？杏∽V之風正說明社會需求之迫切，熱愛篆刻之風的熾熱。清代，篆刻熱有增無減，各式印譜出得更多了。山東濰縣陳介琪藏古印逾萬，刊《十鐘山房印舉》,集古印一萬零二百八十四方，選擇亦精，實為空前巨著。
同時，理論著作亦應運而生。如元吾丘衍刊行《學古篇》,闡述篆隸演變及篆刻知識，成為印學史上第一部經(jīng)典性專著。明清以來，除了散見于隨筆、筆記的文字，各種印譜均有序記，印學論著亦頗多。著名者如何震仿吾丘衍《學古編》體例著《續(xù)學古編》,徐官著《古今印史》,張應文著《敘書畫知識》,甘旸著《印章集說》,楊士修著《印母》及《印說刪》等。
詩人沈野所著《印談》一書意義更為重大。他對篆刻藝術的本質(zhì)、創(chuàng)作的形象思維、字體、章法、造型要領、創(chuàng)作與法古的關系、“自然”最美等等方面的見解均極高。
當我們簡略地回顧了篆刻審美生成的歷史的若干現(xiàn)象以后，我們就不能不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文人這樣喜歡篆刻藝術？或者說，篆刻藝術為什么特別符合中國文人的審美趣味呢？
中國文人有兩個僻好，一是好古，二是好書法。
古，在中國人、特別是文人心目中，神秘而又偉大，崇高而又完美，以至“古”本身就成為一個審美范疇。中國人崇古、學古、好古、懷古，充分表現(xiàn)在各個方面。談政治，遠古的三王之世、堯舜之時，是理想的統(tǒng)治者、理想的制度、理想的時代。講道德，古人最高，每每嘆息“人心不古”。說某某有“古人之風”,那是最高的贊美詞。就是一個藥方，也要強調(diào)是“秘傳古方”、“遵古法制”。賣藥者以此自夸，服之者堅信有效。馬王堆漢墓中的導引圖、藥方，都成為今日商品競爭的手段。這種尚古之情，使中國人以古為美，玩古董、考金石，很早就成了風氣。唐韓愈見到石鼓文的拓本，便驚嘆“如此至寶存豈多”,主張“薦諸太廟比郜鼎”,并寫下《石鼓歌》這篇熱情洋溢的詩作。
收藏金石文物，并予以考證、著錄，到北宋已成為熱門。在呂大臨撰《考古圖》、歐陽修撰《集古錄》之后，薛尚功、王黼、王俅、陳思、洪適等都撰有考古專著。
宋代著名詞人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喜歡收藏圖書文獻，還特別喜歡收藏青銅器，著《金石錄》三十卷，“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鐘、鼎、甗、鬲、盤、彝、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跡，凡見于金石刻者二千卷”。金人南侵，他倆將最重要的十五車書籍文物，運到江南。江南吃緊，趙明誠赴湖州任，臨別交代李清照：“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服、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分身俱存亡，勿忘之?！?李清照《金石錄后序》)宗器即“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趙明誠真是將這些古青銅器視如生命。
中國文人愛書法、崇拜書法、珍藏書法之風氣的形成，比玩金石還要早。曹操將梁鵠的字懸于帳中觀賞；王導逃難過長江，身上揣著鐘繇的《宣示帖》;南朝宋虞和《論書表》歷數(shù)御庫中珍藏書家名跡的件數(shù)與裝幀所用金玉、珊瑚、玳瑁等珍貴材料，說這些藏品“足以聲華四宇、價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偉寶”;梁武帝與唐太宗位居九五之尊，卻酷愛書法，還留下多篇書法論文。在中國，諸多藝術門類之中，皇帝肯親自動手，而又被大家視為風雅有益的，只有文學與書法。這兩門藝術的社會地位，其他一切藝術無法與之相比。字寫得好，人人佩服，聲名遠播；字不好，不但別人笑話，寫不好試卷還無法中試做官。這等名利攸關的事，誰敢等閑視之？這樣的社會條件，怎么可能不形成崇尚書法的風氣？
