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研究著作。十卷。清蔣驥撰。蔣驥(1678?—1745)，字涑塍。武進(今屬江蘇)人。自幼苦讀，學(xué)問淵博，經(jīng)史子集無所不通，每為時輩所稱譽。但老于諸生，困于場屋，與舉業(yè)無緣，以至疾病纏身而死。《山帶閣注楚辭后序》自敘身世頗詳。他盡其畢生之力，以窮愁潦倒之身研究楚辭，故會心特多。

此書由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卷首，包括兩篇序言、參考書目、屈原本傳、《楚世家》節(jié)略，以及五幀地圖。第二部分注釋屈原作品六卷，自宋玉以下的作品不錄。第三部分為《余論》二卷，記錄作者的研究心得。第四部分為《說韻》一卷。

卷首內(nèi)容頗有意義，體現(xiàn)了“知人論世”的精神。作者將屈原所處的時代與屈原的身世遭遇、作品緊密地結(jié)合起來考察，考證了作品的寫作年代和先后次序，特別是繪制了五幀地圖，推定屈原的放逐路線，都有助于人們理解屈原的作品，探索其行蹤。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所注即據(jù)事實之年月、道路之遠近，以定所作之時也。雖穿鑿附會所不能無，而征實之談，終勝懸斷?！?/p>

注釋部分，只注屈原的作品，此外一概不收。他將《九歌》的《湘君》、《湘夫人》合為一篇，《大司命》、《小司命》合為一篇，把《招魂》和《大招》都歸入屈原名下，以為《招魂》是屈原生而“自祭者”之自招之詞，而《大招》則為屈原招懷王之作。不泥舊說，自有見解，精神是好的，然而說《招魂》為原之自招，《大招》也是屈作，則仍待商榷。作者注書自有原則，頗值得稱道。他說：“凡注書者，必融會全書，方得古人命意所在?！惫仕粌H解釋字詞的音義，且注意層次段落之間的上下聯(lián)系與字法、章法。如注《離騷》，在“豈余心之可懲”下曰：“民生四句，總承篇首至此之意而結(jié)之，以起下文，實一篇之樞紐也。蓋始之事君以修能，其遇讒以修姱，其見廢而誓死，則法前修，即欲退以相君，亦修初服，固始終一好修也。自此以下，又承往觀四荒，而以好修之有合與否，反復(fù)設(shè)詞，而終歸于為彭咸之意?！庇衷凇队嗾摗分心槌觥峨x騷》中用“修”字之多，曰：“修字凡十一見，首尾照應(yīng)，眉目了然，絕非牽強之見?！碧峋V挈領(lǐng)，抓住了《離騷》的關(guān)鍵詞語，引導(dǎo)讀者深入理解作品的內(nèi)涵。在解題釋意方面，蔣注時有新意。如釋《懷沙》篇名為“寓懷長沙”之意，與“哀郢、涉江同義”，“沙本地名”，“即長沙之地，汩羅之所在也”，此說雖本于李陳玉，然經(jīng)蔣驥加以發(fā)揮闡述，影響深遠，令楚辭研究者矚目。近人游國恩贊曰：“蔣氏之論核矣，誠足以破千載之惑！”(《讀騷論微初集》)作者不同意舊注所編排的屈賦諸作次序，提出自己的見解，曰：“竊嘗以意推之，首《惜誦》，次《離騷》，次《抽思》，次《思美人》，《卜居》，次《大招》，次《哀郢》，次《涉江》，次《漁父》，次《懷沙》，次《招魂》，次《悲回風(fēng)》，次《惜往日》?！彼J(rèn)為自《惜誦》至《卜居》作于懷王時，其余作于襄王時，“若《九歌》、《天問》、《橘頌》、《遠游》，文辭渾然，莫可推詰”，其說可供參考。但他卻并未按自己的意思編排，而是“目次則仍其舊，以存疑也”。這種做法既尊重舊本原貌，又提出個人的見解，有利于讀者自己比較判斷。

《余論》部分“駁正注釋之得失，考證典故之異同”(《四庫全書總目》)，有許多精辟的分析和獨到之見。如朱熹反對王逸“攝提”為“攝提格”之說，以為“攝提”是星名，作者一方面同意顧炎武對朱熹的批駁，同時加以補充說：“古人刪字就文，往往不拘，如《后漢書·張純傳》：‘?dāng)z提之歲，蒼龍甲寅，時建武十三年’。逸尚未生，已有此號，可知攝提為寅年，其來久矣。”所引材料確鑿無疑，朱熹之說更加站不住腳了。又如對“媒理”二字的解釋，反對舊注，指出二字同義。謂：“理，媒也。《離騷》‘吾令蹇修以為理’、‘理弱而媒拙’，《抽思》‘理弱而媒不通’，《思美人》‘令薜荔以為理’，皆指行媒之使言。王注為理，謂分理禮意，朱子又云為媒以通詞理。五臣注理弱，謂道理弱于少康；朱子亦因之，皆未考而強為之說也?！逼湔撋钪锌萧?。

篇末《說韻》一卷，《四庫全書總目》評其優(yōu)點是“引征浩博，中亦間有可采者”，缺點則是“列通韻、葉韻、同母葉韻三例，以攻顧炎武、毛奇齡說”，“不究同異之曲，但執(zhí)一二小節(jié)，遽欲變亂其大綱，亦非通論”。

書中也有望文生義的缺點，如說《九辯》是“九州之物，皆可辯數(shù)”，以為《招魂》“卒章云‘魂兮歸來哀江南’……哀江，即汨羅之所在……又《長沙湘陰志》云：‘哀江在縣南三十五里，正與汩羅相近?！讨渌?，乃言哀江之南。’”這樣解釋，不僅有害于優(yōu)美詩句的完整性，而且離題萬里，令人費解。

較好的有《四庫全書》本，通行的有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排印本。