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文集。十二卷。明鄒守益撰。當初成書于明嘉靖、隆慶年間。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生于明弘治四年(1491年),卒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江西安福人。正德六年進士，官至南京國子監(jiān)祭酒。早年攻《大學(xué)》、《中庸》,后轉(zhuǎn)而師事王守仁，深受守仁賞識，又德行高超，為時尊崇。因忤旨落職歸里，家居二十余年卒。為江右王學(xué)正傳，以信守師說見稱。
該集首有呂懷拜嘉靖三十九(1560年)年序、馬森隆慶六年(1572年)序。卷一、卷二序，卷三奏疏，卷四記，卷五，卷六簡，卷七答問，卷八雜著，卷九碑傳贊類，卷十文銘，卷十一、十二詩。
鄒氏談良知，以為良知作為本體，是至虛、至靈、至清、至明的。因而在運用的過程中，事親而能孝，從兄而能弟，交友而能信，聯(lián)族而能惠，處鄉(xiāng)而能和。它作為一種善，是無所不能的。在《贈王孔橋》中，竭力贊賞良知的這一特征：“蓋吾良知之體，本無障蔽，本無滯障，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fā)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浩浩乎，日月之常照，而淵淵乎，河江之常流?！币蚨?，良知的不見，不過是受“氣習(xí)”的連累，正如“病之累元氣也”。致良知，也就是恢復(fù)它的本體，如“燭之體，本明也，在無瘀其光而已，水之體，本清也，在無撓其靜也?！?《贈程鄭二生》)因而于《再簡雙江》中提出“寂感無時，體用無界”的主張，即所謂“不睹不聞，無形與聲，而昭昭靈靈，體物不遺。”進而又提出本體與工夫合一無二的觀點，在《復(fù)高仰之諸友》中說：“本體、工夫，原非二事?！洞髮W(xué)》之教，在明明德。下明字是本體，上明字是工夫，非有所添也。做不得工夫，不合本體；合不得本體，不是工夫。”
這種本體與工夫的合一，具體地做來，也就是“戒慎恐懼”,以為這是“致良知”的途徑。但鄒氏對王陽明的“戒慎恐懼”一方面有其繼承之處，以為也是一種防范功能，即“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所以保其精明之，不使纖塵或縈之也?！?《九華山陽明書院記》)另一方面又以為是一種前進性的“自強不息”,如《康齋日記序》中所說“無須臾之息而天德純矣，天德純而王道出矣。”運用于治學(xué)，則以為“學(xué)之病莫大乎息。息則物欲行而天理泯矣?！?《學(xué)說》)而治學(xué)的目的又回到“致良知”,以致保持虛靜的心境，不使私欲和理智遮蔽了良知本體。就此而言，便以為程顥的“定性之學(xué)”與周敦頤的“無欲之要”在實質(zhì)上與王陽明的“致良知”是一致的，因為都說的是“戒慎戰(zhàn)兢”之功，“皆所以全其良知之精明真純而使外誘得以病之也。”(《贈廖日進》)
集中詩歌多贈答、閑雅之屬，也常有可讀之處。
該集先由劉佃匯選，董燧編次，后由周業(yè)孔覆校，周怡、宋儀望續(xù)編，后再由鄒氏后人重輯并復(fù)梓。初刊當為明嘉靖、隆慶年間?，F(xiàn)有安成佑啟堂藏版刊本，又《廣理學(xué)備考》輯有《鄒東廓集》,在第六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