好古而兼好書法，金石文字必然會成為文人偏愛的東西。北宋文人研究金石文字之風，被戰(zhàn)禍中斷，清代又掀起更盛的考古之風。學者們通過金石文字的研究，正定文獻、考據(jù)史實。玩摩得多了，金石文字形象本身的魅力，就牢牢地吸引了文人。人們將它拓了下來，廣為傳播。那奇特的字形、澀拙的筆劃、斑駁的紋理，散發(fā)出一種迷人的意味，它歪歪斜斜，長短參差，筆畫或粗或細、或方或圓，總是那么自由自在、無拘無束。這種高雅狂放，使得那些流行于世、累經(jīng)翻刻的帖派末流之作，相形見絀。
金石文字這種自然、稚樸、拙澀、多樣的形象，正好與明清書壇求變、求解脫的美學思潮合拍，與書法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相符，因而，在乾嘉之后，碑派書法很快就興盛起來，金文、古璽、秦權、詔版、封泥、瓦當、碣石、碑文，乃至清末發(fā)現(xiàn)的甲骨、簡牘，一切能啟發(fā)書家創(chuàng)造出新藝術形象的東西，都被請出來作楷模，供借鑒。這些碑派書法的追求者，熱心地將形形色色的古文字都推介到人們面前，阮元、包世臣、康有為這等名人又盡力鼓吹，玩摩、愛好金石文字的人，也就日益增多。
然而，那么美的金石文字卻只能作為遠古遺物來玩賞，只能作為書法的借鑒，總是件遺憾的事情。于是，一些開拓心強的書家，就不甘于此，要打開一條道路，創(chuàng)造一個能將金石文字直接見諸創(chuàng)作的新藝術領域。自從文彭發(fā)現(xiàn)燈光凍是刻印的好材料后，這個追求就實現(xiàn)了。篆刻，就成為集文人士大夫好古、好金石文字、好書法、好詩詞警句、好小玩意等等諸多趣味于一體，并能夠隨心所欲地刻自己的名字、別號、齋館、吉語、成語、警句，藉以抒發(fā)情懷的藝術品種。
印章，不僅集文人士大夫的許多愛好于一身，而且，篆刻還是最易上手的藝術。三數(shù)個字、方寸之石，不熟篆法可以查工具書，配上風格一致的三四個字并不太難?？梢苑磸投啻卧O計印稿，可以將印稿拓上印面，或用鏡子照著描稿?？痰臅r候，也不像書法必須一揮而就，而可以一刀復一刀，多次地刻?？塘撕笤囃兀囃亓诉€可再動手補刀修改。越易于上手的藝術，自然就越能吸引更多的人去參與。這正是許多文人都喜歡搞搞篆刻的原因之一。
我們研究一下那些書、畫、印皆精的名家的成才過程，也能說明這一論點。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都是篆刻最先出成果，繪畫晚年才登高峰。當今韓天衡、石開又是篆刻先出了名，書法有成在后，繪畫方在成長之中。
不過，要特別講明的是，“容易入門”絕不等于“容易搞”。反過來，許多最單純、最易入門的東西，往往比那些看來繁難的東西更難登峰造極。
篆刻入門容易，刻成能品也不難，但要登上大師臺階卻是最困難。因為篆刻藝術的造型手段最少，限制太大。方寸之石，三幾個漢字，朱白二色，只此而已。要創(chuàng)造世人公認的新風格，難度極大。這大概就是古往今來印人很多，而獨立門戶、開宗立派的篆刻大師卻甚少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這只是事情的一面。它的另一面是，正因為入門容易，對于熟悉古文字的文人學者尤其容易上手，故吸引了眾多的愛好者，成為文人、士大夫、藝術家的寵物。也正因為登峰造極太難，諸多有志者才永無休止的登攀，使之具有永不衰竭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