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利關(guān)系是我國古代思想家議論的熱門話題之一。對于“義”,儒家孔門的解釋是“義者，宜也”(《禮記·中庸》),以恰到好處謂之義，即要求人們的言行符合一定的社會標準?！傲x”的本義是經(jīng)濟學上利益分配和再分配原則，分配公平、中正，各得其宜謂之義。私有制下，貨財分配上的不適度、不合理現(xiàn)象越來越多，思想家們便賦予“義”以倫理學上的意義，使之成為道德規(guī)范上的與“利”相對立的一個概念。而“利”則是指包含物質(zhì)利益在內(nèi)的人們的切身利益，春秋以來主要是指貨財之利?！傲x”、“利”關(guān)系講的是人們的求利活動與人們應遵循的社會活動行為準則的關(guān)系。
中國古代思想家在義利關(guān)系上主要有三種基本態(tài)度，一為先義后利，一為尚利，一為義利并重。其中對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是儒家先義后利的義利觀。由于這一觀念符合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的要求，得到封建國家的倡導、推廣，在長期的封建文人士大夫文化教育的影響下，它逐漸成了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也成了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思想的一條基本原則。
儒家主張先義后利，而不是不要利。不論孔子，還是豐富發(fā)展孔子思想的孟子、荀子，他們對個人的求利都曾予以肯定；對物質(zhì)經(jīng)濟利益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他們都有極為充分的認識。如孔子就認為每一個人的內(nèi)心深處都希望生活富裕，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里仁》)。并直言不諱地說：“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如能致富，不論多么低下的事情都可以做。只是這種致富必須合理合法，合乎“義”的要求，即“見利思義”、“義然后取”(《論語·憲問》),“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這就是說，在義、利關(guān)系問題上，孔子等先秦儒家是先義后利的，即重義而不忽視利，并不是重義輕利，更不是只講義不講利。
與孔子等的先義后利不同，齊文化表現(xiàn)了明顯的崇尚物利的傾向。他們認為，人的本性是求利，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性?！豆茏印ば蝿萁狻分姓f：“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無擇也?！睘榱烁粐鴱姳?，齊人便注意順民，而順民便要從民所欲。因此，在經(jīng)國時，便不得不“通貨積財”,“與俗同好惡”,注重物質(zhì)生產(chǎn)，追求物質(zhì)財富的獲取。管仲治國理財，亦“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guān)稅譏而不征，以為諸侯利”,使齊國的經(jīng)濟得到發(fā)展。
管仲本人便以尚侈聞名，他最初輔佐齊桓公時，曾提出三個條件，一是“賤不能臨貴”,二是“貧不能使富”,三是“疏不能治近”,可以看出他對奢侈與富貴的向往。他還曾要求人們吃那些味道最好的食物，欣賞那些韻律特別動聽的音樂，蛋類要先在上面畫上圖畫之后再煮了吃，木柴要先雕刻成美麗的藝術(shù)品再燒，這就是《管子·侈靡》所謂“嘗至味而，罷至樂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爨之”。這種尚侈思想在《管子》的《侈靡》《乘馬》《事語》《乘馬數(shù)》等篇中都有明顯體現(xiàn)。他的尚侈思想在中國古代是較為罕見的。
與管仲相反，晏嬰則崇尚節(jié)儉。齊景公在生活上追求奢侈豪華，晏嬰就加以諷刺。在當時國勢日衰而侈靡之風日熾的情況下，晏嬰的省刑節(jié)儉主張，乃是考慮了物質(zhì)財富的多寡對國家前途命運的影響。后來，田齊統(tǒng)治者在與姜齊勢力爭奪政權(quán)的過程中，也是從齊人重物利的觀念出發(fā)，以“大斗出，小斗進”的策略，爭取人心，獲取了民眾的廣泛支持，最終達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齊人重物利，但并不是不講義。如同孔子等儒家重義不輕利那樣，齊人重利也不輕義。有人認為齊文化崇物利卑義禮，這實際是一種誤解。齊人追求物利，是因為他們既懂得倫理道德對社會的重大影響，又懂得物質(zhì)利益的決定作用。當初管仲與鮑叔同做生意時，管仲“分財利多自與”(《史記·管晏列傳》),是因為管仲當時家庭貧困，需要贍養(yǎng)老母；管仲當政后倡導奢侈，其目的在于激勵生產(chǎn)，使百姓富足，以便更好地穩(wěn)定政權(quán)，治理國家?！豆茏印芬粫芯投啻握撌觥皞}廩實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認為：“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一日違也”(《管子·侈靡》)?！耙率匙悖瑒t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管子·禁藏》)?！懊褙殑t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匱不足”(《管子·八觀》)。這可作為齊人重視經(jīng)濟發(fā)展和國家富足，講究實際物利的最好注解。
齊國的政治家、思想家也都強調(diào)“義”,將“義”、“仁”、“禮”等擺在與“利”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姜太公曾說：“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而在強調(diào)“利”的同時，他又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c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統(tǒng)治者不“仁”不“義”,就會喪失百姓，乃至喪失天下。
《管子》更加重視禮、義等倫理在治國安邦中的作用?！豆茏印つ撩瘛菲谡撌鲋螄蚊竦脑瓌t與經(jīng)驗時，開宗明義地提出了著名的“四維”說?！八木S”即“禮”、“義”、“廉”、“恥”,認為這乃是維系國家生死存亡的四條綱紀，國家“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砂惨?，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這里的“禮”與“義”乃是道德規(guī)范的核心，《管子·五輔》對禮、義有明確的解釋，認為禮有“八經(jīng)”,即“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義有“七體”,即“孝悌慈惠，以養(yǎng)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jié)。整齊撙拙，以辟刑繆。纖嗇省用，以備饑饉。敦蠓純固，以備禍亂。和協(xié)輯睦，以備寇戎?！倍Y的規(guī)定涉及到了社會倫理的各個方面，義則為防止叛離與爭亂，有效抵御貧困、寇仇、饑荒等等做了細致的考慮。禮與義是相互聯(lián)系的，禮對等級秩序的嚴格規(guī)定是義的行為準則，義是人們對國家和社會的道德義務，義要求人們不超越禮的規(guī)定，不用非正當手段去謀取私利。禮、義之外，人們還要自覺以廉恥來約束自己?！傲槐螑海瑦u不從枉”,認識和了解廉、恥，就不會故意掩飾過錯，不會去做不應該做的事情?？梢?，廉、恥是指人的內(nèi)心的道德情操。人們懂得了廉、恥，也就能更好地發(fā)揚禮、義了。
總之，齊人尚利、重利，但決不輕視義，他們對于義和利都是同樣重視的。利為義的前提，義對利有一定的依賴性，但義不是利的簡單反映，如《管子·侈靡》篇中說：“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就是說“甚富”和“甚貧”都可能對社會道德產(chǎn)生不良的影響。所以，齊人充分認識到，人民富足固然十分重要，而喪失禮、義、廉、恥同樣十分危險。就這一點而言，齊人的義利并重與孔子等先秦儒家的先義后利并沒有本質(zhì)的差異，只是相比而言，齊人比先秦儒者更加尚利而已。在我們今天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的特殊歷史時期，齊文化的義利并重的價值觀念，無疑更加具有現(xiàn)實的啟發(f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